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一场战争结束后，双方扣留的战俘通常都会很快释放。当然，如果一方战败，那么其被俘士兵的命运就难说了。二战结束后，苏联方面拘押的德国和日本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长达数年，但最终除去死在战俘营的之外，其余大多数最终还是被释放回家了。 但为了让战俘回国，或者说是为了“说服”他们回国而对他们进行时间长达几个月的“解释”工作，印象里朝鲜战争好像是唯一的一次。

问题的起因是美国方面认为，他们手中的志愿军战俘里有很多是前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这些人担心，一旦被遣返回去，会被当作“叛徒”而遭到整肃。美国应该为这些人提供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保护。五十年代初期，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对共产党持极端仇视态度。拒绝遣返任何一个不愿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战俘，自然也成了其反共宣传的一部分。  

《日内瓦公约》规定了一旦停战协定生效，战俘应该被立即释放。但是对于像“战俘不愿意回家”这样的问题却没有任何说法。

自有了战争这种人类活动形态以来，就有了战俘。这是交战双方在计算各自的战果时，除了杀伤对方人员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与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不同，战俘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和别人如何对待他们，会对以后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庭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和国家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他们的战俘命运有天壤之别。

在西方文化中，战俘被认为是战争的受害者，被予以同情，甚至士兵为了保命而投降的行为也被接受。战俘回国后在政界商界有成就者并不少见。英国首相丘吉尔，法国总统密特朗都有过被俘的经历。著名的美国共和党议员约翰麦卡恩在越南战争中被俘，在北越的战俘营被囚禁了五年半，回国后被视为英雄。之后连续多年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任职，并两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2018年逝世后，美国政坛各派及西方各国政要都向他表示了敬意。

反之在东方各国，“俘虏”一词往往和“软弱无能”与“贪生怕死”联系在一起。当俘虏绝不是件光彩的事，这一点在中日朝等国是共同的。

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军队曾经经历了多年的内战，应对战俘的问题并不陌生。在国共之间的战争中，处理战俘最直接办法的就是挑精壮的补入己方队伍，老弱病残遣散回家。“优待俘虏”这一点在国共双方的正规军队中都能做到，而共产党方面似乎要更胜一筹。国军俘虏补充到解放军中后，进步提升都不是问题。有的后来还能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例如，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徐惠滋就是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俘虏。然而，对己方的被俘者却没有这么宽容。一旦被俘再回来，受到各种歧视是肯定的。在国内战争中尚且如此，在与外军作战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

朝鲜停战协议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字生效。

至七月三十日，双方接到报告确认，双方各自的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撤出了非军事区。

八月四日，美方报告并被确认，联合国军部队已经从停战协议规定的朝鲜北部后方及沿海岛屿撤退完毕。

八月五日，战俘遣返工作开始。

按照协议，战俘遣返分成“直接遣返”和“自愿遣返”两步。

在“直接遣返”期间，中朝方面接收志愿军战俘五千六百四十名，朝鲜人民军战俘七万零一百八十三名。

联合国军方面，接收南朝鲜战俘七千八百六十二名，外籍战俘四千九百一十一名，其中：美国战俘三千五百九十七名，英国战俘九百四十五名，土耳其战俘二百二十九名，其他国家战俘一百四十名。

至九月六日，双方“直接遣返”的战俘交换完毕。过程基本顺利，没有出现意外。

根据志愿军停战代表团掌握的资料，剩下的志愿军战俘情况大致如下：

• 在直接遣返完成后，剩余的“自愿遣返”战俘为一万七千人左右。
• 在这一万多战俘中，有干部三百余名，包括六名营干，三十余名连干，还有一部分班排干部，其余是战士。
• 经过对其中九千多人的调查，有党员一千八百八十二人，团员一千二百八十九人。原属六十军一八零师的战俘为四千八百八十余名，占了这九千多人中的一半以上。
• 战俘中的战士绝大多数是新战士。有来自原国民党的起义部队，也有是翻身农民。  

有关志愿军战俘中的大多数后来去了台湾一事，后来的人提起来往往将其原因归结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国民党投降过来的”。但根据上面的统计，这种说法有些过于牵强。在那个年代，中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是如此。农民离家去当兵，大多是为了吃饱肚子，很多人并不在意为哪一方扛枪。在多年的内战中，双方的士兵互换身份的事并不鲜见。国军俘虏到了解放军中，如果后来有了战功成绩，就归因于共产党的教育，而一旦被俘投降，就归因于“原来就是国民党”，这样的判断，未免过于武断狭隘。

多年以后，不少当年去了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回到了大陆。他们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将很多人的故事内容归结起来，不难看出，其实让他们如此命运多舛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恐惧”。

“恐惧”之一就是“如果回去了会怎么样？”志愿军战俘营内部也有各类组织。有台湾方面按“翻译”“管教”等身份派去的各种人进入战俘营中，其“宣教”能力并不亚于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根据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内部报告“拒绝遣返的战俘”的情况介绍，其宣传工作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 关于朝鲜战争的性质。宣传美国的民主，而中国没有。
• 宣传苏俄的侵华史，将矛头指向中苏同盟。
• 战俘的气节。因为共产党就不承认有俘虏，当了俘虏就是失了气节。回去后会被铁的纪律制裁，被枪毙。并用以前回去的俘虏的命运作例子。

不得不说，这样的宣传的确会击中不少人的软肋。有干部身份的人在这些问题上很难不多想。他们本来就担心因为没完成任务受指责，而“丧失气节”一说加上自己对政策的了解，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有不少人因为身上被强迫刺上了反共口号，而被断了退路。

“恐惧”之二就是“如果要回去，或不回去会怎么样？”美国提出“不能强迫遣返”，就要在战俘中找出“谁要回去”和“谁不想回去”，于是就要在战俘中搞“甄别”。甄别过程在停战谈判仍在进行时就已经开始。按照中朝方面的要求，联合国军在战俘营中，通过广播向战俘们宣读了金日成彭德怀联合签署的声明，欢迎所有战俘回家，并保证不会因为战俘身上被刺字，或签了某类文件而被歧视或追究。

而在实际中的鉴别过程，却是格外地血腥和残忍。

在亲共战俘为主控制的战俘营中，战俘代表坚称所有战俘都要求回国，因此拒绝进行甄别。

而在由反共势力控制的战俘营中，因为有了南朝鲜和台湾方面的参与，则正好相反。战俘们要在刺刀的逼迫下，在事先写好的“拒绝遣返”的请愿书上按手印，否则就会遭到暴力对待。另外的手段就是给要回去的战俘身上刺反共口号，不少的人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不得不就范。

据后来有此经历的战俘说，在双方控制的战俘营中，都有战俘因为要求遣返或拒绝遣返而被秘密处决。

当然，“拒绝遣返”的人中也的确有相当部分人是自愿如此。

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岛战俘营中分为三个联队。每个联队设有大队，分队。联队设联队长，大队有教育委员，分队有建设股，管理股。联队一级还有约四十人的警备队。有国民党支部。各班都有报告员。各级有领导组织，连队有支部，大队有分会。宣传，组织，审查，调查各个机构一应俱全。同时还有各种同乡会和宗教组织。这些各级组织的领导均由战俘担任。据统计，各类组织干部，代表加上警备队有三千人左右。这些人被俘前有的是士兵，也有干部。

“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个绿林准则在这个中国人聚集的战俘营环境里同样适用。能控制的战俘越多，能当的官就越大，待遇就越好。  战俘中各级待遇差别很大。联队级别的干部有小灶，每顿饭可以有好几个菜。小队长以上吃饭用大碗，可以盛满碗的饭，而普通战俘只有半碗饭，根本吃不饱。粮食和服装都会被俘虏官贪污，有的贪污所得据称“够一辈子用”，其情形之恶劣，被志愿军停战代表团的情况报告形容为“比伪军还坏”。

按照代表团情况报告对战俘的分类，其中表示坚定回国态度的，在被调查的九千二百人中有两千两百零一人，占约百分之二十。表示坚决反共的（包括各级俘虏官和警备队）有约三千人左右。其余的为“中间分子”，成员里有班排干部，文工团员，炊事员，通信员，卫生员，保管员，以及担任了战俘营中各级组织职责的党团员。这些人的主要心态是要“保命”，因为“吃了大碗饭，怕被杀头”（指担任了俘虏营中小队分队的职务）。

按照停战协议规定，“直接遣返”的战俘交换完毕之后，双方将“自愿遣返”的战俘交由中立国管理。在非军事区内设立战俘区。这个区域南北长四公里，东西宽两公里。分若干个场区，志愿军三个，人民军一个，另有一个医院。

中朝方面的观察代表视察了战俘区，下面是回来后向代表团报告的视察情况：

战俘都住在帐篷里，每个帐篷住三十个人。帐篷里有 暖气和地板。另外有伙房，厕所。受到照顾的人可以住房子或汽车。

战俘着绿色服装，每人一个背包，大部分带茶绿色墨镜。身体健康。从唱歌和喊口号的声音可以听出大部分是四川人。

战俘每二十五个人为一个小队，每小队三个班。上面有中队部和大队部。每个大队有宣传队。

每个场区有五十人的警备队。每个小队有两三个台湾方面派出的“特务”。每个帐篷里都有木制标语牌，蒋介石像和其他图片。

场区内有警备队设置的岗哨。场区内有标语：“一颗心回台湾，一条命灭共匪”。

战俘们见到志愿军观察代表时的表现是：喊口号，唱歌，投石头，吐吐沫。

上面所述的这些情况，让人生出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志愿军战俘在处于联合国军的控制下时，作为同一阵营的台湾方面，不论是得到了美国的纵容还是默许，对战俘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显然做的都很到位。国共两党，不愧为是师出同门的师兄弟，在这几方面，不但重视的力度不相上下，所采用的手法也几乎如出一辙。在这样的情形下，对列入“自愿遣返”的战俘们进行解释，说服他们回家，注定了不会是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