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每天上下午两次，马亚珍总会来到我的写字桌前，交付给我几件稿子，还会多停留一会儿，说说她以为哪篇稿子真是写得不错，而哪篇可能不好刊用，希望我尽量早些处理，省得投稿者等得焦急。

马亚珍本份工作是登记分发稿件，她多嘴的是份外话，这倒让我感知她的直心肠和热心肠。

我和她便这样由工作上的接触开始，慢慢地熟了起来，到后来，她有事没事都要到我这里来坐坐聊聊。

她倒是不爱打听别人的事情，也不像有的女同志那样婆婆妈妈。她聊都聊她自己，过去的，现今的，好像她没有不可以告诉别人的事情，所以，我对于她有事没事的到来，也从未讨嫌过。

马亚珍告诉我，她家庭出身非常之不好，父亲是恶霸地主，土改时被镇压了。

她说，她是庶出，小老婆生的，又是个女孩子，在这个家里同她母亲一样都被歧视。她上完小学就不让上了，可她读书用功，成绩在班里拔尖，她的级任老师找上门对她父亲说，这孩子不能继续上学太可惜了，这样她父亲才允许她到县里上中学，一直上到高二。

马亚珍问我是什么出身，我说应该是自由职业者，土改成份里有这一项，可家里来信说定为小土地出租者。

她说，小土地和地主可是大不一样，这个出身还算可以，不会对前途太大影响，当然，如果是贫下中农是最好不过了。

她说她以后找对象得找个出身好的，地主出身的绝对不予考虑，哪怕当一辈子老姑娘也忍了。

马亚珍说，在土改父亲被镇压前，她就跑了出来参加革命，当时她最想参军。她从小爱跳跳蹦蹦，还喜欢听梆子戏，看皮影戏，所以最想进的是部队文工团。

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个师文工队招收队员，管招收的解放军同志看了看她后说，文工队要招的正是像她这么大小这么身量能唱能跳的队员，她听了喜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可是当她填了表，过了两天去问，口气变了，说情况有变化，不想招她了。

她说，她的运气还算不错，正在为进不了文工队而感到苦恼的时候，在街面上看到妇女干部学校的招生布告，她的高中文化程度还算符合入学条件。

在妇女干校，她上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懂了不少革命理论，也从心眼里要求自己从此在革命队伍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个人服从革命需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马亚珍在妇女干校学了八个月后，就直接分到这个单位来了，起先在办公室做收发这样的事情，很满意，心情也好。大约干了一年多，调到这里也是做收发。收发是一样的，那里是文件，这里是稿件。

她说，她倒是更喜欢这里的工作，可以向我们学习编稿，学习写作，能使自己有个长进，日后有个专门本事，她希望我能多多给她帮助。

她讲了这话以后，就时不时地拿着鲁迅先生的《故乡》、《社戏》，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荷塘月色》这些作品，要我讲解。我说我讲不好，也讲不了，她说我太谦虚了，一定要我讲。我推辞不了，只好寻找参考书认真去备课。

就在我常常给马亚珍单独讲课的当口，一场肃清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掀起了，我得到这样的提示，要擦亮眼睛，谨慎交友。

不知道马亚珍得到什么样的警告，她送了稿子转身就走，不再在我面前多停留片刻，也不再要我分析名家的作品了。

就在这差不多的同时，胡鹏去食堂吃饭屁股后头总跟了一个人，他见了我只看我一眼，似乎不便同我说话。我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么个文弱人也是反革命？

大约又过了十来天，我见不着胡鹏来食堂，一天，两天，三天，总是见不着，我又不好去打听究竟。

我得到这样的警示：你同胡鹏这么谈得来，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可揭的，是不是你的觉悟太低了。可是，我搜肠刮肚仍然未搜刮出什么来，我只好自责觉悟太低了。

就在这时候，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胡鹏在大前天天不亮，趁住进他宿舍的看管人还未醒来，跑出去卧轨了。

我黯然失色，长长的倒吸了一口气。

我在走廊里，见着了小潘，看起来她神态如常，当然不会是嘻嘻哈哈了，我猜想她的神态如常是尽力装扮出来的。

运动的高潮渐渐地退了下来，不再像前些日子那样其声势压倒一切，人们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平静些。马亚珍恢复了往日活泼面貌，以轻快的步履送稿穿梭于各编辑室，有时还把她的习作拿来求我给改改。

过了立冬，气候从凉转寒，人们及时套上棉衣以御寒。

这天下午，马亚珍送了稿对我说，这是她最后一次送稿，她要调动工作，去边疆，是昨天才通知她的，明天交代工作。她说：“边疆建设需要内地干部支援，我也需要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所以服从调动，只是这里同志都很好，对我挺有帮助，当然有点留恋。”我听得出来，她的话是出于真心。

临走前一天，我碰见她，问了一句：行李都准备妥当了？她点了点头。我看得出来，她的心情有些沉重。

因为上火车的时间是在夜里，大家都没有去送。

马亚珍走后从未来过信，我也不知道她去的边疆具体的地方，我只听人说，下火车后到那个地方去，还需坐十来天的汽车。

一个女孩子在无边无际的戈壁滩上坐十来天的汽车，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可能是想像不出来的。

大概在第二年开春时节，我在我的顶头上司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干部政治表现的表格，这是这位上司的疏忽让我看到我不该看到的机要件，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在马亚珍名下写着阶级异己分子。

我黯然失色，深深的倒吸了一口气。

（32）

毒辣的太阳，让我白天有事不敢上街，红辣的川面，让我即使肌肠辘辘也不敢走进面馆。

我七月间在这火炉城市呆了十来天后，要乘长江轮回去了。

我承应了一个额外的任务，把两位少数民族姑娘带到京都，她们生长在大山里，从未出过远门。这次受调晋京学习，千里行程，路上需要有个可靠的人照应。

上船那天，我同两位姑娘见了面，一位是藏族，十八岁；一位是彝族，十七岁。她们扛着包裹，从朝天门下石级登轮，健步如飞，如行坦途。我自知无力追赶，只不住地喊：“慢些儿！慢些儿！”

通川的铁路还在加紧修筑中，长江航轮自然成了进出巴蜀的主要交通，船票极其紧张，我们即使出具官府介绍信，也只购得没有铺位的五等舱，持此船票只能在左右两边的船舷上站立，蹲坐，夜晚允许摊开自备草席卧睡。

千里江陵一日还，纯属诗仙的夸张笔法，虽说开往下游，顺风顺水，也得在船上过夜。为维护文明秩序，船家规定，无舱位者，进入夜晚时，男客在右舷甲板，女客在左舷甲板，禁绝混杂。

我将这规定告诉两位姑娘，她们不等我说完，立即显示出气不过的表情，努出嘴说：“不是说好了的，你照应我们一直到京都。”

我解释说：“只不过在晚上你两人在那一边休息，我在这一边休息，不是不照应你们。”

“那我们也害怕，在一起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明白。你不可以抛弃我们的。”彝族姑娘反复这么说。

我还是耐心地解释：“我知道我担负着把你们两人照应到京都的重大责任，我怎么能够抛弃你们呢？”

然而，我说了多少这样中肯的话，对她们没有丝毫说服作用，仍旧一根筋地坚持我不能同她两人分开，只分开在船的两边也不行，只分开在夜晚也不行。

彝族姑娘还说：“我们是特殊情况，他们应该明白。”

我心想，明白什么，我一个刚二十出头的男青年，她们是十七八花季姑娘，又不是老头老太，却坚持夜晚呆在一起，这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不说男女大防，彼此有个顾忌，起码也是文明之道。

看来，她们除了认准“一路照应”这个死板的理外，还不把男女间应有的顾忌看得太重，所以我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我又憷于找船上的管事人通融，也怕人家误会，以为是我这小子的鬼花头。

我正在为难中，正好一位船员打我们面前走过。抓住这个时机，我道声“对不起”后，将我这难题说与他听。船员听了说：“可以让这两位少数民族同胞随你在这边休息，她俩靠边头，你隔在与其他人的中间，这样没有什么吧！”船员看我样子，不像个油头滑脑的人。

两位姑娘起先听不明白，我再加比划着说明，她们高兴了，不闹意见了。

我们席草席而坐，在随便的聊聊中，我才了解她们于一二。

问：你们干嘛到京都去？

我是知道去学习的，故意用这个提问打开话题。由于一开始没有问过她们的名字，熟了反不好意思问了，只得用藏彝作名字的符号了。

藏姑娘：去学习啊！

问：学什么呢？

彝姑娘：那不知道，反正去学就是了。

藏姑娘：我们还不识字，可能先学文化吧。

问：为什么选你俩去，不选别人？

藏姑娘：我们两人不是一个地方，我是甘孜，她是凉山。我们都是在平叛的斗争中表现坚定，成份好，奴隶出身，受苦深。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地方还有过叛乱的事情，所以睁大了眼睛以惊讶的口气说：“是吗！还有这样的事。”

彝姑娘：外头哪里能知道，斗争激烈着呢，你死我活，就是你死我活。

藏姑娘：我们那里配合大军，把他们全部歼灭掉。

彝姑娘：我藏在草垛里，我看得见叛匪，叛匪看不见我，我一枪一个，一共撩倒七个，个个是壮汉，枪法还挺准。

我插了一句：你练过吗？

彝姑娘：练过？连枪都没摸过。

她说时，显得非常得意，还挪了挪坐着的屁股。

藏姑娘：我们是用性命去拼的，我没听说过，康巴人蛮悍得很。

这时，我一面像捣蒜似地点头，一面用正眼端详两位姑娘。藏姑娘长得壮实，大眼睛，鼻子有点儿蹋，左脸颊有一疤痕，倒不显。彝姑娘身材苗条，眼睛不大，却是双眼皮，显得眉清目秀，脸庞被阳光染了非红非黑的健康色，仍不失娇美之姿。

就眼前这位看起来柔心弱骨的姑娘，竟是一枪撩倒一个的英雄，你不信也得信。

问：你两人现在都成为干部了？

她俩同时都点点头，都显出自豪的样子。

问：不识字这干部怎么当？

彝姑娘：能！

藏姑娘：才让我们去学习啊！

夜幕实实在在地悬挂下来了，天空没有月光，只有满天繁星自作多情地闪闪烁烁。两岸山峰石壁缓缓向后退去，却未曾听见一声猿啼，旅客们渐渐地安静下来。

我自言道：该休息了，便和衣躺下，枕着我那随身的挎包，并在腰部处缠一件外衣以防受凉，我曲身向左方侧睡。

隔了不多一会儿，我感觉到右边的两位也不声不响地躺下。

我在浅睡中，感到身后有一棒槌般的东西打压在我的腰臀之间，并停留在那儿，这肯定是彝姑娘的腿，我要求自己一动不动，等待事态的发展。待一会儿，未见动静，我才头不动只转动眼珠向右下方瞥去，果然不出所料，这彝姑娘睡觉不安份，大概前几日从大山里出来太吃力了。我正想着如何不惊扰她把身子抽出来，不料想彝姑娘拍的一声把她的右手打在我的颈脖上，也停留在原位不动了，并在我的后脑勺吹过来匀和的口气，从这匀和的口气，完全可以确定她的确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这可是难为了我，上下都被锁住动弹不得。

我想起中学的时候，那些比我大的同学，把与女生碰一下，叫做吃豆腐。而我今日在轮船上，竟然不费心思吃上了豆腐。

我真的觉得这情形太好笑了，我想起了有一位知名人士曾经写道：中国的豆腐是很好吃的东西。当然，此豆腐非彼豆腐，我想到哪里去了，得了便宜还卖乖。

无论何种情况，我都不该白吃豆腐，我应该立时摆脱这种状态。我坐了起来，叫醒彝姑娘，对她说：“别睡死了，江风很凉，赶紧盖好肚子。”

彝姑娘醒不了，只翻了个身，转向右侧，并随即把手脚都搭在藏姑娘身上，同刚才搭在我身上一个模样。这或许是人家睡熟了才有的无意识行动，可我却想到吃豆腐，想到豆腐是好吃的东西，我自责这些想法的下作。

天大亮了，五等舱的船客都起来了，藏彝两位姑娘也穿戴停当，还反复用小园镜左照右照。我带着玩笑的口气对她们说：“你们有了照应真会放心，睡得叫都叫不醒，不怕照应的人就是个流氓汉。”两位听了都不住地格格格乐。

乘完了江轮，又坐上了火车，我终于把她们照料到了京都。

出了京都火车站，我替她们叫了一部三轮车，她俩坐上了连个再见都来不及说，就被车夫飞也似的从正阳门蹬走了。

她们最后也没有把名字留给我。

（33）

这个周末晚上，有两当子事情凑在一块儿了，一是王先生来京都开会，顺便约同学大家见见；二是小潘邀我参加她的婚礼。

王先生是我上大学时的系主任，我毕业时他有意留我当助教，由于更加大牌的部门调我才留不成，而这大牌部门半年以后却把我转到我不情愿去的单位，他知道后竭力设法将我调回学校，虽然没有成功，但王先生对我关爱之情我是不可以忘怀的，这个见见我一定要去的。小潘早先是胡鹏的女友，胡鹏是我的好友，他走了绝路，让小潘这些年来承受着无以名状的压抑和难以言喻的苦痛，如今，她自我解放出来，仍对生活充满信心，我作为胡鹏生前好友，理应前去庆贺。

我到底想了个两不误的法子，先去南小街参加婚礼，及时告退，去麻线胡同见王先生，好在南小街与麻线胡同相距并不远。

小潘很是热情，介绍新郎与我相见，新郎很是健谈，小潘又递糖果又点烟，弄得我不好意思开早退的口，宝贵的时间就在我的犹犹豫豫中迁延了。待我狠下决心告辞出来，已经九点多了，急匆匆赶到麻线胡同，王先生因另有事情已经提前走了，只剩下满屋的同学在那里三三两两地欢言笑语。我插了进去，与一位留苏刚回来的同学聊起各自的境况。因为时间已经不早，我怕赶不上末班公交车便也早些告退。那些骑车来的同学，无此顾虑，还在那里继续神聊呢！

这大概是这年五月份的事情，也正是在这时间段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在整风，动员大伙儿提意见，叫做鸣放。

既是鸣放，我也不见外地鸣了一下，也只不过把我存于心间的疑问提了出来。我说，二年前，马亚珍调往边疆，她虽留恋京都仍高高兴兴地服从了，她总认为让她去艰苦环境工作，是对她的信任，她哪里知道她头顶上压了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走的。说到这里时，我强遏住眼眶里的泪水，然后就不说了。

过后，一位好心人对我说，你有什么必要提这样的意见，你这不等于把自己也搅了进去，这本来同你无关的还这么激动。

我说，提了也就提了，我是口对着心说的，不是说什么都可以提吗？

那人说，你真是天真得可爱。

果然，没有多长时间，风向变了，这东南西北风就玩弄于人家手掌的翻飞之中，整风变为反右。

我的上司老赖让我上他办公室一趟。按照以往经验，不说明什么事，只说去一趟，大多情况下并不是好事。

走进老赖办公室，他正坐在转椅上专心看摊在桌上的一迭文件，没有把我的进来当作一回事，所以连头也不抬一抬。

我只好坐着等着,拿眼睛漫不经心地向左右和前方看看。前些日子老赖的写字桌的四条腿均由三块砖垫高，今日已将砖块撤去，这砖块的垫与撤正好反映坐在我面前这位上司面目的变换。

就在一个多月前，鸣放在这里开展了，有一张题为《老赖眼睛长在头顶上》并配了漫画的大字报，赫然贴在他的办公室门外的墙上，他进进出出抬头低头都觉得不是，神情紧张，脸色阴沉，似惶惶不可终日，三天两头去医院，不是气管炎，就是鼻窦炎，不久又添了个以前从未听他得过的腰椎间盘突出，弯不下腰，只能直着站，才有了把办公桌垫高，他站着办公的精彩演出。

其实大家给他提的意见无非是主观武断，趾高气扬，对人太霸道，说到头仍是个工作作风问题。而对这位老赖来说，这是他身上毛病的表面，他的内里是天天动脑筋踩乎人家。他最让人讨厌的地方是爱抓别人出身什么的这样的小辫子，他学武松打虎，拳头下得越重越过瘾，他好像不给别人扣上顶帽子便显不出他阶级觉悟之高。因此，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我在鸣放中所提的关于马亚珍带着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去边疆的意见，才可能刺中他的要害处。

我只能等待着，等待着老赖开口发难。

老赖终于从桌上文件抬起眼睛，似笑非笑地向我表示他已看完了他的级别所能看到的红头文件。他开口了，而且开门见山：

“前些日子，你参加过什么会没有？”

“参加过，前些日子你是知道的，就这楼里，开了多少次鸣放会，有的也没有参加。”老赖听了有些不高兴的样子。

“我问的当然不是指这楼里开的会，而是指在外头开的会。”

我毫无犹豫地回答：“没有啊！哪里在外头开过会。”

老赖也毫无犹豫地接上：“好好想想，别把门关死。”

我的确作了地毯式的自我盘查，仍然查不出开过什么会，是故，我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告诉老赖：“绝对没有！”

老赖打开抽屉拿出两页纸，随手很不当回事地翻了翻，然后放低声调：“有人揭发了你参加由你老师召开的黑会，筹划办同人报。”

我猛然想起准是那个星期六晚上同学与王先生见面的事，于是，我把事情经过述说一遍后说：“我去迟了，只见同学三三两两地交谈，不像开什么会，此前他们是不是开会，谈论什么，我当然不知道。”

老赖说：“你到底还是知道这事情的。”

我说：“你说的开会，我确是不知道的。”

老赖说：“可是，这里有材料，”他用指头敲着桌上摊着的两张纸，“白纸黑字写着你参加了黑会。”

我梗着脖子说：“你叫他说说，我坐在什么位置上，坐在谁的旁边，我发了什么言，你把这些材料核实了，再来找我。”

“今天找你，也是为了向你核实。”老赖这才把口气放缓和了些，“这样吧，你把今天谈的写成文字，至迟后天交来。”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当想起马亚珍的阶级异己分子我会不寒而栗，说不定我这个态度，就能够在我的名下，写上立场不稳啦，严重错误啦，在风浪中动摇啦。

爱怎么的就怎么的，他真要怎么着，我也没有法子。

（34）

我的好友国乐约我在国庆夜晚去中山公园看焰火，他准备在那天下午早早去占一个茶座。我有点儿纳闷，这位比我高了二个年级的同学是个书虫子，平日不爱外出，怎么今日竟突然转换了兴趣，并且抖擞起精神，为看年年都要放的常规欢庆焰火，舍得花这么大的心思和功夫。

在我的电话追问下，这才告诉我，他以看焰火为由头约请小穆及其家人喝茶，小穆母亲已经点头答应。

老国追求穆以芬已有年把时间，每次我问他进展如何，他总显得信心不足：“今日晴，明日雨，难说，难说得很！”老国二十九了，小穆才十九，年岁的差距不能不让她晴晴雨雨，犹犹豫豫，一时难以决断。从今天老国的电话来看，似乎形势大有好转。

小穆幼年丧父，她与老国能否相好，她母亲的态度是关键的关键，无怪老国倾全力办好这次喝茶。他所以邀我相伴，有着他的周到考虑，因为我给他的印象是说话幽默风趣，可以活泼喝茶气氛，以防出现冷清局面，到底两代人多少总有些代沟，这不是他的多虑。

我当然欣然应命，并对他说，能否抢占到茶座，是办好此事的最要紧处。由于抢占者人数众多，造成抢占的激烈，要抢占成功，抢占者必须在身体素质上具备相当的速度和灵敏性。我主动要求把抢占任务包在我身上，老国当然愿意，并从内心深处感谢我。

九月二十七日，公园还未禁园，我特地去了中山公园，勘测冲进茶园的最佳路线，而且预测从南门进的人数最多，故确定从西门进园的行动方案。

十一下午，我一直等在西门外，中山公园一开门放人，我第一个冲了进去，直奔茶园，果然抢占到一张园桌和五把椅子，并购好了茶票，一会儿服务员便把一把茶壶和五口茶杯送了过来，我圆满完成了我的神圣任务。

老国随脚跟了进来，提了一大挎兜各色糕点。他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几点了？”我说：“我抢占者才到，才5点，你急什么，总得让他们吃罢饭才慢慢扭过来。”

天渐渐黑了下来，而缀满了天安门城楼的灯光，把中山公园映照得如同白昼。小穆扶着她母亲，身旁还跟着一位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小妹妹，终于来到了茶园。老国迎了过去，我从座椅上立起身来，表示了我们的有礼了。

各各坐定后，老国显得有些不自在，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不知道手插在衣袋里，还是放在桌上。他一会儿站起来去小卖部看看还需要些什么点心，一会儿坐下来还不等小穆妈妈喝第一口便巴巴结结地给她续茶水，问小妹妹老师教得怎么样，他讲的都听明白了吗？还问：几岁才能入少先队？这有点没话找话了。

小穆妈妈端起茶杯时冷眼瞄几眼老国，她要从老国的言谈举止判断他能否胜任作为女儿的终身依靠，能否成为她的半子。她没有儿子，只有四个女儿，老国如果真的人品好，有学问，前途光辉，甚至可以考虑入赘。她有四合院的房子，孤老日后住着太凄凉，该添些热闹，而且外地人有外地人的好处，清清爽爽，没有七姑八姨太多亲眷走动的那份噜嗦。就是他年岁大了些，大她女儿十岁，是有些老相，只要女儿情愿，却也不是十分打紧的事情，大些倒是去些浮华多些老成，更会体贴女儿，更会过日子。

小穆自然希望老国今日里有让她母亲中意的集中表现，期望值提得很高，故总认为老国说的做的均不够到位，远未达到她的满意度，譬如在长辈面前应有的礼数要求，似不够得体，有时不及有时过了，所以常常用眼色去警示他。老国对于小穆的眼色极富敏感，马上检查何处失当，可又检查不出所以然来，只好变换出另一样面孔，体贴入微说：“伯母，深秋了，夜晚凉，你衣服是不是穿够了？”小穆在一旁听了，轻轻地嘀咕：“废话，不够，你回去拿去？”

张扬不可，拘束不可，又做不来戏，真难为了这位年近三十的小伙子。

我把茶座上这一切动态都看在眼里，了然于心，为使这次实质上的相亲活动得到更加有效开展，必须淡化人人的相亲意识，把交谈内容引向随意的闲谈上来。

我开了口：“今年春节初四那天，我去逛了厂甸庙会，好吃的，好玩的，京都人的情趣真是丰富多彩，不去厂甸，真是白在京都呆着。”我接着问小穆妈妈和小穆：“府上米市胡同好像离厂甸不远吧！”

小穆妈回答说：“不远，走也就十来分钟，京都人过年就好逛庙会，我们是年年不落，你问以芬，她就没有少去。”

小妹妹也接上话茬：“庙会那糖葫芦，糖耳朵，还有奶油炸糕，我最爱吃。”

穆以芬搬出她的看法：“庙会里的小吃，做得就是地道，真正的京都风味，不过，我不太喜欢太油腻的，面茶、灌肠还行。”

她母亲说：“这灌肠很有讲究，必须就着蒜汁吃。”

小穆说：“这豆汁，你们外地人大概吃不惯吧！”

我说：“听说过，没有吃过，也不敢吃。”

小穆妈指点道：“喝豆汁最好就着焦圈，还有这麻豆腐也是外地人吃不来的，用羊尾巴油、青豆、青韭炒麻豆腐，就辣菜丝更好，这都是京都人喜欢的。”

小穆对老国说：“记住了没有，要在京都呆着，就得学会吃京都的小吃。”

老国顺从地却嬉笑着回答：“是，是，一定努力，一定努力。我早听说豆汁是好东西，最开胃了，我想我会习惯喝的。”

小穆撇了撇嘴：“能了你，没喝过就知道能喝，先去尝尝，再吹不迟。”

我说：“这就对了，凡事有个预料，有个信心。”

小穆又撇了撇嘴：“到底是老同学，会帮。”

在说说笑笑中，气氛活跃，小穆妈妈话虽不多，却也随和着大伙儿一块儿说几句笑几声。

九点了，开始放第一轮焰火了，中山公园一切夺目光彩，全被满天红的火花夺去了，茶园里一切谈笑都让劈劈啪啪山响的焰火湮没了。我们老小五人仰着头顾不着其它了。

放一阵歇一阵，放了两轮，小穆妈妈起身说：“不早了，该回去了。”

老国赶紧起身说：“叫部三轮吧，米市胡同不近呀！”

小穆说：“你去叫叫，能叫来算你本事，这时候，这地段哪有三轮。”她妈听她这一说也笑了起来。

我同他们一道走出西门，我悄悄对老国叮嘱：“一定送到她家门口，别实心眼，她妈叫不送你就不送了。”

然后，我与他们一一道别。

第二天，老国来电话，我先问：“昨夜送到哪里？”回答是：“门口。”从他话音里，可以听出他的信心。

可是，国庆过后十几天，不见老国的电话，平常每星期他总会来一次电话，我当时也并不太放在心里。

小穆给我打电话说，老国好长不来电话，她打过去，那边听电话的人说，最近运动忙，过几天再来电话，可为什么老国不接电话呢？她妈妈让她星期天叫老国来家吃饭，她只好推说老国出差了。她不无耽忧地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只能劝慰她不用耽忧，可能就是因为搞运动忙，但我的这种劝慰不过自欺欺人，也是苍白无力的。

大约再过两个多月，过了翌年的元旦，老国来了电话，声音低沉，他说，他在反右运动中犯了错误。我问：严重不严重？他说，自己不觉得，都是关于业务上的事提了意见，他们一综合整理，一串起来，听起来挺严重的，右派帽子看样子免不了啦。他说了长叹一声，我也长叹一声。

再过十来天，老国打电话说，他过两天离开京都，他已调往大兴安岭林区。这次，他倒未曾长吁短叹。

因为过两天我也下放外地农村锻炼，无法送他，我们就这样断了消息，断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