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纳粹分子和文革的暴徒，年长之后杀气收敛，甚至还变身为成功人士。……那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在宣揚暴力，还是在限制暴力？https://m.youtube.com/watch?v=kNJ6PbAmQgM

不想写文革，不能忘记、却不想回首：已放下的包袱，不想再翻开来看。

然而，山川依旧，江河却似有倒流的势头。写下往事，不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给年轻人看：如果不接受教训，那日子就可能“卷土重来”。

秋天的一场病

1967年秋天，文革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最恐怖的日子好像已经过去了。父亲本来不敢回家，只是，在“十一”期间我连发了四天高烧，烧得常常说胡话。父母用自行车载我去医院，医生给我打针、开了药，回到家之后，大家都折腾得很疲惫。

那天（10月6日）我终于开始退烧了，晚上沉沉睡去。父亲也累了，就没有回到原来他避难的地方过夜（他很久不敢回家过夜了）。后来听母亲说，有人在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来敲门，问父亲是否在家，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我病了好些天，退烧后睡得很沉；母亲陪着我睡一间屋，父亲陪两个妹妹睡另外一间。那套三间卧室的单元房（在一层），我们家住了了两间，我们原来的保姆，带着刘叔叔的baby，住在有阳台的那间屋子。

暴徒暗夜施暴

他们选择了最暴力和最万全的方式……..。半夜好像听见建筑工地打桩机的声音，后来又听见一声巨响。母亲说，糟了，爬起来跳下床；我也跟着起来，刚推开卧室门，就被人一把推回来。我刚打开电灯，立刻被关掉，有人怒吼“不许开灯”。

小饭厅里挤满了人，几次想冲出卧室看个究竟，几次被人暴力抓住扔回屋子。黑影曈曈中，有人喊“快点，这边”。我突然完全醒了，有人来抓父亲，就大叫起来“暴徒，住手”，被人一掌击回屋内。

瞬间暗潮汹涌......;塞满屋子里的人，又突然如潮水般都退了出去，母亲大喊“你爸爸被抓走了”。我穿着背心短裤，光着脚追出去，跑出二十多米远，听见前面的马路上一阵马达轰鸣，一辆大卡车呼啸而去。暗夜中，有邻居打开窗户问“出什么事了？”我说“有人把我父亲抓走了”。又过了几分钟，高音喇叭像雷暴一样突然炸响“特别战报、特别战报，揪出反共老手XX”；跟着是一阵爆烈的革命战歌。

保姆死里逃生

回到家中，阿姨（保姆）跌跌撞撞地从她的房间走出来。她过去是我家保姆，文革中我们的一间主卧室被分给了其他人家，他们家生了一个婴儿，保姆就继续住在那间房，帮助他们带婴儿。

此时，保姆抱着吓呆了的婴儿，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嘶哑着嗓子说她差一点被人掐死。原来，这伙暴徒除了砸掉我家大门和卧室的门板，还有一组人从阳台（我家住一楼）爬进来，撞开阳台门。保姆看见刚想喊救命，一位暴徒跳到床上，骑在她身上，双手掐住她脖子，旁边的婴儿只有一岁多，也被另外一位暴徒捂住嘴按住身体不许哭。保姆脖子上的掐痕好几个月才下去，暴徒们若不是速战速决，她和婴儿的命恐怕就难保了。

大门被砸掉的同时，卧室后窗的玻璃也被几块大石头砸碎，还好石头没有落在妹妹身上，她们当时都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爸爸被人抓住……。后来他受的酷刑我实在不想写了。

暴徒的身份

你能想象是谁做的这些事吗？他们是二十出头的名牌大学精英，抓走父亲的理由，仅仅是因和他们的观点不一样。是的，那个年代，很多学生就是暴徒。他们顶着革命的招牌、大肆施暴，与德国法西斯分子一样充满自信，毫无愧疚感地做出各种暴行。有不少人后来还升官发财，成了“企业家”。

人想要成圣难上加难，想变成魔鬼，却是随时随地的事。这些暴徒如果活到今天，应该也是近八十岁的人了。他们同那些暮年的纳粹分子一样，走到街上看起来也慈眉善目的。其中有些人还堂而皇之地写了“文革回忆录”，在“回忆录”中透露出对他们当年造反的沾沾自喜。

报复的尺度

以色列人也遭遇过许多苦难，希特勒杀害了近六百万犹太人。二战之后，以色列组织了专门的“猎杀纳粹”行动，对二战中施暴的杀人犯，即便已经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抓回以色列、接受审判。

犹太人信奉的“妥拉Torah”，正是基督教的旧约圣经。旧约《出埃及记》很清楚地说明了对杀人伤人的惩罚条例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出21:23-24），这不是在宣揚暴力，而是在限制暴力：一方面出于公平，施暴者必须受到应得的惩罚，另一方面，要避免过度报复和冤冤相报。复仇必须在“正当”范围内，如果只伤了眼就不能弄伤对方的口、或者肢体的其它部分。

可惜在中国，打着“革命大旗”的施暴者，不需要付任何代价，比被害者活得还更自信更滋润。他们当然不会愧疚，还很愿意继续施暴。

主耶稣已经医治了我心中的创伤，我早已经不恨这些人。学会了饶恕，会先让自己从痛苦中得到释放。我也深深反省自己，当年虽然年纪还小、又跟着父母受害，但在暴力横行的年代，自己也可能也伤害过别人。今天我更想知道，那些当年动辄施暴的“成年革命者”，是否反省和忏悔过自己的暴行，是否做好准备，在最后审判时，面对公义上帝的审判？

再看看今天中东地区的绑架人质事件，一些年轻人，比文革中的学生暴徒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毫无愧疚甚至洋洋自得。

饶恕敌人，是为了让自己从此有正常的生活；追讨罪责，是为了让后人免遭、少遭同类苦难。故此，我决定写下这段“为了忘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