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是我们单位的副总经理。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个子挺高，瘦削的身材，戴一副眼镜，一副很精干儒雅的风度。他本来在单位里是一个大型总装车间的主任。我们那里，因为是军工单位，退伍转业的军人很多，这些人大多占据着中层一级的领导职位，行事作风多受过往经历的影响，做事雷厉风行，但思想保守，惯于墨守成规。团长则正相反，他和下属关系很好，思想也开通。他的车间里年轻人居多，在他的这种行事风格带领下，显得非常有生气，和其他单位相比精神面貌明显不同。进入八十年代，单位领导面临年老退休，当年又开始推崇干部年轻化，于是团长就脱颖而出，当上了总经理。

但是，也是造化弄人。团长上任总经理之时，正值国家调整政策，大幅裁军，消减军费。单位的军品订单一落千丈，几千人的生计马上就成了问题。团长的长处是开明，这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是让一条船平稳航行的有利条件。可在当下，要紧的是“开拓”，知识分子的弱点在这时就显露了出来。他行事过于理想化，耳根子又软，旁人的“忽悠”很容易奏效。几年折腾下来，单位不见起色，他原来留存的口碑也丧失殆尽，剩下的只有一片怨声载道。眼看着没有办法，上面改变了单位的隶属关系，由另一个原来平行的单位来代管，派来了新的总经理，团长也就黯然下台，位居于副，仅分管外经。因为是最后一任，被一众瓜民戏称为“末代皇帝”。如此打击之下，团长的沮丧之心可以想象。自此，团长开始对周围的事开始漠然处之，只是偶尔间会借机爆发一下出出怨气。

团长当初刚做一把手时，可谓春风得意。现在虽然仅是降了半级，可马上就尝到了世间冷暖。他主管外经，而外经处的处长和他年纪相仿，原来位居他之下，可能早就有嫌隙。现在换了新领导，马上就和新的一把手打的火热，对他开始冷面相对，时常出言不逊。一次，团长带我们一行人和Harris 谈判相关事情。外经处长因为是后来加入，对有些事没有经过他的手心怀不满，于是借口需要汇报，对团长交办的事推诿扯皮。双方言语不合，在吃饭的饭店里就争吵起来。外经处长自持有一把手作后台，当众嘲笑团长办事无能，“像个少爷”。此言一出彻底激怒了团长，全然不顾在公共场合和自己的身份，当众拍起了桌子，双方大吵了起来，引得周围一种食客纷纷侧目，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更有人过来抗议，说影响了他们。无奈我们余下的人只好将两人分开，同行的一位女士近乎哀求地劝他：“就算给我留点儿面子，有事回去再说，先别吵了！” 我们给周围的人一再解释道歉，事情才算罢了。

这次出国考察，实际上对他也是一点儿安慰，毕竟已是快退休的人了，出一趟国，算是个照顾。而且此事正归他管，也算名正言顺。组团过程中，我被拉进来。我开始因为个人的原因，担心此行会对我原来的计划有影响，所以一再推脱，不想去。后来我被团长叫到办公室，当面问我：我这次带队，你推三档四地不去，是对我有意见吗？我赶紧解释，说并非如此，只是原来另有安排，如果爽约，对单位影响也是不好。谁知他听此言大怒：“我现在已经不是一把手了，我为什么要管什么影响好不好？这关我什么事？我只要我的事顺当就行！”听他这么说，我知道已经没有商量余地，只能答应下来。但我还是恳请他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先去那边，一旦这里考察行程定下，要出发，我马上回来，绝不耽误。并且保证如果这样做产生任何后果我都会自己承担，不会埋怨他。看我如此保证，他同意了。于是就有了到现在的故事。

团长有胃病，对吃的东西多少有点儿挑剔。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出去，没有经验。等到了地方住下，发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里没有热水喝。美国人都喝冷水，甚至冰水。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旅馆，都找不到热水可喝。这可让团长遭了罪。不喝水，会口渴，而喝冰水，又受不了。后来他在旅馆里发现，虽然那里没有喝的热水，但卫生间的水龙头却有供洗漱的热水。最后不得已，就接了水龙头的热水喝。为此给他增添了一个可说的话题。回国后，逢人便说：我这次可是遭了大罪，得喝“洗澡水”呀！后来，我们向旅馆借了个可以烧水的电水壶。于是，每天晚饭后，团里的几位爷就都端着杯子来到团长的房间，倒上一杯热水，围坐一圈聊聊当天的事，那气氛倒也是温馨的很。

在罗切斯特待了四五天。这期间发现，我们住的这家旅馆的主人是个华人。简单交流之后才知道，他来自台湾，在此已经定居多年。当年有过很多传说，说是不少国军老兵，甚至还是高级将领，在台湾混的不如意，就跑到美国靠做生意来养家，说的好像挺凄惨的。眼前的这位，岁数已经不小，但身板笔直，说话声音洪亮，到真有些军人风范。从外貌到人家摆在这里的产业来看，显然是过得挺富足的样子，全无穷困不如意之像。看来是我们想多了。

这位台湾老板见到大陆来的人，显然也是很高兴。他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行到了一家中餐馆吃饭。那是一家自助餐厅，让我们这一行几天来饱受美国饭折磨的人好好地解了一次馋。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第一次在这种“自助”餐厅吃饭，看着满台子摆着的各式吃食，眼睛都花了。那个年头，在国内虽然吃饭不再是个问题，但粮食定量还在，像这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往盘子里装吃食的事，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想起来，那个吃相肯定不太雅观。饭后，他又带着我们去了一家超市，买了些牛奶面包之类的食品，这样既不用再去当地的餐厅去吃美国人的早餐，也可以省下些生活费，让我们每个人口袋里能多留下几个私房钱。临离开时，他看了看我们买的东西，转身又去拿了一大瓶蘸着盐的花生米，自己交了钱后把它放进了我们的篮子，说早餐时可以就着吃，换换口味。

饭后回到旅馆，台湾人来到团长的房间，聊了起来。那时台湾已经开放交流，双方的人见面也都是捡好听的说。不过我们团长毕竟当过多年的政工干部，受教育多年，谈话中虽然也很客气，但总是有一种天然的居高临下的感觉。那位台湾老板谈起当时的台湾政治，也是各种不满，各种弊端一一道来，听起来，似乎和大陆官方宣传的“台湾人民盼解放”的调子也挺合拍。他说他很讨厌那些极端的左倾或右倾的观点，他是属于中立公正的一派。后来他又给我们送来几份中文报纸，说这几份报纸的观点比较中立，不偏不倚，不妨看看，了解一下。

他走后，团长拿起了那几份报纸看了起来，不一会，就“啪“地一声把报纸拍在桌子上，愤愤地说：“这么反动的报纸！那里还称得上中立！”我后来看了看，那上面不出所料，对共产党的说辞不太恭敬。不过话说回来，这也不能怨那位台湾老板。既然是台湾出钱办的报纸，总不能指望它和人民日报一样吧。团长大概是按照党课里讲的标准来要求了。

考察结束后回到国内，一应后续工作都有人负责张罗，团长并不需要操什么心，只不过，时不时碰到人聊天，会经常拿出那个“喝洗澡水”的故事当噱头炫耀一下此次经历。后来就不知道他的去向了。他官场失意，身体又不太好，以他的年龄和秉性，下海经商也断无可能，想必是早早告老回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