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一天晚饭后我没有去黄先生家。过了9点半，觉得有件没有做的事情似的，该去一去黄先生家，却在半路上遇见了他，我奇怪这么晚了先生怎么还出门，想问没有问，先生递给我钥匙，让我先上他屋里坐坐。

黄先生住在C村4号楼，这是二层的教师宿舍楼，住的都是单身教师，先生未带家眷，也住在这楼里。我没有同先生建立比较亲密的师生关系之前，每日的行踪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晚饭后总是先坐在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看看天空飘动的白云，和同学海阔天空地谈天说地，待图书馆阅览室开了门，才进去自习。

黄先生教我大一国文，他是学校有名的八大怪之一，他的怪是怪在留了一头披至肩头的长发，长衫只扣腋下一个纽扣，其它全散着，布鞋后跟不提，趿拉着，不刷牙，十足的名士派。听人说，四八年大都市清理收容乞丐游民，大卡车在马路上巡游，见一个，收一个。正好先生走在C村到学校的路上，看他这副样子，恶声厉气地命他上车，他无所谓地爬上卡车，叫上就上。卡车经过校门前，被一位校工看见，忙喊住卡车，这是我们学校的教授，怎么把他当乞丐收容，卡车停住，校工扶先生下车。先生也是无所谓，叫下就下。不知道这个传闻是否完全属实，但他的古怪却引起我接近他的愿望。

一次下了课，我有意走在最后，好同先生一道出门，我就文艺与社会、文艺与人生等问题向他请教。先生说他也在想这些问题，目前他不能给我让我满意的解答，但可以介绍我看一些书，由我自己去思考，一时思考不了也不要紧，不必去立时获得解答。于是我在一天晚上登门拜访，我就在借书中接近了先生。

先生住宿的房间，设备极为简单，一张棕床四角各两块砖头垫起，没有床架，顶上挂一顶圆帐，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四壁摆满书架，床头床边窗台及角落地板上，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大多为中文，也有外文。他寻出几本介绍给我看的书，没有的他要去图书馆借。学生借书至多两本，教授没有限制。先生如此热情对待一个复利胥曼，真让我感激不已。自此以后，我经常拿着课本上的疑问向他求教，先生回答得了的回答，回答不了的直言相告，介绍我去看什么书。再以后，没有求教问题也去，就在那儿听听他与别的老师的谈话，翻翻他屋里的藏书，我再也很少去图书馆了。

黄先生有躺着看书的习惯，就在用两块砖垫起的棕床上，躺下起身极为随意方便。我熟不知礼了，也随便地躺在棕床上翻书。邻楼有两个小女孩，都在六七岁光景，同先生更是熟得不知长幼有序了，常常砰的一声踢门进来，指着躺在床上看书的我们两人说：“一个大懒鬼，一个小懒鬼。”先生做出鬼脸吓唬，还起身佯装要去追捉，小女孩格格格笑个不止噔噔噔跑了。

先生的消费主要一项是抽烟，一天要抽几包我并不知情。他总在C村斜对过的一家小铺购烟，不问价钱，拿了烟就走。每月发薪水当天，就去小铺，不问什么，铺主说个数目，他二话不说，照数付清一月来的欠赊。据我观察，他好像不大会抽烟，并不肯把烟雾全吸进去，只在嘴里过一过就吐了，而且点燃一支抽不到半截，就摁灭在床边地板上的烟缸里。先生曾递烟给我抽，我说：抽不来，一抽就头晕。他说：他也是这样，总要头晕的，不要紧的。

我这个小懒鬼一天晚上正同大懒鬼并排躺在棕床上看书，先生放下书本，轻轻地问我：“这次爱国卫生运动你知道要搞多长时间。”我说：“不知道，恐怕至少得一个星期吧，我这么猜想。”他仍旧拿起书，没有再问什么。

大概就在第二天下午，我去先生房间，见坐了一位年轻老师，可能是助教，正在动员先生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打扫房间可叫系里同学来帮忙，至于自己身上的卫生，希望能够得到先生的理解和重视。黄先生倒是听着，却不说一句话，不作反应。这位助教呆呆地坐了半个多小时，只好无趣地告辞了。

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见他有发憷和为难的地方，他历史清白，未曾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中间有年把自费出国游览考察，不是去欧美，而是南亚一些佛教国家，还学了梵文，也没有见他用过。他从不写文章，作什么论著，因而也没有落给人家批判的东西，所以在那个声势颇为浩大的运动倒是不作什么过关就过关了。而这爱国卫生运动倒有点让他犯难，他知道他这头发这衣衫这墨黑的牙齿会在运动浪潮中招是惹非，他盼望运动不要拖得太长，所以才这样问我，助教的动员是一个他以为要成为运动对象的信号，他不能不考虑如何应对了。

可能先生思前想后，终于想明白，以剪发这标志性行动来取得过关，也可让懂得他为人并关心着的人得个放心。可是，他不去作什么表白，把发理了就是了。而白天上理发馆，太招人眼目，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不情愿，是因为面子还是别的什么缘故，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于是，过了夜晚9点半才去路边一爿只有一个剃头师傅的小小理发店。

我在先生住房看书竟忘了时间，待先生推门进来，已经十点半了。

先生剪去长发，留了个平头，看上去真不像先生了，我不问什么，更没有表现出惊喜的神色，只笑笑说：“都十点半了，我该回去了。”

 (29)

负责教师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位领导，双手托在讲台沿上，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告诉大家：“陆先生跳黄浦了。”

我一惊，随即与坐在身旁的同学作了短暂的面面相觑，但很快恢复了用心聆听的状态。

可是，这位领导并不接下去讲应有的详细情况，却是嗯嗯嗯了几声，转题讲别的事情去了。陆先生跳黄浦不过是他顺便一提罢了，可我此时最想知道是陆先生救起来了没有，他为什么要跳黄浦。

陆先生没有教过我的课，但知道他是这儿的教授，我读过他撰写的论述我国几千年文学发展的巨著，这么一位大学者为何要走跳黄浦这样的绝路。

出于对近边事情的知情需求，我努力打听，在课间休息时，在路上，在饭厅，只要有人谈及陆先生，我便凑了过去听个究竟。终于，我得知陆先生没有死，被水上警察救起来了。这让我舒舒地松了一口气，这样的学者如果吞没在无情的滚滚黄浦江中，太值得惋惜了。终于，我也得知陆先生跳黄浦的其它有关情况。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每位教师，无论教授、讲师或助教，都得在有学生代表参加的学习会上，亮一亮自己的经历，以此宣示对组织的不二心，并作尽力深刻的自我批判，然后由小组同仁和学生代表提意见。当然，上头一再交代提意见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但是，为了救人给予治病，不管病人愿意不愿意，用点猛药也是在情理中的事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教师自以为自己既然从旧社会过来总是有病的，而且爱把病情说得严重一些，给人以态度诚恳的良好印象，殊不知如此一来，倒授人以把柄了，尤其学生代表更有题目可做，便越来越难以过关。我就听说一位教授，自我批判三次，仍旧过不了关，整得他左右不是，几乎要喊爹喊妈了。

也有的教师不买这个账，有位教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口碑很好，就是直性子，脾气火爆些，学生代表紧紧抓住他的火爆脾气不放，一定要他深刻检查脾气一下子火爆出来时的思想，他心中不服，这火爆说来就来，还有什么思想，有思想就不火爆了，学生代表批他个强词夺理。这位教授一下子火爆了，当即离席，几天不参加这个学习会了。

我还听说一位水利学的教授，一开学习会就撑不住眼皮，他想了一个自以为可以不被人发现的妙计，随手脱鞋取出两只鞋垫，从左右两额插进帽沿来遮掩眼睛，即可放心瞌睡。同仁见此情景，谁也不说什么，学生代表只感到这位老师比孩子还天真，真是不忍心去说什么。于是，这位教授在学习会上获得充足的睡眠，我也没有听说最后他因为这个妙计而不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过关。

而陆先生所在的学习小组，其境遇就有些大不相同了。

在陆先生亮经历的讲述过程中，两位学生代表便在那里叽叽咕咕起来。一等陆先生讲述完毕，便争相提问：“陆先生，你同我们同学不只当着一人说过，你是留学英国，可刚才你未曾提到，这是怎么一回事？”

“陆先生，我清楚地记得你说过，你从伦敦留学回国途中，曾在阿姆斯特丹上岸，到荷兰游览考察了一些时日，刚才也没有说到，是不是有什么不好说的隐情？”

“你还说过你去过锡兰。”

……

学习组长是由一位年轻教师担任，他看了看墙上挂钟，说：“上午的会开到这儿，下午继续。”

陆先生把下午继续开的学习会视为难以逾越的畏途。是的，他是同学生说过他留学英国，在荷兰、锡兰考察过，那是信口开河的吹牛，而现在亮经历只能照实际说，不能照吹过的牛皮说，可如何能说清呢？

陆先生是农家出身，种过田，挑过大粪，土生土长的学者，研究本国文学也用不着去外国留学，可是在当年的环境里，在大学当教授，不曾镀过留学的金，好像矮人一截，名份似乎不那么正当，所以当学生问起陆先生是否到过别的国家时，顺口地回答：“到过，到过。”然后吹开了这个牛，谁能料得到，如今要思想改造，要交代历史，还有学生代表参加。

陆先生从学习会上出来，不肯回家吃中饭，他吃不下去，而直接乘上打校门口经过的公交车，到达十六铺码头，转乘去浦东的轮渡，当渡轮驶在黄浦江心时，陆先生万念俱灰，一头跳进了激流中去。

可能那个时期跳黄浦已经成了一种时尚行为，各条渡船都有水性高超的水上警察派驻应急。当陆先生跳下，即有两位水上警察紧相随，一人夹住颈脖，一人抓住双腿，不经陆先生同意，便将他拖出水面。

在码头水上公安分局，陆先生开始不肯说出他的身份，他说他无颜见“江东父老”。

过了大概个把月，陆先生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勇敢批判者，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先进典型，还受邀去各大学作报告，他准备的讲稿题目是资产阶级虚荣心险些将他送上黄泉路。

（30）

一位助教邀我在一家微型菜馆吃饭，他告诉我：“以后我们是同事了。”

四年前，我在一所办在破庙里的山村小学连一堂唱游课都教不下来，今天我将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台，四年努力，这是何等大的变化，我当然为此感到鼓舞，真不知该怎样形容我从菜馆出来时的心情。

但是，没有几天，我却接到去京都一大机关报到的通知。这是最终的组织分配，绝无二价可讲，我断了做学问当教师的梦。

我去了京都，我着上军装，我断绝了与亲朋好友的联系，而让我心安理得的是我成了组织信任的人，获得组织信任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响往。

但是，这个大机关半年以后不要我了，要给我转业，显然，我又变回不受组织信任的人了，我莫明其妙地产生失落了护身符那样的感觉。

没有征得我个人的意愿，便把我转业到我最不愿意干的工作部门去。

我去这个部门报到了，被分配在编辑室，我向编辑室主任诉说我的苦恼，询问为什么要做我不愿意做的行当，室主任说，他是学水利的，也不愿做现在这工作，还得这么干着。我说我要找主管人事的政府部门反映，他赞成我去，然而他认为没有用。

我找到人事部，接待我的人说，他同我是大学校友，比我更是学非所用，国家需要么，干什么都一样。

正好我的系主任王先生来京都开会，我想可能会得到他的同情和帮助。王先生听了我离开学校后的情况只惊讶地说了一句：“是么！”

后来我听说了，母校曾行文这个部门，要调我回学校工作，却被不客气地回绝了。

我哪儿也不去找了，就这么想不通着，不如意着，苦闷着。

我给太平的家写信，从未流露我如今不如意而苦闷情绪，总是写道：身体很好，心情很好，工作很好，望家中勿念。每月将工资的大部准时寄家，家里因有了我固定的经济支撑，能够粗茶淡饭过日子，为了不影响我的心绪，从未将家中遭受的窘迫困苦在信中透露半丝半毫，都是写道：家中一切顺当，望我安心为党为国效力。但我从我的突然转业已隐约地感受到父亲不妙的处境。

我落落寡合，却与一些年岁比我小的小朋友玩到一块儿。小牛、小玮是杨科长的孩子，在附近上小学，凌青是王秘书的妹妹，在读中学，他们一放学就到机关里过，在这里食堂吃饭，在这里浴室洗澡，倒同我熟起来，一起玩耍，捉迷藏，猜拳头剪刀布，前院追后院，后院逃前院，我同他们在忘情的欢笑中，掩埋我的苦恼。

新来一位与我一样穿无帽徽符号军便装的青年，名叫胡鹏，个头长相与我相仿佛，他学英语专业，一有空闲就捧着一本英语书。我与他可谓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所住宿舍又是贴隔壁，下班一同回宿舍，一同散步聊天，聊电影，聊读书心得，也聊各自心事，常对电影不同评价而争得面红耳赤，都是好强性子，但争过后不存芥蒂。

在一天夜晚月光下漫步，胡鹏没由头问我：“你看钟浩是不是对小潘有那个意思？”

小潘是位活泼大方对谁都随和的城市姑娘，也是英语专业毕业，同胡鹏一个科室工作。

我问：“你从哪儿感到？”

胡鹏说不出来，我紧着问：“是不是倒是你对小潘有了那个意思，故而对别人与她接触特别吃心。”胡鹏红了脸，一时无言以对，过了长长的一会儿才说：“我也说不明白，好像……”

“别好像了，有意思就是有意思。”我说。

他问：“我该怎么办？”

“大大方方，向她表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潘很随和，省得你天天吃心，自寻苦恼。”

“可我怎么表示？”

“用流行的方法——写情书。”

“你帮我写。”胡鹏求我。

“一块儿商量，用语朴实无华，千万不用肉麻字句，要真诚恳切。今晚开夜车把它写出来，明天一早塞进她的抽屉里。”

过了两天，胡鹏告诉我，他和小潘中午一起上街，牵着手，小潘多次捏了捏他的手心。胡鹏说时，也牵了牵我的手，捏了捏我的手心，大概小潘就是这样子牵他的手捏他的手心的。

我光给别人出谋划策，自己呢？是的，自从我进了后来不要我的那个部门，便和短辫女孩断了联系，转业后试着写到高三一班去，果然得到回音，她正准备高考，打算报考俄语专业，她很喜欢俄国文学。

短辫女孩果然考取了俄语系，这年冬天，我正好有去她就读大学所在城市的机会，晚上七点多了我突然敲开她宿舍的门，引起她同室女友惊异目光，我约她出外走走，坐在海滨公园冰凉的石凳上，因为彼此太过紧张显得太过拘束，谈话内容更显得一般化，不知道从何处切入才臻于深入。

出差回来，一五一十向胡鹏汇报，胡鹏没有为我保密，全盘托给小潘。小潘以鄙夷的口吻嘲笑说：“你啊，别看给别人出主意头头是道，到了自己，完完全全傻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