我读书都是读自己。或是读自己的过去，或是读自己的未来，或是读自己的梦想，或是读自己的荒唐。有时也读自己的亲朋，读自己的身体，读自己的心情。

也许是因为武汉离我的家乡很近，气候风土环境都相似，也许是因为我曾多次途经武汉并在武汉小住，对武汉有一种熟悉的亲切，也许是中所写的那个知识分子大院和我家所在的学校情景有些类同，也许是主人公的经历和心理与我在父亲回忆录中所读到的相近，也许是我小儿子的天真活泼与书中的小孩一样，反正我读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时，感觉就像走在故乡的小路上一样，放松与亲切。

乌泥湖是长江三峡大坝设计院的所在地，设计院的家属院也在此。丁子恒是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有妻子和三个儿女。《乌泥湖年谱》记得就是这一家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七年的经历和见闻。十年间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大饥饿和文革初期。丁子恒，十年前是信心十足意气风发，十年后已畏首畏尾胆战心惊。精气与胆气是一丝丝地从身体中给抽走的。一丝因好朋友加好邻居由一句话被打成右派而遣回原乡务农给抽走了，一丝因院长被打成右派去工地做饭给抽走了，一丝随检查而去，又一丝随学习体会而走，还有那一丝丝随诗友话友的批斗，告发，反目，死亡而去，又有多少在表态和大字报中化为乌有。看到书的结尾我忧心忡忡：会有文革十年，还有文革后多少年，这一家会怎么样？

书中所写的十年大部分时间我未出生，也就是没有经历。但还是有感受的。不要说像朱镕基这样当过右派又再风光无限的人，就是我的导师也曾当过右派，后来虽然没有找回大部分失去的，但曾经的“右派”称号在后来人眼里还是给他途上了一层光晕。可是有多少人却因为这个称号失去了人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再也不能找回。记得中学里有一个“右派”，我见到时是一个农工。常见他端个碗蹲在茅屋前吃饭或是扛把锄头下地，从未见他脸上有任何表情也未见他和任何人说过话。我当年对他没有一点同情也没有一丝怜悯，只是把“右派”和这样一种表情这样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了。他于我是没有过去的。后来父亲的一个同事常来找父亲商量单位建筑的事，只觉得他不善言语有些木讷。听父亲说才知他曾是同济建筑系毕业生，“反右”时成了“右派”。右派劳动时与从天津大学建筑系学生中打出的“右派”结了婚，两人相依到七十年代才平反，可妻子已经不住磨难而精神失常。他便时常要到各处去把做“疯狂”举动的妻子拉回家照顾。据说他早年由孤儿而为国民党官员收养的经历是颇传奇的。再后来从父亲回忆录中知道我父亲也是为躲避成为“右派”而离开大城市，离开专业，离开风光的生活，就感受良多了。

有了这些见闻之后再读《乌泥湖年谱》，那一字一句的意义便分外惊心动魄。丁子恒一家却是出奇地平稳。十年中，一家人没有一个有过稍大的坎坷。但是，他们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在不停地一步一步缩小。他们可与之谈心的人一个一个倒下，他们谈话的安全感越来越少，他们可做的事越来越少，他们的居住空间也越来越小，他们的衣食选择也越来越少。他们似乎是平安，可这平安已不是那平安。

方方的文字与叙述也与丁子恒一家一样平稳，我读来的感觉只有一个词，从容。不论怎样的局势，都是一人一事一月一日地进行着。而血淋淋的历史就在这平常个人日日经历的事情中展现。其实，历史本就如此。无论你怎样惊天动地，也只能一日一日地书写。

我读《乌泥湖年谱》，从容地阅读，从容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