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数九寒天，朔风呼啸，人们都不敢把手直直的伸将出来。

有个大队人马从京都坐上火车，奔赴农村劳动锻炼，这是上面的明文规定，干部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我是这大队人马中的一员。

县府为欢迎大队人马，叫县豫剧团少年学员班在县礼堂演了一出古装戏，戏名我记不得了。一个旦角扮演者大概才十一、二岁，她有一句唱词我听得明白：“奴是皇宫一枝花。”这么个女孩唱这么个词，加上她做出的那副眉眼，却都让我觉得很有趣，也很滑稽。

我坐上牛车，从县城到我被分配去劳动的那个村，十八里路伊呀伊呀摇幌了一个下午。傍黑时分，村头响起锣鼓和鞭炮，一群漏着小鸡子小屁股，脸蛋冻成红红的伢儿，追着牛车奔跑。我和我四位同事被迎进了这个陌生的却要成为我的家的村子。

五个人分在五家住，我住进了农业社社长的家，同这一家人实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一个五口之家，三个兄弟一个妹妹，上有守寡的母亲。

第一顿饭由社长陪伴着在炕头上吃。大娘端上由粗白布包裹的三两张烙得焦黄的白面饼，一盂小米粥，一碗素炒白菜。我因为正在长最后的那颗智齿，把牙床拱红肿了，只喝了一碗稀粥，夹了几筷白菜，便放下了筷子。

第二天早饭，也由社长陪着，也在炕头上吃。当大娘端进来时，我说：“大娘，不能再把我当客人待了，我是来锻炼的，实行三同，同你们吃一样的饭食，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可以另做了。”大娘门牙已经掉落，说话有点漏气，她说：“是吃一样的，不另做。”说时，她端上我一时辨不清什么为主色的窝头。经过一夜的休息，也吃了点消炎药，这牙床红肿消退了许多，昨晚吃得少，肚子已有饿感，我拿起一个窝头咬了一口，随即粉碎成满口，我用牙和舌合力让它滚翻几匝，欲辨认其成份组成，菜是主要的，搅和在菜中是一些与菜不亲和而且本身亦无能团聚的东西，肯定不是玉米面，白面更是不可能，想来准是糠麸。我咀嚼几下后往下咽，却得不到食道的配合，拒绝它的进入。此时此刻，我警示自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改造自我始于咽下这口糠菜窝头，在此强烈愿望下，并在几大口稀菜汤的护送下，这才咽了。

此时此刻，我记起一个星期前，负责处置下放劳动的一位处长在动员大会上说的话。他说：“你们去的地方我亲自去考察过，是小麦主产区，那儿的农民尤其这几年合作化生活提高了，主粮就是麦子这面粉，主食花样变着吃，馒头、烙饼、面条、花卷……不用我说了，老乡给做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过，吃惯大米的南方人，可得将就些了，我相信你们会慢慢习惯的，大米能做出这许多花样吗？说不定你在那儿吃惯了面食，再也不想吃米饭这死食了。”可是，今天，来了这儿的第二天，面对却是如此的事实——吃糠咽菜。

此时此刻，我想起昨晚白白的没有吃用那两张烙得焦黄焦黄的烙饼，后悔之情难以言表。

这天中饭，就不是坐在炕头上由社长陪伴吃了，而是同这一家人一样，用一口大海碗自主地从锅里舀一碗稀的——菜加些许小米，再从扑箩里掏一个糠菜窝头，同三兄弟一道，蹲在街上那棵高大的皂夹树下，咬一口，喝两口。这里有这样的习俗，男人在街上或场院的大树下进食，女人则只可以在屋里。

从日后的逐渐观察中，得知我这个家的基本状况，社长排行老二，他整天忙碌在外，不是乡里开会，就是区里的三级干部会，或者到外乡参观，参加什么现场会，都是自带干粮，成天价骑着飞鸽自行车东跑西颠的，晚上还要开社里各种名目的会，如民兵会，治安会，生产会，经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家，好在门上有秘密机关，不用叫门，不搅扰家人。老大曾当过志愿军排长，复员回乡务农，他少言寡语，淡泊世事，从不提过去，也不展望往后日子，只知道下地干活挣工分，饲养自家那口猪和几只白兔，下地回来总带回一筐草。老三去年初中毕业，在邻村当小教，已订下亲事，可能年底完婚。中山装上插一枝钢笔，在这里说亲成功率较高，老大老二将眼看老三娶进女人，而自己还苦熬单身日子。我未曾见过小妹妹挎上书包上学，可能小学已经读完，现伴着母亲做些针线家务，偶尔也出出工，挣点工分。我猜想她在母亲言传身教下，人生定位是找个好婆家生儿育女，有文化没文化没有多大关系，识几个字就说得过去了。

我每天跟随我称之为大哥的老大下地。

我在大树下喝足了两海碗稀菜粥咽下一个菜糠窝头后，依旧照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去眯瞪一小觉，却被一泡尿憋醒，待这泡能持续足有一分多钟的尿撒了出去后，立刻觉得肚子已经空荡荡的了。这时，上工钟响了，大哥招呼我抗着锄头出门，先在街口把小队要出工的大大小小的全劳力半劳力等齐，这大约需要四、五袋烟甚至七、八袋烟的功夫。

到了地头，队长交代了今日的任务——锄地保墒，大家便就地歇下，半大不小的小子抓紧这时机打闹一番，闺女们聚在一起比试好看的发卡，娘儿们都带来活计纳鞋底，汉们拔出束在腰间的烟袋，先抽上两锅，过足了瘾有的索性歪靠在塍上闭上双目尽情享受阳光的热能恩赐，不一会儿便此起彼伏打起小呼噜。队长也不例外，待他睁开眼睛见日头西斜了，喊了一声：“干吧！”大家随声起身，收起烟袋和鞋底，在垅头一溜儿排开，锄将起来。

我是新手，更是笨手，不用多一会儿，就被人家远远落下一大段，而锄在最前头是一位姑娘，她叫蔻儿。

队长常常回过头来，检查各垅质量，看有没有把好苗锄倒的，有没有杂草未锄掉的，有没有干得凑和事的。检查出问题最多的一定是我锄的那一垅，他为我作了补救，而对别人他会大声叱责：“宋华堂，你像话吗，干出这什么活，你存心要我扣你的分。……”我从未听见队长对蔻儿喊过。

我听大哥说，蔻儿住在街口那个前院，是富裕中农的闺女，她干起活来泼辣麻利，地里活不少男子也比不过她。

可是，晚上去小队牲口屋记工分，蔻儿只记四分，四五十了的老娘们也都能记个六七分。男子壮劳力可以记到满分十分，大多为八九分，男孩也可记到五六分。我为蔻儿不平，我问别人，别人说：她家底子厚，有存粮，吃精料的小驹子当然干得欢，光吃草料的自然比不过它，所以还是按照小闺女这一档给评四分，她才十四。

蔻儿心里不服，努着嘴接受这四分。她做不来耍滑，干活照样干在头里。

六月麦收，早上三点上工，我听到打钟，迷迷瞪瞪的起床，恍恍惚惚的走向地头，我先是学人样弯腰割，不一会儿就腰酸背痛，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只好蹲着割，又转换为跪着割，最后不由自主地爬着割。待天明亮时，我爬起来一瞧，蔻儿已割到尽头再折了回来，与我对面相遇，我对着她苦笑一下，表示惭愧的心情。蔻儿放下镰刀，过来手把手教我如何拿镰刀，怎样使劲才省劲又得劲。我照她教的去做，果然感觉舒服多了，并从中悟出胳膊与腰腿的和谐配合，领会掌握动作节奏的奥秘，节奏才使劳动产生美。十四岁的蔻儿是我无言的老师。

但是，我今天还只能爬着割，因为我太缺乏体力，这是和谐、节奏的基础，而这绝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练出来的。

麦收这几日，队长给蔻儿多记了几分工分，是奖励的意思。过了麦收，她仍旧四分。

 (36)

同我在一个村里劳动也是我的同事王世英脸色阴沉着，让我看看他妻子的来信。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什么事说与我听就行了。

他坚持要我看，并说，你看了就知道。

王世英下放前才结的婚，他一下放，新婚燕尔便劳燕分飞了。分离才这几日，有什么事非要让我知道，而且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

去年夏天，记不得哪一天了，我同王世英一同如厕，各蹲各位，彼此有隔板隔着，私是隐了的，却可以小声交谈。我问他有了对象没有，他丧气地回答，在哪儿哪儿啊！找不着。我安慰说，着什么急，会有姑娘抛给你绣球的，不至于白长这大个儿。他说，他都已二十七了，能不急？

这是我后来听说的，这年秋天，王世英一天清晨在龙潭湖畔林中散步，见一姑娘也是为了散心，也在这树林中闲步。第二天清晨，他又去林中散步，仍见着这位姑娘闲步。以后，他天天去，天天见着。

这一男一女，就在天天的有心树林散步中，从点头相视嫣然一笑到开口一两声问好，渐渐的驻足说话，渐渐的相约看电影，最后，姑娘把王世英带到家中用饭，她妈下厨烧的糖醋鱼和红烧排骨，并烙了几张王世英最爱吃的葱油饼。

这一片树林可以见证，这位女小学教师与这位编辑的相知相熟及至身心结合，是无人中介无人穿针引线，完全契合阴阳平衡之天理，从而摭得琴瑟和谐，沉湎于爱河之中，我再也听不见王世英“我都已二十七了”的燥热呼喊。

我们刚住进村里时，王世英住在我斜对门的支书家，因为这家从抱手吃奶到十四五的孩子共有八个之多，他同一大群孩子挤在阁楼上，太吵闹，也挤不开，因此，搬来与我同屋，饭仍在支书家同吃。

每天晚上，王世英总是埋头在煤油小灯下写信，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当我走动经过他的身旁时，他便用胳膊掩住信纸，生怕漏出一二被我瞧见。而我也确有斜眼偷看的企图，一是出于莫名的好奇心，二是想抓点笑料，在他“进犯”我时作为“反击”的武器储备。可是我却说：“谁看啊！你当我多爱看那些破事，不就是结了婚，就稀罕啦！”

每当王世英接到妻子来信，不知要看多少遍才够，接到时起码看两遍不说，午睡前再看一遍，晚上钻进被窝里了，还就着煤油灯微弱的亮光又看一遍，看完塞进枕头底下才放了心。第二天起床，先把信掖进衣兜里才去整理床铺。

可是，今天，王世英却非要我看他妻子来信不可。

我只好看了，一看把我看呆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是这样的一封信：

最最亲爱的世英，我拿起笔，泪流满面，真不知道怎样把信写下去，真不知道我怎样开口，告诉你我的不幸命运。

亲爱的世英，我的亲亲，我被定为右派分子，当支书在大会上宣布这一决定时，我当时觉得天旋地转，全身出透冷汗。我真没有出息，受不住这命运的捉弄。我与你从认识到结合，不到半年时间，却得到无限的幸福，而我今天却没有能力把这幸福留住。右派是敌我矛盾，我不能连累你，我的亲亲，可我又不能没有你。我的亲亲，你相信我，我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把我碾成粉末，也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反骨。解放以后，我从心底喊出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只不过在反复动员鸣放下，才在教学业务上提了些意见，可能说得过份了些，也可能把我对某些人的看法形成的情绪，掺杂进意见中，因此有片面或者说偏激的地方，但怎么就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压在我的头上呢？我的亲亲！我恨不得插翅飞到你的身边，向你诉说我的衷肠，我的委屈，我的心声。我的亲亲，右派这顶帽一戴上，再也没有前途了，我当不成教师了，孩子们不会容忍一个右派当他们的老师，可能天天挨批判斗争，我怎么办，我的亲亲，亲亲，你还能像以前一样待我吗？你还能同我在一起吗？这可能影响你的前途，这又让我不愿意。我的亲亲，我很乱，我写不下去。……

我读罢，紧合着嘴，紧锁眉头，片刻，对王世英说：“这样吧，你回去一趟，不声不响地走，谁也不说，时间不可太长，三五天至多一个星期，我可以应付。你现在动身，快步一个小时可到县城，赶上火车，明天一早能到，快走吧！”

王世英走了两天倒是没有人问起。第三天，我在下工的路上，看见朱秀敏正在路边蹲着用筷子一粒一粒夹住羊粪蛋往信封里装，她也是同我一块儿下放劳动，见我扛着铁锨走来，直起腰问我：“这两天怎么见不着王世英？”

“又不在一个小队劳动，出工早晚不同，当然见不着。”我应着，并随即把话题引到眼前的羊粪蛋上：“这么捡，一天能捡多少？”

“是捡不了多少，我是用这行动带动老乡对积肥的重视。”她嘿嘿地苦笑着，我也跟着嘿嘿了两声。

朱秀敏比王世英还大十来岁，四十出头了。她来到这村没有几天，便对农业社的工作有了一肚子的看法，首先是不重视积肥，不建造不使人粪肥流失的厕所，任人随便大小便；开会没有中心议题，不知道解决什么问题，开到哪儿算哪儿，常常成了张长李短的神聊。她说，开会是浪费功夫，不如在家睡大觉。

由于看不惯这里许多事情，又没有人听她的意见，所以天天气哄哄的，好像大家都该她什么似的，用筷子捡羊粪蛋许是一种发泄。

王世英回来了，也是悄没声的，他在妻子身边待了五个昼夜。我见了他，只问：她情绪稳定了些吗？他点点头。

晚上，屋里只有我和他两人，他从挎包里拿出饼干一包一包数着递给我，一共二十八包，“我替你买的。”他说。

二十八包饼干！在此地此时，这是迷人的食品，这是惊人的数目。我双眼顿时发亮，轻声惊呼道：“二十八包！”

我说：“我给你粮票。”他说：“算了，算了！小仝给的粮票。”

我把饼干装进圆桶形帆布行李包里，留出一包，上了锁，心想：“省着吃，今晚先吃一包。”

一包也就六片，我心满意足地睡下，可挡不住放在枕头边那行李包里香脆可口的诱惑。这行李包口即使上锁仍是宽松的，可伸进手去，小包饼干正好能够钻出。我拽出一包，吃了总自我告诫道：“再也不吃了。”可是，刚把嘴里的残渣舔咂完毕，马上生出“再来一包”的奢念，那只手不由自主地再一次伸进行李包口。如此这般，一包又一包，竟把这二十七包彻底干净地扫荡完毕。我真不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意志力，是顽强还是脆弱。

王世英不像以往每晚的任务就是专心写情书，改为一周一封，而且不再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不时表露幸福的微笑，至多一张纸就能收笔。我估摸着，在这次会见中，彼此有个默契，考虑小仝的处境，信少写、写得少为好，反正心已交了，不在乎表面上的花花草草了。

 (37)

叫我当农业社副社长，我不知道这是乡里的意思，还是农业社支书只这么一说。这儿倒是不讲究这么多，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个下放干部是写在正册中还是打入另册之人。

我在村里已呆了三个来月，据我的观察体验，这农村的事别太当真了，干得了干不了只要上头说行，不会有人说什么的。我又不在社里拿工资，损害不了社员利益。这样，当就当吧！

支书对我说，你当的这个副社长，就管管除四害和积肥吧，附带把种猪约克夏配种的事也过问过问。

我问支书：“四害是哪四个害？”支书也说不上来，他说是副支书去开的会。

我问副支书，他说开会是说了的，他没有记住，可能有老鼠吧。可这老鼠躲在洞里怎么除，除不除也查不出来。“算了，你把村里树上鸟窝捣了就中啦！”我说：“凡是鸟都是四害吗？”他想了想，说：“乌鸦准是，它太晦气了。喜鹊窝先不捣。”

除四害的事我问了个大概后，我又去找支书。

“支书，这积肥的事该怎么抓？”我问。

“开个社员会，你说达说达，叫大家有屎有尿上厕所，别到处乱屙胡撒的；让各小队在街上修个厕所。”支书教了我抓积肥的办法。

“随便大小便主要在下地干活时候。”我说。

“这没事，撒在庄稼地里不就积了肥了吗？”

“这种猪的事怎样过问？”我总想把我分管的事问个清楚。

“种猪有会计照料着，你不去过问也没事。”看来不用我操心约克夏。

社员会都在晚上开，有的社员都睡了一小觉才来，所以总要等到十一、二点才开得起来。我按预先准备好的稿子，讲解肥料对农作物成长的重要作用，讲述人粪肥在肥料中的地位，附带还阐述建造厕所是农村卫生和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可是，我讲得最起劲底下呼噜声却响得最为热闹。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我用当地的一句谚语期望能引出几声笑声，提起大家的精神，“种地种到黑地头，兴媳妇兴个大屁股。”不仅引不出一声笑声，而且呼噜呼得更响。这阵阵呼噜闹得我再也没有兴致讲下去，只得草草收场，觉得自己这个副社长当得很没有面子。

捣毁鸟窝的事我同我的住户大哥商量，看他能不能办得了。大哥说，干什么捣毁鸟窝？还说，矮些的树好说，高树谁也爬不上去。我说，我可以给他记工分。大哥没有说话，不知道他承应不承应，我却已感受到他的不情愿，不好意思再问。

我怕副支书问起捣鸟窝的事，可过了好些天并没有问起，可能忘了。这事便这样过去了，村上的乌鸦有幸躲过这一劫。

农业社办公室设在祠堂里，平日只有会计坐在那里拨弄算盘，算算写写。种猪约克夏的猪圈搭在祠堂东北角，四里八乡的养猪户把需要配种的母猪往祠堂里赶。

一天，我来到祠堂，正好有一位老汉赶了一头小母猪等着配种。

我一看这头小猪不过十来斤，就问老汉：“这是几个月的猪？”老汉说：“四个月了。”我很不以为然地说：“这么小的小猪，就给配种，这太……，不行，不给配。”老汉笑着说：“不算小啦，都发情了。”我坚持己见，说：“什么发情不发情，四个月的小猪就要配种，你也太心急了，不行，不给配。”

老汉急了：“我是赶了四十来里路来的，就看上这头约克夏能让我抱上几只猪娃，得几个钱。”

我说：“你得让它长大些，至于这么等钱用。”

老汉说：“可不是等钱用，小闺女等着办嫁妆呢！”

我一时不知再说什么为好，正好这时会计来了，他不声不响的把约克夏从猪圈赶了出来，老汉赶忙嘴里“啰啰”着，把小母猪往约克夏身边赶去，企图启发小母猪性的觉醒，能有主动的行为表示，不料它一见约克夏这庞然大物，便吓得嗷嗷地四处乱窜乱钻。约克夏出了猪圈，只顾用嘴在地上东拱拱西拱拱，可能因为小母猪未长成没有魅力可言，也可能因为日日见多了不以异性为稀罕，总之它对于这头小母猪根本不屑一顾。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会计和老汉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敬酒不吃吃罚酒，收起和颜悦色，不讲方式方法，来个强制手段。老汉紧紧摁住小母猪使它四足动弹不得，会计尽全力把约克夏拖将过去，将前腿举起，好在约克夏做此营生经年，能够领会会计的心意，不作有力挣扎，并较快地进入角色。从它微闭双眼的神态看，没有十二分也有七八分的投情。总之，它还算听命并且规范地做了它应做的动作，真是不辱使命。完事后，约克夏还在气喘吁吁，小母猪却躲到角落里不敢出声。

老汉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抖抖的把布包一手一手地打开，把那张纸币——只够配一次种的钱，交付给会计。

老汉在心里算计着，如果此番怀不上，瞎啦！如果怀上四胎，赚了；怀上八胎，大赚了。会计也算计着，一天能配上一次，少赚；两次，多赚；三次，大赚；四次，不能够，还得维护约克夏身子骨。

老汉赶着小母猪告辞了。

会计像是对自己说，也像是对我说：“来配种的，都给配，管它猪大小呢，管它配得上配不上呢。”

我这才知道刚才多嘴了，多事了。

过问过问也大可不必如此多嘴多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