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出国的惯例是，必须要乘国航，或者至少部分航程是国航，即所谓“肥水不留外人田”。而当时那些头头出去，偏偏又喜欢外航，原因无非也就是为了“开洋荤”。同时为了多去几个地方看看，行程中就有意多设了几个停留地，这样一来，行程就变得很复杂。那时好像还没有北京直航美国的航班，所以我们一行要先乘国航飞香港，再从香港转乘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旧金山，然后转美国的环球航空（TWA）飞纽约，最后由纽约再飞到Harris公司所在地罗切斯特。中间在纽约停留了大约一个白天。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实在是一趟辛苦之旅。不过当时还年轻，又是第一次出国，一直被新鲜劲儿撑着。想来这么远的路程，倒几次飞机似乎也是应该的。无论怎样，这也比我在国内出差时在火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的情况好多了。所以倒也没觉得辛苦。

一九九一年，北京机场还只有一个八十年代初建成的一号航站楼。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航站楼又小又旧，甚至有些土气，可在当年，它可是承载了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所有想象与渴望。机场休息厅墙上的一幅傣族女子沐浴的壁画，曾在当时的国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那副壁画完成后先是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然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又被偷偷地盖上，到后来又露出来，折腾了个不亦乐乎。单单是那个两个卫星厅的设计，就被众多专家拿出来，好好夸赞了一番，说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可以停更多的飞机，又巧妙地将国际和国内的航班分开，云云。让我等众生好生感慨：原来飞机还可以转着圈停。而当我们真正过了一道道的检查，最后坐在这个卫星厅里时却发现，它远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高大雄伟，甚至还感到有些低矮局促。只是隔着玻璃看到外面停着的飞机舷窗几乎触手可及，感到很是新奇。

由北京飞香港只需要三个多小时，目的地是香港的启德机场。启德机场三面临水，跑道尽头就是高楼林立的市区。飞机不断下降，好像是要掉到海里。当飞机准备着陆时，飞机两侧出现了很多高楼，感觉好像是在楼群里飞。后来才知道，香港启德机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对飞行员的技术有极高的要求，进近机场时不能用仪表飞行，只能目视手动控制，当时的香港启德机场是世界上最危险难飞的机场之一。

我们在香港停留了几个小时，等待转飞机。利用这段时间，我迫不及待地在机场里转了一圈，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出国门，看到了“外面”是什么样的。走在候机楼里，感觉这里又小又矮，到处都是挤挤插插的，拥挤不堪。这种情况显然为港英当局后来修建新机场提供了有利的借口，此事在当时正在进行的中英香港交接的谈判中造成了渲染大波，双方为此争论不休，打了好几年。这是后话了。

 飞纽约的航班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在机舱门口看到了新航的空姐，一个个又矮又小，身着类似傣族女子桶裙式的带条纹的空姐服装，感觉很是新奇。一路的飞行，这些空姐服务很是周到，对各类不同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这在当时国内无论是火车还是民航都从未见过。因为是第一次乘国际航班，我还以为国际航班的服务都是如此，到后来飞机坐的多了就明白了，航空公司的服务水平真是可以有天地之分。在此之后很久我才知道，新加坡航空在世界民航业中一直名列翘楚，服务水准为行业公认，难怪会有如此深刻的印象。

由北京到纽约，中间经过了几次转机，检查，再登机。因为飞的是不同航空公司的航班，中间又有停留，所带行李就要取出来，再送进去，麻烦的很。在美国也因此第一次体验到了美式的“小费”文化。在美国纽约，我们离开机场到市区转了一圈，回来再进机场准备转乘下一班航班。刚在机场出发大厅门口下车，就见在路边有几个柜台，几个黑人兄弟穿着不知是哪儿的制服，在接受旅客的行李，然后送到里面的航空公司的柜台。我理所当然地就认为是里面的航空公司为了方便旅客，把服务送到了路边，于是不假思索，就张罗着把我们的行李都交给了他们，并给他们看了我们的机票。这几个哥们挺痛快，麻利儿地把行李装车，然后一个领头的向我伸出手像是要什么东西，我一下没反应过来，于是他又向我晃了晃另一只手里攥着的一把钞票，我才明白，这是要钱了。这就真让我犯了难。钱是有，可那时口袋里的钱都是有数的，原本还打算从每天为数不多的零用钱里省下几个给家里买点什么，在这儿给他算怎么回事？但现在明摆着已经用了人家，不掏钱显然不行了，于是我狠狠心掏出两张一元的美钞递给他。不想那个哥们看到只有这么点儿，嘴里一个劲儿的“No, no, …”，显然这和他的期望值相差太远。他看着那两张钞票，咧着嘴连连摇头。他看看我，迟疑了一下，最后摆了摆手，好像是狠了狠心地说：“OK, I will do it”。于是转过头让把行李运走，也没再拿我给的那两张票子。当时我感到很庆幸，好赖总算对付过去了。但事后想起来，一直觉得很过意不去。那几位哥们在哪里不是尽义务，而是在靠卖力气挣钱。对像我这样吝啬的人，本可以置之不理的。可他到底还是帮了我们。不知是不是他也看出，我们这几个可能比他更在乎口袋里的那几张票子，于是动了免费提供一次帮助的念头。在那之后的很多年，每当要付小费的时候，我总不禁要想起这个黑人哥们。想来我现在也算有能力不再纠结口袋里的钱还有多少了，如果真能再碰到他，我真应该大大方方地多拿出几张票子谢谢他的帮助。  

在纽约我们为了转机要等整整一个白天，同行的港商安排了一辆车，带我们到了市区逛了一圈。我们单位的经理是这次考察团的团长。正巧他的外甥也在纽约，知道他到此，特地赶来和他见面，并同车陪了他一天。在这一天的车上，听他谈起来他在这里的经历，让我们这些第一次出国的人知道了当时像他这样的华人在美国的境况。

据说他们来到美国是经过一个什么“培训”项目来此的，所走的都是官方渠道。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在这里的工作和待遇是有保证的。不想，来了后刚刚干了几个月，就被告知，他们的工作没了，要他们离开。他们据理力争，说当初他们来是经过了“组织安排”的，不能这样随便就让他们走。可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安排”，也没有义务安排你们以后的工作，后面的事情要你们自己负责。到底是国内的“组织”骗了他们，还是这里的美国人骗了他们，已经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人管了，今后的一切要靠自己了。于是这群人自谋出路，各自干起了不同的营生。九十年代初，能出国的人都是顶着一脑袋光环。走的时候意气风发，指望一年两载回来，能镀层亮色，再赚上一笔。这个意外瞬间把他们从云端打入了凡尘。那个时期通过这种渠道来的人撇开身份问题不说，无论是在语言能力还是在专业方面都无法和在此前后来的留学生们相比，所以根本不存在进入美国各个行业公司成为白领的可能，而只能混迹于华人圈子。

辛苦是肯定的，心里落差也是肯定的，但挣到手里的美金每一张都是自己的也是肯定的。

整整一个白天，他和他的舅舅聊了一路，我们也听了一路。开始，听了他的遭遇，非常同情他，心想，既然如此辛苦，何必硬着头皮坚持，回家算了。但他对此显然并不认同。不但他没准备回去，同来的人都没有这个打算。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对现状不满，但每个人也都对以后充满了希望。中国人不怕吃苦，只要能看到希望，今天的艰难都不算什么，更何况，他们的生活状态虽然和当地人没法比，可比当时国内的情况还是要好多了。

当年欧洲的移民来到美洲，在这里安家立业。这片土地几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因而被称为“机遇之地”。而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这里无疑也是一片“新大陆”。新的机遇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致命的诱惑，身在其中的人都会感同身受。

傍晚，我们回到机场。团长的外甥坚持一定要请舅舅在机场餐厅吃顿饭。我在休息区远远地可以看见他们。餐桌上的灯光昏黄黯淡，两个人一直在聊，但面前餐盘里的东西似乎都没怎么动。

团长后来谈起此事。他说其实他当时一点儿也不饿，可外甥似乎觉得今天不花这个钱心里实在过不去，他也就随了他的愿。也许外甥觉得在面对舅舅带队的一团人面前，在一个并不便宜的餐厅请他吃顿饭，多少也算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点儿证明吧。

晚上，我们乘此行的最后一趟航班，由纽约出发。一个多小时后，到了纽约州位于安大略湖南岸的一座城市，罗切斯特。这里是我们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