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在家庭如此极端困顿的情况下，我居然突然向父母提出报考大学的愿望，父亲先是一惊，然后仰望天花板沉思好一会才说：“这也好，我倒是赞成你这样的想法，是应该把目光放远些。出去吧，别困守在这个穷家，只是这盘缠没有着落。……我想想，我总要设法筹划给你的。”说着，眼睛显然湿了。

父亲研墨提笔写了一封二页八行信纸的信函交与我，让我去找他的挚友潘老伯。

潘老伯家在离太平三十多里的淋川镇，开一爿绸布店。

我红着脸，将父亲的手书交与潘老伯，他随即展读，读着读着，泪水不自禁地往下滴淌。放下信笺，潘老伯长叹一声，一面招呼我坐下喝茶，一面轻声对他站在近旁的儿子说：“今天卖了多少，有没有二十圆，不够的话，再凑一凑。”

当我从潘老伯接过二十枚“袁大头”，也鼻子一酸，泪如泉涌。

潘老伯留我过夜再走，我说为了让我父亲早些知道老伯解厄济困的情谊，还是当日赶回去为好，老伯称道我的懂事。

当老伯知道我是从太平走来的，马上命他儿子去河埠头讨一只乌篷船把我送回太平，他说：“你年岁这么小，身子骨还嫩，一天爬岭来回走七十多里，太吃力了，要伤身子的。”

乌篷船老大摇橹发出极具节奏的伊呀声，两声伊呀中停顿两拍，这伊呀，这停顿，串起来给了我无可抵挡的催眠力，我先是眼皮发粘，后是两肩抗不住脑袋，东倒西歪，最后倒在船板上呼呼沉睡。我飘飘悠悠飞到县后山的山坞里，遇见常乐寺主持可涤法师，法师将我引进常乐寺大雄宝殿，与我一同向佛祖跪拜，法师还为我敲着木鱼念诵金刚经。

在橐……橐……橐的木鱼声中，我从船板上欠起身来，乌篷船已在太平的河埠头靠岸。此时，月上东山，我踏着月光，揣着二十大洋回到家中。

第二天，我没有告诉家人我要去什么地方，独自漫步登上县后山常乐寺，这是一条我走熟了的路。

常乐寺山门紧闭着，我敲了几下，无人反应，我自忖可涤法师定在寺后山头劳作，我沿小径寻去，果然法师捏一把小锄弯腰在蕃莳地里锄草，听见我喊法师马上直起身子，放下地里未完毕的活计，用粗糙的手拉着我的手，走下山坡，开了山门。我告诉他，明天就外出考学去，今天特地来拜佛。法师听了喜形于色，在厨房水缸舀了一铜盆清水，先自己净手，换了一盆，让我净手。从禅房取出香烛，这时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没带香烛。”他说：“不用带，都有。”

法师在大殿点上香烛，我接过一把香，闭目跪在蒲团上，作三跪九叩。

拜佛完了，我要回去，法师说了一声：“你等等！”碎步跑进他卧室，好一会儿才出来，把一块银洋塞进我的手心：“拿着，路上用。菩萨会保佑你的，也会保佑你全家的，你父亲一世都是行善的。”我没有推辞。

我也来不及做什么考前的准备，就上路了，同我一同上路的，还有三位同班高中毕业的同学。

这天，我离家时，父亲没有下楼，只在楼上藤椅上歪着。我拿好雨伞和包袱，在楼梯口站了好一会儿，不忍心上去，只哽咽着喊道：“爸，我走啦！”父亲答应了一声，隔一会儿，也是哽咽着不成声地嘱咐：“考不牢，就回来。”

弟弟妹妹们一个个揉着惺忪睡眼，刚从睡梦中醒过来拥到门口，用他们呆呆的目光表达对哥哥的深情，这呆呆的目光似乎还包含着不明白哥哥为什么要出门。我最小的弟弟才过周岁，平日里总哭着要我抱，这天抱在我大妹妹手里，不哭不闹，也不赖着要我抱，似乎明白今天不是哭着要哥哥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弟弟起得最早，不声不响踅出家门，远远地坐在街口的街沿上，等着送我。

面对这一堆的弟弟妹妹们，面对这一双双呆呆的目光，我心头倏然升起可怜他们的情感，我的走只能增加他们的孤苦无援，父亲已经丧失扶养这么一大堆孩子的能力，我就这样一走了之吗？我就该上不了游唱课吗？我就该这么惧怕那几个张牙舞爪的凶神恶煞吗？他们不过是泥塑木雕。

但是，我虽然痛苦自责，还是跨出了门坎。

我妈妈单肩扛着我出门备带的铺盖卷——一领草席包着一条薄被，吃力地迈着小脚，送我到东门外河埠头。我跳进船舱，找着座位后，向窗外寻找妈妈时，她正抹着眼泪转身走出岸边一大段，没有说一句话，我也来不及说一句话。

小火轮升火了，突……突……突响了半天，才起锚离岸，缓缓地行进在狭窄的河道上，给两岸田野添了几分活力和热气。

我离开座位，走上舷尾，看了一会儿小火轮耕出的两道波澜，然后，凝视着向着远方凝视的石夫人。

别了，石夫人！

 (23)

我别了石夫人，别了太平，别了常乐寺，乘上狭小的火轮，在狭窄的河道上行进，如此一日到了府城；转日我又乘上敞篷卡车，在高山云雾里盘旋，如此二日到了省城。我看够了省城霓虹灯的闪烁，看够了人来人往的热闹街面和一爿接一爿五光十色的商家。我再乘上我以前从未见识过的火车，在坚硬笔直的钢轨上疾驰，我听着众多的轮子滚动在钢轨上发出的磕达磕达的声响，我就在这时紧时缓的磕达声中忘情了，睡着了，歪在邻座人的肩膀上。待我醒来，火车到了东方大都市。

火车误点了，下半夜三点多才到，我在不知身在何处的迷茫中，随着人流流出了火车站。

说来让人笑话，本来我这天并不打算去东方大都市，还想在省城再呆几天，只不过同几位与我一同出来考学的同学去火车站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过去光听说这家伙像雄狮一般吼着跑得飞快，是久闻大名却从未拜见过，到了省城总是有缘相见了，哪里想到凭票入站才得相见，失望之余我只得在售票处踯躅，我想既已到此，何不打听一下去大都市要多少价钱，大都市我是总得要去的。于是，我在一售票口踮起足探上头去问：“到大都市买一张票需要多少钞票？”这位售票小姐随手卡得一声把票子打了出来递了出来，并报出票价。

本来，我完全可以申明我不过打听价钱，并不是现在就买，但是，我觉得既然人家已经卡得一声把票子打出来了，我便不好意思说不买了，说不买是对不住她的，我随从地掏钱如数递了上去。

我接过票子一看，再抬头看挂在墙上的时辰钟，糟了，再过半点多钟就开车，我傻了，呆在窗口下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同行同学提醒我，赶紧回住处收拾铺盖。为争取时间，我只好舍得讨人力车赶路，这来回双程的人力车费，够我几天的饭钱，真让我钻心的心痛，可这又是无法可想的事情。

出了大都市火车站，没有看到想像中大都市的模样，街道有点破旧，倒是路边的馄饨摊吸引了我，因为我已经十多小时未曾进食，肚子起先还能咕咕地叫，现在已经无力咕叫了。我在摊桌旁拉一张条凳坐下，学别人一样，叫了一碗馄饨和一副大饼油条。我把铺盖卷放在摊桌底下，用左脚用心地踏着，左手腋下夹着把温州油纸雨伞，腾出灵便的右手拿匙给自己喂食。我老早听说这个大都市流氓小偷到处出没，一不小心便遭不测，母亲在我出门前就口口声声念叨着：“出门在外，千万小心，马虎不得。”我把“千万小心，马虎不得”此教导落实在踏住铺盖、夹住雨伞这样切切实实的行动上。其实，都市小偷怎会看得上这顶破伞和这领草席，我这是多虑了。

父亲曾向我交代，到了大都市可以去找他的朋友林先生，他住在浦东张家湾。我吃罢馄饨，确定了今日的行动目标，找到住在浦东张家湾的林先生。

天渐渐放亮了，行人稀少，却游弋了三轮车和黄包车，我向着一辆喊：“三轮车，浦东去吗？”

三轮车夫以鄙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并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随口骂道：“入妈妈的，小赤佬，开什么玩笑！”

人家是狠狠地骂我了，我确实触了人家的霉头，浦东隔了黄浦江，三轮车踏得过去吗？

但我也确实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只感受到他没有对我作出积极的反应，算了，出门就是难。

我见到电车在站头停了下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跳了上去，我同售票员说，我要到浦东去，能坐这车吗？售票员听不明白我带太平口音的话，我得不到回话，只好在停站时跳了下来，如此跳上去跳下来，还扛着铺盖，不知多少次。

经过打手势、写纸条等手段，请教警察，讨信路人，我终于明白，到浦东必须先乘渡轮，黄浦沿江有好几处轮渡口，我终于找到一处，终于渡到浦东，终于找到张家湾，终于在这天擦黑时分，敲开了林先生住处的门。

林先生住的只有一间屋，我只能同这对中年夫妇及其六岁女儿共住一室。这对这一家人和我来说，都是只能如此了。

有一天夜里，林先生夫妇以为我已经入睡了，而我不过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而已，他俩的俏声说话都被我听得真切。

先生姆说：“也不来个信说一声就来了。”

林先生说：“可能也是来不及写信了。伏先生一向待人好，他的这小人我早听说过读书读得很用功，千里迢迢来考学，难为他第一次出远门，便能摸到这里来。”

先生姆说：“小人长得挺体面的，文文静静的，饭量也小，吃菜蔬也是很省，多一双筷子，倒是不费什么。”

我听了，放了心，起码不讨人嫌。

我把眼睛真正的闭上了，更把耳朵用被头掩上了，不管这对夫妻再有什么话语，再有什么动静，我都听不进了。

 (24)

虽然我有着相当的自信心，却未曾想到如此顺利，那么一考就考取了，而且是一知名的大学。

全新的生活开始了，一心读书的生活开始了。我是身无分文的穷学生，得到了助学金，吃饭不用掏钱了，白吃白喝还常常有鱼有肉，自习看书有明亮的电灯，一摁开关就亮，根本不用买煤油点个小灯，我当然很是满足。

不过，为家庭生活无着耽心的阴影时时笼罩在我的心头，当我坐在图书馆阅读时，当我走在宿舍和校园的煤碴道上时，当我半夜醒来时，这种阴影显得格外的浓重。我的忧伤之情常常写在我的脸上，我给同学的印象是沉默寡言。

但是，我到底远离了太平，到底同活跃的年轻人在一起。在我楼上楼下有十六张铺位的一百号宿舍里，每当晚上大家自习回来，说笑、争辩以至打闹，也会让我暂且抹去心头的阴影。

在我同宿舍里，有一位刚刚归国的华侨邬子江，瘦高个子，深度近视，如果他摘了眼镜，便像花子一样只能摸着行动了。他晚自习回来必先做的两件事，一是换上睡衣，二是打上一盆热水烫脚，全宿舍就他一人有这些讲究。他的国语讲得不很利落，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他和我说话不多，我却能感受到他对我的亲近和关心。他烫了脚就会过来对我说：“我们来摔跤吧！体育体育。”其实，他不会摔跤，我更是不懂，宿舍摆了床和一张长桌，根本没有什么空间了，所以，说是摔跤，无非坐在床沿扭打一番，无所谓胜负，闹着玩罢了，也是他对我友好的表示的一种方式。

邬子江会好几种外语，荷兰语、英语、印尼语，因此，大学只上了半年，被动员去朝鲜前线俘虏营工作。他回国的本意是求学，在慷慨激昂一片口号声中，他走上全系的动员大会讲台上，激动得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我爱妈妈，但我更爱我的祖国。”

陈光伟也与我同宿舍，他是苏北人，因为在这大都市里，剃头的、拉黄包车的，苏北人为多。为此，他总不肯说他是苏北人，有时吱吱唔唔说苏州人，虽然他用心改了苏北口音，却学不了吴侬软语。他进进出出总是有用没用的夹着一大摞书本。他眼睛并不近视，也戴了副平光眼镜，显示自己的有学问。他爱与人较劲，尤其爱争论，总要争到对方无话可说，这时，他便拍手自鸣得意，其实，有时对方无话去说是因为懒得与他争辩了。而当他辩不过人家时，他便叹口气说：“这你也太主观主义了，不可能的。”用这话来为自己寻回面子。

陈光伟对我倒还友善，从不向我挑起论辩。可是有时他的行动方式让我感到有点吃不消，譬如，他从背后一把搂住我的肩膀：“小家伙，读鲁迅的书读得不少啊！讲讲你的心得。”他的胳膊挺有劲的，搂得我生痛。有时候，他俨然以我兄长的样子，摸摸我的头：“不错，不错，挺用功的，挺老实的。”因而，我对于大家说他“老三老四”、“老茄茄”，倒是有较深刻的体会。

还有一位叫吴明的，家离大都市较近，在铁路线上，交通方便些，但他只是个把月回家一次，每次回来总带回一大瓶辣椒酱，说是他家乡的风味特产。每次吃饭他总是主动热情地舀出一勺勺分在同桌人的碗里，轮到我时，我把饭碗紧紧收缩在胸前，竭力推辞说：“我吃不来辣的，谢谢了，谢谢了！”他无论如何不肯把勺子收回，“开胃的，香喷喷的，我家乡的特产。”我只好放松推辞，在碗里接受了一勺。当我把含有辣椒酱的一口饭扒进嘴里时，刹时间眼泪鼻涕直流，张开大嘴直喘气。吴明见此情形，却在一旁鼓励着说：“一开始尝都会是这个样子的，不要紧的，吃惯了就好了，胃开了，多吃饭，你还会长个儿。”我含泪笑道：“这辣味我真的是吃不消。”

那日以后，我再也不敢和吴明同桌吃饭了，除非这一瓶吃光了还没有回家带回第二瓶那段日子。

我与黄曙的床铺相邻，在他的床架上，钉了一面仅能照出一张脸的镜子，上完课回来，第一件事是拔出左上兜的黄杨木梳，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在我看来这偏分头已经整合得非常齐整，没有一根头发丝越轨的，但他仍要反反复复地梳理，我真不明白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歇手。他几次对我说：“我真后悔，为什么报考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我要退学，明年重考。”可是他又没有真的去退学，星期六晚饭不吃就回家，星期一一早又来了，而退学的唠叨却时时挂在他的嘴上。

黄曙不大爱同人说话，基本上是在镜子前和自我唠叨中打发在一百号宿舍里的时光。

星期天，家在本市的都回家了，剩在一百号宿舍里五六人，都是外地人，而且大多为穷学生，贫穷和寂寞常常在星期天唱出一台热闹的戏。

我们宿舍大门外有一条横街，开着五六家饭馆，两处老虎灶，一间烟纸店。烟纸店兼营小食品，糕点花生瓜子之类。每当我们几位穷学生经过时，无不侧目注视柜台上在显眼位置摆放的那瓶五香花生米，并且勾起我们的幻想，有朝一日坐在一百号宿舍里，对着窗外明月，细细咀嚼五香花生米，这是何等的惬意。

看来，在五六个穷光蛋中，要独资去买三两一包的花生米，是有资金上的一定困难，也缺乏豁了出去享受一遭的魄力。

终于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商议以抓阄的办法，得出各人出资一分至一角五分不等份额，合起来约有五角之数，由出资最多者去烟纸店交易。为何出资最多者还要出力，这里有深层次的因由。烟纸店老板有女初长成，瓜子脸，大眼睛，皮肤白净，腰肢细软，在这条街面上，算是很有几分颜色了，凡经过烟纸店前的男子，无不斜盯她几眼。出资多者才获得同此女子亲手钱米交换的机缘，这在抓阄规则中作了明确规定，故在抓阄中，有人盼望抓得出资一分二分，也有人渴望抓得一角五分，我属于盼望一分的一类。

烟纸店西施并不是随时随刻都在店面上出现，所以，当有人看见她正站在柜台里，便飞快地跑回一百号报信：“赶快兜钱，我去买去。”还不等大家听明白怎么回事，更等不了大家同意不同意的表示，他已经撂下书本出门了，他先垫上，回来再安排抓阄事宜。

花生米摊在桌面上，我们一面快速咀嚼着，一面谈论烟纸店西施，都说肯定比豆腐西施好看，人家是黄花闺女。从杨二嫂说到阿Q，阿Q突然跪在吴妈面前：“我同你睏觉，我同你睏觉。”大家越说越兴高采烈，我只是听着，也咧着嘴笑笑，听到热闹处，也格格笑出声来，但不像他们都能笑出眼泪来。

（25）

在一次班里开的周末联欢会上，林中华沉沉稳稳地走上台，用锯琴这个人们不常见的乐器，拉了一支曲子，曲调悠远哀婉，似诉似泣，把一声声哀怨播送到会场的每一处角落，使得会场里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无不垂首托腮，陷于莫名的沉思中。

这曲子我叫不上名，这乐器我更是第一次见识。

这乐曲播出的声声哀怨，与当时校园同仇敌忾的气氛显然极不和谐，也与这时会场的联欢主题很不协调。

但是，林中华便这样沉沉着着地演奏了。我和他是同宿舍，他回到一百号宿舍对我说：“是班干部问我能不能表演个节目，给联欢会助兴，我说不行，我只会拉锯琴，这乐琴拉出来的曲子，不深沉的也会变得深沉。班干部说，能出节目就行，给你报上。”

林中华就是因为锯琴的深沉而喜欢拉它。

林中华在平日里总穿一身黑色学生装，脸色不那么白净，相貌平平。他走起路来身子略微往前倾，看起来好像有些驼背，其实，他的脊柱骨是很正很直的。日常他显得沉默寡言，的确，在不是他说话的场合他绝不多一语，而我倒是知道，在他和相熟的人在一起时，也是不吝其话语的。

林中华在一百号宿舍楼上，我在楼下。他的沉稳和不显山露水，给了我好印象。我大概也给了他好印象。我和他都是见人没有乖巧的招呼，也不是冷漠的目光，不管是谁，阔绰的也好，寒酸的也好，都是点点头；熟了的，才看了看，笑一笑。

可能由于他和我的性情相近，他拉锯琴总爱到楼下我的房间来，并且越发倾注情感拉出更加深沉的深沉。这时候，我便爬上我睡的上铺，脸朝里，闭上双目，静静地任它代我倾诉衷肠。

林中华有一位在海军服役的朋友，个子同我差不多，却是胖胖的，外号阿胖。每周日的下午准来一百号宿舍，林中华和他到学校附近田野散步，也拉我一道去。这样，我和阿胖也慢慢地相熟了，他们把我看作小朋友。

林中华是在教会学校读的中学，英语程度比我高得多，在大学只上了半年多就动员去前线俘虏营工作。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特地下楼来，送我一迭女明星照，背面都有明星的签名，大多签得龙飞凤舞让我认不出来。我是小地方人，没有看过时兴电影，也不知照片上的漂亮人儿演过什么叫座的角儿，只从其中一张的签字认出胡蝶两字。林中华说：“这些相片怎么可以带到前线去呢？送给你吧！这是我珍藏的。”我说我也会把它们珍藏的，为了我的好友林中华。

林中华走了，阿胖来过两次，为了看我，还赠给我他的照片，一张是在炮艇上照的，他光着膀子双手叉在腰间，显得很自在潇洒，另一张是海军着装的全身照。他第二次来时告诉我，他将随舰队调至另一沿海城市，他是来告别的，我送他在马路上默默地走了很长的路。

我和他相处中，只叫他阿胖，却从未问过他的姓名，倒并不是疏忽，因为有了阿胖可叫，叫起来也怪热乎的，何必再问姓名呢？

林中华到了前线，曾给我写了几封信，也附了他的近照，在阳光雪地上照的，雪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林中华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相处时间不算长，但我已能感受到你善良的心地，你是一个纯扑可爱的青年。我和阿胖都愿意同你在一起，同你散步，同你说话，听你的家乡口音。我走了，阿胖也不一定能来了……。”

我读完信，更加升起怀念之情，耳畔响起林中华拉的锯琴声，一声声都丝丝入扣我的心曲。

 (26)

像我那样从僻远的小城镇来到这大都市的学生，对于看电影格外的有兴趣。

我在太平没有看过电影，不，可能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父亲曾带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在西较场看过一次露天无声电影，只看见人影在白布幕上移动，腿在走动，嘴在翕动，好像在那里喊啊叫啊的，可是，除了机器转动胶片嘎嘎嘎的声响，影片却是哑然无声。

到了大都市电影当然要去看的。上了大学，每逢星期六晚上总会在礼堂放映电影，门票只需5分，这样的花销我是不肯去省的。

那时时兴电影就是苏联片了，剧情都是集体农庄、矿山或者卫国战争的故事，主人公都有感人的英雄事迹。

电影主要当然是放给学生看，但员工家属也去的许多，常常造成礼堂人满为患，我总是提前进场，才有座位的保证。一次，我去得晚了一些，已经座无虚席，只好在过道上站着。就在我站着的旁边的坐椅上，坐着一位不像大学生样子而且胸前并无校徽的女孩，我问她：“你是本校学生吗？”看来她对于我是不是本校学生也存有怀疑，并运用以攻为守的兵法反问我：“那你是吗？”我一面把我左胸前别的三角校徽用右手亮给她看，一面说：“你看嘛！”女孩无话了，用身子往里挪了挪，说：“可以挤挤么！”我先是坐了半个屁股，她也继续往里一点一点挪动，我顺势一点儿一点儿终于全屁股都坐在长椅上。当然，我身体与她靠得比较紧，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般情况下，说是七点放映，总会有各种原因拖延个把小时。我为了不致白白浪费这放映前等待的光阴，总是带书去看。我看一会儿，掩卷思忖一会儿。在我掩卷的当儿，女孩伸手过来翻动书本，“看的啥子书？”她用浓重的四川口音红着血红的脸问道。就这样，我们之间由性别和陌生所形成的距离，由于她的一句问话而缩短了。然后，她问一句，我答一句，我问一句，她答一句。

女孩是教授的女儿，上高中一年级，喜欢文学，自小生活在四川，抗日胜利大学回迁随父回到大都市，却总也改不了口音。

那天晚上的电影我几乎没有看出什么情节，留下印象的却是同我挤坐在一起的梳两根短小辫的女孩，可是散场时，各自走了，也未说声再见。

有好些日子，我在礼堂看电影，早早的去了，总不停地左顾右盼寻她，寻不着，连电影也看不进去。走在从宿舍到校园的路上，用心察看过路行人中有没有梳两条短辫的女孩，再从短辫中辨认是不是她，很长时间的侦察，沓无影讯。

一天下午，快开晚饭的时候，我从一百号宿舍的窗户看见五十米外的横马路上，有一位短辫女孩单手扶车把从西向东骑去，这正是她。但是，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骑了过去，不过，我从她骑去的方向，猜想到她的家在A村——这是知名教授的宿舍区，而开晚饭前正是她放学回家的时间。

第二天，也在这将开晚饭的时间，我特意在这条马路上倘佯，果然，远远看见她骑车过来，也是单手扶车把，我装作与她不过不期而遇的样子，她发现了我随即跳下车，腼腆地说：“怎么见不着你。”这是我最想听的话，也是我最想问的话，她的心声正是我的心声。我问：“你家是不是在A村。”她马上报上门牌号，我用手向北一指：“我的宿舍是F庄一百号，最后一排，这头数过来第五个窗户。饭厅在E庄，开饭时F庄把后门开了，我都走这儿。”

以后，我理会到，她上学放学骑车过这条路时，都要扭头远远朝我的窗户看看。

我不像以往一样，上床一沾枕头就能入睡，闭上眼睛就会映出短辫女孩的形象，耳畔就会响起“怎么见不着我”这声音。这声音引导我无条件地倾情于她，我沉湎于幸福之中。

但是，我同她仍旧难得相遇，因为晚饭前后正是这条马路同学来来往往最多的时候，而且同宿舍几个同学总是相伴而行，我不好意思太脱离他们，也怕人家看出形迹会笑话我，尤其怕陈光伟一把搂住我的脖子：“小家伙，年岁小，花样精不少，谈起恋爱来了，搭上教授女儿，向大家公开公开。”他还会到处去说，这太让我尴尬了，就“挤挤么”，“怎么见不着你”这么两句话，就搭上了？就恋爱了？倒不如就这样惦着、藏着这相思的秘密，反更感到温馨和甜蜜。我并不希望她真的到一百号宿舍找我，我也没有胆子去A庄找她，这会让她在家人面前显得很尴尬，她怎么向家人说呢？还在读高中。

我天天在晚饭前守在窗口上，看着她由西向东骑车而去，她也扭过头看一眼我的窗口。

我终于耐不住，我等在马路上，因为过几天我要去农村参加土改，这是全系师生都要去的。我眼见她骑车过来，在我身边跳下车，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全要去参加土改。”她说：“去哪儿，远吗？”我说：“要坐火车去，会是远的，如果给你写信，写到哪里。”她脸又绯红了，“还是写到我的学校去好，高一，一班。”说了，就跨上车。

 (27)

我成了陆集村土改工作队队员，但我仍然不过是个学生，是在上阶级斗争的教育课。不过，既然有了土改队员的名号，人家老乡不管我还是个学生，也把我看作手里有权力说话有份量的人了。

我们是十一月下旬进村的，已有一个多月了，节气已过了冬至，天空放晴时，在南墙根晒太阳，让人感到十分的惬意，此时我才体会到冬日的太阳着实可亲可爱。可是，等到日头西斜，这阳光的温暖就敌不过严冬的寒风，到底是数九天了。

一天午后，我不知什么事情，一人走在村边的小道上，迎面过来一位老妇人，没有包头巾，可见散乱的花白头发，小脚走路只足跟着地，粗布棉袄，肩头袖口多处补钉，脚踝缠着黑色绑带，缩头抱肩走到我的近前。突然，跪在我跟前：“同志，俺一共四亩半地，家里没有劳力，村里要定俺地主，俺住的是茅草屋……你救救俺……。”我一时手脚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慌张地扶了扶她，说：“起来，起来，快点起来，不用这样，我是学生，不懂，不懂，你找他们说去。”说了，赶紧走了开。

我回到村里自己的住处，歪在床上，枕着胳膊，回想刚才的情景，懊悔，自责。为什么我不能够好好的问问，好好的听听，万一人家说的是实情按政策不该定地主。人家这么大年岁，向我跪下，哀求我救救她，我竟然漠然置之，我就这样子为了怕犯立场错误而丧失了做人的人性。

我包在这家吃饭的孩子来喊我去吃饭，这是一家中农。吃饭中间，他每伸一次筷子都要念叨一声：“到，到。”是向我示意多吃菜别客气，而实际上只这一小碟咸菜，我能别客气吗？我趁吃饭无话可说时，问他村里有一老太是不是评了地主？老太家是不是没有劳力？他仍旧伸一次筷子念叨一声“到，到。”好像不曾听见我的问话，我只好知趣不再问了。

为了排遣自责的痛苦，我回到住处点上煤油灯翻阅报纸。

有两位姑娘推门进来，大的不过十五六，小的至多十三四，大的长得粗壮些，宽脸盘，小的显得精细些，红脸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两人都梳一条长辫从后脑勺拖至后腰。

大的说：“读报呀！同志。”

  我说：“是啊！有什么事？”

大的说：“没有什么事。你们城里人爱学习，忙了一天，晚上还点灯读报。”

小的开口了：“有什么新闻也讲给俺听听。”

我说：“你爱听哪方面的?”

小的说：“自由离婚的。”

我笑了，并翻动报纸上上下下地查找，说：“真的没有自由离婚的，倒有自由结婚的。”

“这俺不听。”

她们坐了一会儿，似乎没有多话可说，便起身说：“同志，你歇着吧！”

大概隔了两天后的一个夜晚，一弯上弦月当空，照得大地略显蒙蒙的白，我从邻庄小屯上完冬学课回来，走在两边都是麦苗地的小路上。那个大眼睛红脸蛋姑娘突然凸现在我面前，她是先蹲在麦苗地里等我，见我在她料想中果然走了过来才大胆地迎了上来。我先是一惊，但立刻意识到这位姑娘因为相信我是一个不会与人过不去的人，有难事才求我。姑娘喘着气看着我说：“俺不愿意在这个家，想回俺娘家，俺是童养媳，俺要离婚。”我在心里笑了，怪不得那天晚上要我讲自由离婚的新闻，这是一位摆脱封建婚姻的勇敢姑娘。

我不经思索对她说：“明天一早找我，我给你开介绍信，到区里去离。”

我刚好说了这话，从我背后走过来一个人，姑娘定睛看了看说：“村长来了。”声音里我听出她的惊慌。我也有点惊慌，怕人家看见田野月光下这情景说不定会想到哪里去。

村长走到了我们跟前。这是一位中年妇女，戴蓝布棉帽，穿斜襟花棉袄，经常在两指间夹一根卷烟。她男人会自制卷烟，开了个手工卷烟作坊。她出门总在斜襟衣兜里揣着一包卷烟，没有牌子的简装的，遇到她需要与之说话的人，便从斜襟兜里摸出一根递上，一边说：“吃一根，吃一根。”不肯接的一直说到你肯接为止。这在只能拿得起旱烟袋的村民看来，是了不起的大方、体面和阔绰。

村长在我面前站住，一脸阴沉，不理睬小姑娘，只问我：“伏同志也在这里？”

“刚在小屯上完冬学课。”我说。

我和村长在无话可说中并排走回村，姑娘先是跟在后面，不知何时不声不响从岔道走了。

第二天天刚亮，姑娘就出现在我房门口，离婚介绍信我昨夜已经写就，她拿了就上路了。

还不到这天晌午，村长夹着洋烟扭着身躯找我来了。

“伏同志，你怎么这个样子，开介绍信让她离婚，她是怎么个情况你并不知道，那年发大水，她跟她娘逃荒到这里，俺四婶收留了她，她娘答应她做童养媳。她婆婆待她像待自己的亲闺女，吃的穿的什么都紧着她，现在长大了些，要离婚，这怎么可以呢？”

“童养媳不是自主婚姻，就可以离。”我说。

“伏同志，你不懂俺们农村情况，你不能乱来，你不能就这么毁掉这个家，村里的人听说这件事都快闹翻啦。”

“童养媳就可以离婚。”我嘴头上硬，内心里却真有点发毛。

村长怒气冲冲地走了。我转身去找土改工作组长，把事情前后过程一五一十讲给他听，包括这位姑娘在月光地里等我让村长看见等等。组长是农村出身干部，苏北人，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是有点不懂事，主意也实在大了一些，你应该把姑娘的离婚要求反映给工作组，经过研究作出处理，何必你一人担责任。不过，你也不用怕。入妈妈的，大学生还要你农村姑娘？笑话，不怕。”

经组长这一说，我才放了心。

不过，以后见到村长，她都不搭理我，不再从衣兜里摸烟。这样更好，我本来不吃烟，也听不惯这“吃一根，吃一根”的客气话，我本来对她含着烟走路横看竖看都是看不顺眼，尤其她同人说话时，用手指头不住地弹动那根已经弹尽了烟灰的烟所显示出来那股神气活现的样子，实在不是个正路人，不像农会主任的实实在在，可是这农会主任不像她那样能说会道，只会跟在女村长屁股后说：“行，行，听我的，就这么着。”

一个村的土改紧锣密鼓地干起来，个把月也就完了，工作队快要撤离了，我自然仍旧回到学校课桌边。我要给短辫女孩写信，告诉她快回去了。信总要写得有点内容，分析观察事物有点水平，确实让人感到我是个可以佩服的大学生。

我在煤油灯下展开信笺沉思一会儿后写道：“土改让农民分得土地——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欢天喜地发自内心，可是在欢天喜地的背后，却又有值得耽忧的事情，如陆集村（我们土改的村）的女村长，她在农民面前那气指颐使的活现神气，我怎么感到可能成为日后的祸害。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因为是你，我才大胆说出。……”写了这一段，便觉得不妥，干吗这么写，女孩能理解吗？于是，把它撕了。

重新写的是这样开头：“在农村搞土改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与农民日日相处，学到不少农民的优秀品质，这里不予赘述，回去我会向你详细的说。不过，我同时感到他们往往只看见自己眼前的利益，常常为一些蝇头小利争得不可开交，造成事情很不好办，这当然是难怪，多少年的贫穷造成的，但却是必须面对的严酷问题。”我回过头来一念，也觉得不妥，我去接受教育，反说农民落后，我又把它撕了。

想来想去，还是写些具体有趣的事情为好，我写了老太婆见了我的跪求，我事后的自责，还没写完，就觉得不妥，这能说明我什么呢？将它撕了。

最后，我写了大眼睛红脸蛋童养媳勇敢提出离婚，女村长如何阻拦的故事，写得还算生动，我满意了，邮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