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秋天,我做为农民工来到长春市屠宰厂,在厂里的最底层劳动了近一年。屠宰厂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小时候,听到屠宰厂这三个字,一种莫名的悲哀和压抑顿时涌上心头,情绪低落。想象那里暗无天日,人们手持屠刀,浑身沾满鲜血,无情地宰杀各种动物。天道不测,造化弄人,我竟然落魄到屠宰厂,从事最脏最累的体力劳动。虽说是一段辛酸坎坷的岁月,却也往事可堪回首。
屠宰厂的正式名称为肉类联合加工厂,简称肉联厂。其功能是收购生猪,饲养一段时间后,将长肥了的猪杀掉,加工成半扇半扇的猪肉、熟食和生物药品。肉联厂离市区很远,周围是郊区的生产队。厂里有五个车间,一车间屠宰加工;二车间接收和饲养生猪;三车间制作熟食;四车间是冷库;五车间生物制药。还有一个老厂区在城东郊,是清真车间,加工牛羊肉。
二车间的工作最脏最累,工人都是附近农村生产队派来的社员,当时叫亦工亦农。他们依旧挣生产队的工分,没有工厂的工资和福利,也没有星期日休息。生产队从肉联厂得到的报酬是从猪圈里起出来的猪粪,这些猪粪是非常好的肥料。许多农村生产队都渴望与肉联厂建立这种“换工”的关系。
这个机制对双方都有利,但主动权在厂方。厂方可以向生产队要求无偿的劳动力支援,后者为了巩固与肉联厂的关系,必须无条件满足厂方的要求。这种以换工形成的工农联盟,其实质是国家剥削农民,农民不但要出劳动力免费为厂方清理废物,而且还要额外给厂方提供更多的利益。
肉联厂的一排猪圈叫一个“猪栋”,一个生产队可以拥有一个,或半个猪栋的起粪权。当时,有半个猪栋不属于任何一个生产队,由拥有其它猪栋的生产队轮流起粪,这些生产队都想得到这半个猪栋的永久起粪权。在暗潮涌动的竞争中,我们生产队也参与进来。
一九七三年秋天,我从集体户转到父亲下乡的朱大屯。队里知道我父亲和市食品公司革委会主任是朋友,让我通过他找人争取那半个猪栋。那时,这位主任已经不在食品公司了。我爸给市商业局长刘钰写了一个条子,我拿着条子找到刘叔叔。他是我爸的安徽老乡、延安时期的同学,抗战胜利后又都来到了东北。刘叔叔给时任食品公司革委会主任写了一个条子,这位主任看了后也写了一个条子,让我拿着去找肉联厂的革委会主任。信送过去没几天,厂方要求生产队派出二十个劳动力为厂里干基建工作,然后再公布这半个猪栋的所属,以安抚其他竞争者。
生产队为了巩固和肉联厂的关系,派我带着二十个人给肉联厂干活。于是,我成了一名亦工亦农的临时工。我们住在肉联厂的工棚里,在一位王工长的带领下盖房子。盖房子在农村干过,从土房到砖房,从脱土坯、和泥、和灰、砌砖、到上大梁,每一个工种都干过。这次在工人师傅指导下干活,使我盖房子的技能更加熟练。
两周后,厂里宣布将半个猪栋的起粪权给我们生产队。这样,需要有人长期在二车间劳动,肉联厂和生产队都提出让我留在肉联厂劳动。为了生产队的利益,为了将来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我只好答应“长期”留在这里,当一名亦工亦农的长期工。
二车间有三个组,接收组,饲料组和饲养组。正式职工有车间主任、会计、保管员、兽医、门房,再加上几个饲养员。二车间的办公室和更衣室是里外屋,外屋为较大的更衣室,也是会议室和吃午饭的地方。外面有饲料库,十几排猪栋,还有一些草垛。每个饲养员负责二、三个猪栋,他们自己不用动手干活,喂猪时抱着一个大鞭子指挥农民工干这干那。猪栋的工作很多,每天要准备饲料,喂三次猪,清理猪圈里的粪便和尿湿的垫圈草,换上干草,还要定期消毒。一车间和冷库忙的时候,二车间的农民工还要去支援。清理猪粪便和换垫圈草的工作最脏,接收组、饲料组,还有喂猪的工作不那么脏,起码不直接和猪粪尿接触。
二车间的刘主任是山东人,有山东人特有的脾气。当时车间称为连,大家叫他刘连长。我去报到时,他一脸不高兴,很严肃地说,这里的工作又脏又累,你能不能干?不能干就回去,换个人来。还吓唬我说,干不好就收回你们生产队的猪栋。我表示能干,他分配我到饲养组。饲养组除了喂猪外,更多的工作是给猪圈清理尿湿的垫圈草,换上干草,再把湿草晾干重复使用。起粪装车主要是由生产队来拉粪的人干,猪多时生产队每天都要来二、三辆马车拉猪粪。为了抢在喂猪时完成这个工作,我们也要起粪装车。
到二车间的第二天,是例行的猪圈消毒。一个猪栋分隔成很多个猪圈,一个圈里大约有二、三十头猪。圈里很泥泞,到处都是猪粪猪尿和泥土的混合物,臊臭气味冲天。我进到猪圈里喷洒消毒药液,猪在我腿上蹭来蹭去,我的鞋和裤腿上沾满了猪粪和被猪蹭上的粪泥。工作完成后,满身的药液白点,裤子和鞋上都是猪粪尿的混合物。回到更衣室时,刘连长用异样的眼光在我身上瞥了一眼,没说什么。
干的最多的活是换垫圈草、运草和晒草。猪圈分两部分,前半部为地势较低的露天部分,猪在此大小便;后半部地势较高,上有屋顶,下垫干草,是猪休息和睡觉的地方。这些猪十分懒惰肮脏,经常在干草上大小便,新铺垫的干草很快就湿了。我们要进到猪圈里,用木叉把沾满猪粪尿的湿草叉出来装到牛车上,然后再垫上干草。叉出来的湿草运到空地上晾晒,为了让草干得快些,要将湿草抖落开分散铺在地上。在晾晒过程中还要经常翻动,把湿的一面翻到上面。湿草晒干后装到牛车上拉回去,做为“新草”重复使用。
冬天,我们拿着木叉,赶着装满湿草的牛车去晾草。凛冽的寒风侵肌入骨,我们卷缩着身躯背风而行;荒野上播土扬尘,我们个个灰头土脸。刚从牛车上卸下的湿草还散发着热气,但很快就会被冻在一起,必须快速均匀地将草摊开铺在地面上,又是一股夹杂着臊臭的寒气袭人。尽管天寒地冻,在疾风和日光的威逼下,一块块冻在一起的草还是会逐渐干燥散落开。为了让草干得快些,要用木叉一遍遍地翻动,散落的猪粪随风而起,粪尘飞扬,我们被迫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冬去春来,虽然春光明媚,却没有鸟语花香,桃红李白。万物生发之际,猪圈里的粪土也蠢蠢欲动,臊臭蒸蒸日上。暖风阵阵,湿草干的很快,脱落的猪粪伴着尘土随风飘入空气中,粪尘弥漫。我虽然望尘生畏,却也能视若无睹,忍耐坚持。那时,常想起陆游写梅花的一句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正是我的现实和内心的写照。看着春风漫卷猪粪土,不免也调侃一句:散落成泥化作尘,只有脏如故。
夏季,头上顶着一个大火炉,脚下踩着一个大蒸笼。我们个个汗流浃背在烈日下劳作,汗滴掉在地上溶入粪土,体内水分的流失加剧了疲劳感。湿草干得更快,从而加快了垫圈草的循环,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劳动强度。装车和铺草时粪尘漫天盖地,令人窒息,难以忍受,不禁有感而发:
寒來暑往日煎熬,臭气熏天入九霄。
弥漫粪尘吸肺腑,水深火热苦丁徭。
起粪装车相对来说还算干净。虽然臊臭气凌人,劳动强度大,但圈里的猪粪是湿的,用铁锹铲起来扔到马车上没有灰尘。我们在猪出去吃食的时候起粪,猪回来后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把嘴边的食物残渣和身上的污秽物蹭到我们身上。即便如此,也比粪尘飞扬弥漫好得多。
有时候收进来的猪太多,猪圈容纳不下,要将猪送到四、五十里地之外的老厂区,那里有很多空着的猪圈。我们三人一组,天一放亮就出发,拐弯抹角专挑人少车稀的街道,把一百多头猪赶往老厂区。三个人分别在猪群的左右和后面,不停地将乱跑的猪赶回猪群。途中不能休息,不能吃饭。到了中午时分,口干舌燥,饥肠辘辘,精疲力尽,我几度险些瘫倒在地上。坚持到下午三点钟,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诗曰:
偏街僻巷路人稀,驱使天蓬走四蹄。
直蹈双足无止步,曲迂百里到终极。
老厂周围都是农田和荒野,厂内地旷人稀,显得很萧条。交接完毕后,食堂早已关门。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走半个多小时到达公共汽车站,乘车到有饭店的地方下来吃饭。后来几次送猪,我们摸索着走不同的路线,找到一条又近又好走的路,中午即可以到达目的地。
我也做过几天轻松的工作。在二车间,除了兽医张医生和会计小郭外,我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有一次,让我在外面醒目的墙上写防火标语,这是我第一次写一米多见方的大字块。批林批孔时,上级要求群众写大字报批判,要造成轰轰烈烈的气氛。刘连长让我替大家写大字报,为了提高批判水平,还派我去市体育馆参加全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那个年代开大会,下面乱哄哄的,人们大多在底下开小会,有的睡觉,有些女职工织毛衣,没有几个人在听会;主持会场和发言者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听,他们只管照本宣科。
会后第二天,会计小郭给我找来一些稿子照抄。因稿子有限,还要抄报纸,在抄写时要做适当修改,不能同报纸上的词句一模一样,也不能两个人的大字报一样。写了几天,大字报把更衣室四面墙都挂满了,每个职工和农民工都有一张。我的大字有了进步,体力也有所恢复,不免沾沾自喜,有诗为证:
笔墨纸砚铺张开,凤舞龙飞跩起来。
满目荒唐皆谬误,我当练字且悠哉。
有一次看护草垛的工人请假,我替他几天。这个工作很轻松,主要是在几个草垛间巡视防火,手里拿着一个耙子,随时将零乱的草归拢在一起。那几天风大,装卸时许多草被吹散。我将这些草耙到一起,再捆成捆,摞到草垛上。干了几天,耙子的耙齿被我耙断了四、五根。
一车间是流水线作业,活猪进去,半扇半扇的猪肉出来。首先,要杀的猪在前一、二天只饮水不喂食,将猪肚肠里的食物和粪便清理干净。时辰一到,便将猪从圈里赶到一车间的后门,那里只有一条两边封闭的通道,由宽逐渐变窄,最后只容纳一头猪通过,进入这个死亡通道的猪便没有回头路了。
通道的尽头有一条逐渐向上的传送带,后猪挤前猪,前猪自然上了传送带。传送带将猪传到一车间后门一米多高的台阶上,在传送带出口,一个工人拿着个像电话似的东西,其两端为电极。他将电极按在猪的两眼上,猪被电击后立刻翻倒在地,有的还能蹬几下腿儿,有的一动也不动。上面有一条不停运转的传送链,每隔一定间隔挂有一个钩链。另一个工人将钩链套在猪的一条后腿上,这只猪便被头朝下吊了起来传向车间里。在进入车间途中,有一个工人在每头猪的颈部刺一刀,鲜红的猪血顿时就涌了出来。下面是储血槽,等猪进入车间时,血刚好流尽。这正是:
甬道后猪拱前猪,前猪一路向屠夫。
屠夫惊电猪麻爪,麻爪不知性命无。
车间里第一道工序是脱毛。猪被传到一个大热水池边,猪身着地,套在猪后腿上的钩链自然松套,一个工人将钩链摘下来,猪就掉进滚烫的热水池里。不停转动的打毛机在热水池另一端,池里的猪一个个漂向打毛机,到了一定位置便被卷了进去,一百多斤重的猪在打毛机里像气球一样翻腾跳跃,很快黑猪就变成了“白猪”,最后从打毛机的出口掉进一个凉水池子。
凉水池两边站满了工人,有的负责刮猪大腿根和腋下没打干净的毛,有的用刀将猪蹄子和小腿卸掉。这些工作完成后,猪也冷却下来,泡干净了,便又被倒挂在传送链上。传送链慢慢移动经过一些加工岗位,每个岗位只做一件事,有的割猪头,有的开膛摘内脏,有的处理下水,有的将猪锯成两半,最后一道工序是盖检疫的蓝戳。盖了蓝戳记的猪肉便可以投入市场,或进冷库。
在旺季,一天杀三千头猪,农民工要到一车间去支援,杀不完还要夜战。我经常去一车间干活,每次都在同一个岗位上,即紧挨着打毛机热气腾腾的出口,在凉水池边上刮残余的猪毛。工人们称这个活为“打水刨子”,是一车间最脏、最累、最热的岗位。打毛机出口有一个用胶皮条做成的帘子,在打毛过程中,这个帘子时常被里面的热气和翻腾的死猪撩开,夹杂着猪毛、带有血腥又臭又热的浊气直接喷到脸上;打完毛的猪从打毛机的出口掉进凉水池子,带出来湿热的臭气和猪毛又一次扑面而来,十分恶心,令人窒息。有道是:
蒸腾污秽裹猪毛,盖脸劈头似利刀。
浊热封喉人作呕,眩晕气短入阴曹。
我从水里将死猪拉过来刮大腿根和腋下没打掉的毛。刮干净后,一松手猪就被从打毛机里新出来的猪推挤到水池那边。我旁边的师傅是正式职工,负责将猪蹄子卸掉,这要有点技术。我偶尔也站过这个岗位,是这位师傅看我太热太辛苦,主动与我交换一会儿。仅一步之遥,就是风清气朗,舒服凉快,也没有肮脏的猪毛飞过来。在这个岗位上,我不但学会了卸猪蹄,而且还顺便学会了卸猪小腿,这是下一道工序。当猪从凉水池出来再次被倒挂上传送链后,下面的工作就干净和轻松多了。
工人们几乎人手一把刀,在流水线作业的空档,要不停地用备刀棍儿备刀,以便使下面的工作更省力。我用的刮刀或者叫“刨子”是不闭合的圆筒形刀具,圆筒三分之一是空的,一侧边缘是刀刃。开工前和工间休息时要抓紧时间磨刀,一旦机器响起来,就没有时间磨刀了。我这道工序最费时,如果稍一怠慢,从打毛机里出来的猪就会积满水池。
在这个工作中,我学会了识别痘猪。痘猪两肩附近有些隆起,一眼便能看出和正常的猪不同。起初不知道是痘猪,只觉得这些猪怪怪的。有一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用刮刀在猪身上划一刀,顿时皮开肉翻,白花花的痘呈现出来,令人毛骨悚然。从那以后,每当我从水里将一头猪拉过来时,便知道这头猪有没有痘。有时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顺手划一刀看看,每次被划开的猪都有痘。
在一车间工作的人,对“宰”、“杀”这些平常人不轻易出口的词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张口就来。刚开始时,我很不习惯人们把这些充满血腥的词汇天天挂在嘴上。时间久了,慢慢地就司空见惯了,听上去似乎不那么刺耳了。长期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会使人愚昧,而这种环境会使人变得对生命麻木不仁。
顺便说一句,除了一车间外,我还去过清真冷库搬运羊肉。尽管清真库里温度在零下十几度,但膻味十分浓烈,对人嗅觉的冲击力极大。我刚一进入冷库时,险些被膻翻在地。出了冷库后,膻气绕鼻三日,余味无穷。在那里工作的人,恐怕吃多少膻荤都不会感觉到膻。
做为长期工,工友们都在家住,每天清晨带着午饭骑自行车来工厂上班。由于各个生产队来肉联厂临时支援的农民工多了,工棚住不下,我只好回城里的家住。家离肉联厂很远,每天清晨不到六点钟从家出发,走到公交车站上车,坐到终点换车,再到终点,最后在指定地点乘厂里的班车 ― 解放牌大篷车。冬天时,天不亮上班,晚上回到家天已经很黑了。
我妈妈每天清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为我做饭,除了早饭,还要做带到厂里的午饭。那时没有什么吃的,主副食都定量凭票证供应。我的户口在农村,城里没有口粮和副食供应,要到农村将玉米碾成玉米面带回家里。每天带饭的主食以玉米面窝头为主,偶尔也有高粱米饭、大米饭或馒头;菜以土豆为主,经常是炖土豆块。由于劳动强度大,食物里缺乏蛋白质和脂肪,每天带的饭都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全家人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双人床摞双人床,办公桌摞办公桌,再加上一个单人床,剩下的空间只够家人侧身通行。这样,晚饭后我必须尽早爬上双人床上层,以便给家人腾出活动的空间。上床后可以读一会儿书,由于极度疲劳,很快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在我装饭盒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书,一上公交车就开始读书,这是我一天里最有意义、最高兴、最享受、最心安理得的时刻。繁重的体力劳动,枯燥紧张的生活,高压的政治环境,最消磨人的意志,使人心灰意冷,听天由命。我时刻铭记着自己的目标,坚定信心。心里常常提醒自己:谦虚使人不亢,骄傲使人不卑;保持内心的尊严,在逆境中不气馁,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想到《三国演义》里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不免自嘲、也是自励一下,有诗为证:
勉从屠户暂栖身,无奈沦为杀猪人。
但有乾坤翻转日,向天奋翅上青云。
在通勤期间,早晨上班等公交车时,似乎每天都遇到一个青年人。我上车,他也上车;我换车,他也换车,最后都上了肉联厂的班车。刚开始时谁也没注意到对方,久而久之,我们都意识到对方也在肉联厂上班,有时我看看他,他看看我,谁都没说话。我看他不像杀猪人,也很难相信住在附近的人会在肉联厂上班。有一天,我们终于说话了。原来他从商业学校毕业,分配到肉联厂一车间当工人,二车间的会计小郭是他同学。我问他在商业学校学些什么,他不屑地说:“算盘子”。在后来中国的商业大潮中,这位“算盘子”应该大有用武之地。
肉联厂有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名字叫李祥林,厂里所有人都叫他老模范。老模范中等身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但印堂不亮,饱经风霜的眉宇之间透着一丝苦相。他文革前曾到北京参加过全国劳模大会,见过毛主席和刘主席。文革后,他被任命为肉联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厂办公楼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十分整洁,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桌面上什么也没有,看样子那间办公室一直空着。他整天在工厂里辛劳,永远勤勤恳恳地战斗在生产第一线,而且几乎每年都出工三百六十五天。他住在城乡之间的老厂区附近,房子十分破旧,雨天上漏下湿;回家早晚两头不见太阳,还要伺候病魔缠身的老伴,老伴去世时,他料理后事也只耽误了半天工。
我不知道他原来在哪个车间,由于二车间的工作最脏最累,他几乎天天在二车间劳动,干最脏、最累的活。这样,他自然成了我们的打头的,带领我们干活。老模范平时少言寡语,除了指挥我们干活说几句话外,整日默不作声地埋头苦干。
做为全国劳动模范,他一心想着为国家多做贡献,为人民立新功。可是,做为一名普通工人,在肉联厂除了出工出力外,做更多贡献的空间十分有限。他劳心焦思,提出了重复使用垫圈草的措施。本来,垫圈草是一次性的,湿了就扔掉。这个主意使我们有了晾草、翻草、运草的活计。据说从账面上看,一年可以为国家节省十几万元买干草的钱。
一九七四年春夏流行口蹄疫,许多猪都得了病。收购生猪要进行检疫,猪进来时没有病,进了圈很快就病了。那期间经常消毒,但无济于事,疫情愈演愈烈。我们几个农民工认为,造成疫情不退的原因之一是重复使用垫圈草。用过的垫圈草带有口蹄疫病毒,猪接触了这些带病毒的草,自然就传染上口蹄疫了。疫情没有带来多大损失,没见过销毁病猪,依旧照杀不误,检疫的蓝戳照盖不误,我们干活的人没有任何附加防护措施,外界也不知道有口蹄疫发生。现在发生口蹄疫是大事,要封锁道路、消毒、销毁禽畜,再加上媒体的渲染,市民也不敢买猪肉吃了。
我觉得老模范很可怜,被套上那个荣誉,便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当然,那个年代也谈不上生活,只是活着。平常人活着还有个星期天休息,不高兴了发个牢骚、说个怪话,闷了几个工友说说笑话,累了偷个懒儿什么的。可他呢?他什么都没有,即使有牢骚也没处发;他劳筋苦骨,兀兀穷年,就像一台机器,不停地运转,没有维修和保养。那个荣誉给了他深藏于内心的荣耀感和几天的辉煌人生,而他却贡献出自己的大半生。
从肉联厂外面看,似乎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杀猪的,工种不好,在社会上人们看不起。从肉联厂内部看,在车间里加工猪肉还算不错的工作,或者说,只要身为国家正式职工,工作都比较轻松干净。正式工人不愿意干的活,都是农民工干。能与农民工同甘共苦的职工,全厂仅老模范一人。
经常同我在一起干活的工友有三位,薛富、李有和小宋。我们四人共同的特点是来自外县的农村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无论在距离、感情和关系上都和肉联厂最远。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总在一起干最脏最累的活。薛富和李有来自我们南边的邻队,从他俩的名字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对“富有”的渴望。小宋来自我们西面的一个生产队,距离我队有好几里地远。还有二位工友偶尔也同我们一起劳动,他们来自附近郊区生产队,其中一位是还乡知识青年。被派来肉联厂的工友在生产队都是最好的劳力,既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又听从指挥,人缘好。这些人在肉联厂的表现,是生产队与肉联厂维持良好关系的关键之一,所以,生产队必须派出最好的社员。
薛富三十多岁,中等个头,皮肤白皙,一表人才,看上去很像是一位学者。他举止稳重,谈吐文雅,笑容可掬,是我们四人中的核心人物。有事与厂方交涉,都由他出面,厂方对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很重视。我刚到二车间时,他主动向我介绍了二车间的情况,并告诉我要注意的问题。李有和小宋在劳动中有时说起家中的琐事和烦恼,薛富常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慢条斯理地对他们进行劝解和开导,既像一位老大哥规劝家里的兄弟们,又像“政委”在做思想工作。那时城乡差别很大,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也相当大,但怎么看薛富都不像农村人。我常想,要不是出生在农村,要不是遇到那个年代,他的人生一定会大有作为,十分精彩。
我想不起来小宋的名字了,他的外号叫宋大头,宋大脑袋,没有人叫他名字,都叫他小宋,或者外号。他是个大块头,性情中人,快人快语,一天到晚总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小宋家上有老下有小,给人感觉家庭负担很重,整天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但又很乐观。他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古通今。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历史典故和奇闻趣事,荤素搭配,真假参半。大家对他说的故事也不认真,一笑了之,却也能活跃一下枯燥乏味的气氛,暂时忘记疲劳。那时他刚有小孩,时而津津乐道他的育儿之术,喜悦之情洋溢于表;时而娓娓道来他们夫妻之间的那些事,幸福和烦恼交相辉映。说到夫妻之间的事,他和李有的共同语言最多,那时李有刚结婚不久,他们之间经常交流经验,有苦有甜。李有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农村青年,憨厚纯朴;两只大眼睛看上去有些傻傻的,似乎有些愚钝。
接收组、饲料组和喂猪的工友们大多来自附近郊区生产队,虽然天天见面,但工作岗位不同,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互动。
在此不妨高攀一下,将二车间的职工也算做工友。要说地位与我们最接近的应该是看大门的老吴太太。其实她还不到五十岁,那时女人不打扮,显得憔悴苍老。大家都叫她老吴太太,她也以老太太自居,对大家很关心,问寒问暖。冬天,她穿着一件黑大衣,抄着手在风雪中站在二车间大门口看门。每次看到农民工,总会说几句贴心话,使我们感到很亲切。
二车间另一位女性是会计小郭,她总是戴着一副套袖,一看就知道是文案工作人员。小郭对农民工很客气,举止言谈中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意味。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她是一位阿姨。后来才知道她七零届中学毕业,四个面向到商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肉联厂,论年龄她比我还小几岁。
刘连长直爽、认真、正直,我刚来就给我个下马威,使我不禁想起林冲面临的那一百杀威棒。我的劳动表现很快就改变了他对我先入为主的成见。我察觉到他在暗中观察我,也关心我,有意无意让我去做一些轻松的工作。他见我午饭很简单,有一段时间以一盒炖土豆块为主,便过来问我是不是家里粮食不够吃。
兽医张医生是二车间唯一的大学生,真正的知识分子,每次猪栋消毒都是在他指导下进行。除了兽医工作外,他好像还负责防火。我和张医生说话不多,但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同情之心,惺惺相惜之意。在他管辖下一旦有轻松的工作,便找我去做,例如,写防火标语和临时看护草垛。
我队猪栋的饲养员师傅是饲养组组长,给人的感觉是高高在上,不易接近。喂猪时,他耀武扬威地甩着鞭子,俨然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鞭子指到猪槽,猪就像冲锋陷阵的士兵一样,嗷嗷地叫着勇往直前,瞬间将满满的猪槽席卷一空。
一车间和我有直接关系的职工,就是我岗位旁边的那位师傅。他曾主动与我交换岗位,使我暂时脱离那恶劣的环境,得以喘息片刻。他相貌英俊,身材高大,两眼炯炯有神,干起活来手脚利落。听说他周日经常被附近的老乡请去杀猪,可见一车间的职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杀猪都是一把好手。
春节前夕是各生产队为巩固工农联盟最繁忙的时期。他们用马车拉着换来的大米,自产的白面,土豆、萝卜、白菜,还有黏豆包,挨家挨户地慰问厂里有关领导和关键人物,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惯例。我认为,没有人会去慰问老模范家,一是他从不过问猪栋分配,二是他绝不会接受贿赂。
我们生产队虽然是和工人老大哥联盟的最新成员,但也明白这个潜规则,早已打听到厂里一些干部的住址。年前,生产队长坐着满载货物的马车进了城,要求我一起参加慰问活动。我没有办法拒绝,只好答应同行。我们冒着腊月的刺骨寒风,在水银灯照耀下的黯淡夜色中,赶着马车穿梭于城里的大街小巷。每到一家,队长和我扛着慰问品,敲开了人家大门,不等主人反应过来,放下手中的东西掉头便走。人家在后面喊,我们边走边回答,不敢和主人多说一句话,生怕人家不收。总共去了四、五家,只有职务最低的刘连长坚决不收,甚至山东人的脾气都上来了,同其他职位更高的人相比,他的人品更高尚。
参与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惭愧、很无奈、也很悲哀。我为自己的境遇悲哀,更为中国农民悲哀。他们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力量,牺牲最大。革命胜利了,他们在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在手中还没有捂热乎就被集体化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就这样,我怀着一颗高傲的雄心,在社会最底层从事着最卑微的体力劳动,每天接触着猪粪尿,呼吸着粪尘弥漫的空气,在肉联厂工作了近一年。我把骨子里那一点点娇骄二气深深地压在心底,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这样做,是为了在大学招生时获得贫下中农的推荐。我时刻准备着,准备站在求知的起跑线上,从那里奔驰起飞。一九七四年大学招生开始了,我暂时回到生产队参加贫下中农讲评、鉴定、推荐的程序。
星移斗转,光阴似箭,四十多年转瞬而过。在尘埃落定之时,想起这段辛酸艰难的经历,觉得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个人所有的经历,不管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不管是坎坷的,还是顺利的,一旦变成回忆,似乎都有了甜的味道,值得回味。通过回忆,我发觉自己很怀念那一段当农民工的经历,很想去见见当年的工友和师傅们,看看今天的肉联厂。我试图回忆那湿淋淋的垫圈草和那刺鼻的气味,粪尘飞扬扑面而来的感觉,打毛机喷出来那热烘烘的污秽,工作的劳累和辛酸。但是,这些东西已经随着岁月飘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从苦中过滤出来的甜,这甜是我宝贵的财富,将伴随我终生。
写于2016年12月
有关上山下乡的文章......
我最近看了电视剧“县委大院”。那里提到养猪造成附近的河水污染。我没想明白,他们为什么不用猪粪作农田的肥料?我猜可能有两点:一是现在农村基本不种地了,二是种地都用化肥,农家肥太麻烦,不用了。
我家下乡那会,猪圈里的粪都是用到农田里的。
我只在小时候见过一次杀猪,至今记得很清楚。
一人把猪绑在条凳上,刀刺脖子,放血。
绑和放血过程中,猪拼命挣扎,叫声震耳欲聋。
还记得当时我的感触是:“它真不想死啊!”
现在中、美主流屠宰方法都是先电死,再放血,工人不用见证动物的绝望挣扎,也不用听尖叫声。
只有穆斯林商店卖的 halal 肉,必须在动物活着的时候割喉放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