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头的女子五短身材、腰扎皮带，皮粗肉厚、五官模糊。伴随着鼓点声和咯吱咯吱的二胡，她突然伸臂叉腿蹦跳起来，原来是在跳“忠字舞”……。

今天，“中国大妈”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指不自重也不尊重他人的中老年女性。为什么单单在中国、在这个时代，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呢？不管是讨厌还是同情她们，都需要先了解产生这个群体的土壤。

错失阳光雨露

做为同龄和同性别者，我想说：女子若在应该青春绽放的年龄，错失了阳光雨露；当年华已逝、又想反身抓住失去的年日，就很容易转型为膨胀而刺手的“大妈”。

“阳光雨露”包括了教养和教育，如果青少年期在压抑和谎言中渐渐长大，被当时的社会氛围挤压成“铁姑娘”，又为了生存而学会说谎（在弱势时）和霸道（在强势时）。当社会转型后，可能有人一辈子都觉得全社会亏欠了她。为了夺回失去的青春岁月，就表现出张扬夸张的行为，甚至漠视社会规则和契约，显出了“变态的膨胀”。

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年轻时的社会氛围极端扭曲，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女子的要求，被认为是“反动—封建阶级的”，而西方主流的女子行为规范，是“反动—资产阶级的”。所谓的“破四旧”彻底打破了社会传统和道德规范，让全社会都笼罩着“红色恐怖”。为了不被当作敌人或者批判对象，人人都必须跟风。否则，只有进监狱甚至被枪毙。

那场大革命举起的“破旧立新”大旗，其实在利用人的恐惧心，驱使人跟风撒谎、撒野、撒泼，拉“革命大旗做虎皮”，行各种反常理之恶。青春期的女子本来就容易情绪冲动，“革命”更让她们的暴力发泄合法化了。

只是，命运并未宽容善待这些革命热血女子，没有多久，中学的女孩子们，被送到边远穷困山村“接受再教育”，其中的痛苦更是难以诉说。我们那时候喜欢陆游的词《钗头凤》，其中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对比当时的红歌“东风吹，战鼓擂…”，女孩子的无奈和痛苦比男孩子更无处诉说；对我们而言，这首词这不是述说男女之情，乃是指向时代的错误。

错乱放飞自我

其实大妈们在年轻时，也会有“放飞自我”上舞台的机会。比如1968年秋天，我在青岛火车站候车。突然就进来一群人，说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头的女子五短身材，皮粗肉厚，五官模糊。伴随着鼓点和咯吱咯吱的二胡，她突然伸臂叉腿蹦跳起来，原来是在跳“忠字舞”。她显然很自豪能在公众目前起舞，只是她舞得扎手扎脚，颇似马戏团的黑熊或者站立的乌龟。

我本来对青岛的市容和海滩十分留恋，离开之前青岛火车站的这位女子，却给我留下极丑陋的印象。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青岛是出美女的。

我当时年纪尚小，立刻就叫出声“这是什么人什么舞呀，像黑熊转圈”。那女子听见了，停下舞步，领着两个男吹鼓手，向我走过来，大声呵斥“你想反对毛泽东思想吗？”还好，我是跟着我的小叔叔和他的一位同学去的青岛，他们都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7界的毕业生。我要回北京，他们去潍坊的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

哈军工原本是军队编制，他们都一身军装，这是当时最威严的代表革命身份的装扮。我小叔笑着说：“她还是小孩子，不懂事，你们继续演出吧”。后来小叔一再嘱咐我，不要对抗群众运动，不管他们要做什么，你都不要出声，千万不要惹火烧身。

后来在青岛回北京的火车上，又经历了全车旅客起立，拿着语录向着东方，“祝福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大唱语录歌，一路上闹腾不断。回到北京，有朋友刚从东北回京，说东北各地大兴“忠字舞”和“毛主席语录操”，许多老年人找出伪满时期的鲜艳衣服套上身，用红色大字报纸当胭脂口红，涂抹在脸上和嘴上，任何空旷些的地方，每天都又人群唱响语录歌，大跳忠字舞。他说立刻让他想起电影里面那些“跳大神”的场景。很快北京也兴起了语录操和主席诗词操，人们被压抑得太痛苦了，只能用此种方式发泄情绪和锻炼身体…。这种状况维持了差不多一年，才被中央文革严厉禁止（江青出身演员，受不了群众对红色文艺的亵渎）。

  我想，那位扎手扎脚跳“忠字舞”的和那些把红色纸张当做胭脂的女子，二、三十年之后，大概都是大妈广场舞的热心成员。

错立社会规范

回顾我自身的成长岁月，基本的礼貌和规矩都是父母设定的。文革前学校里也有“好孩子”和“坏孩子”之区分。到了文革中，很多孩子正好到了“反叛期”，就开始借着“革命”发泄愤怒，揪斗老师。老实些的孩子就内心恐惧，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因此我从来不曾感觉自己有过天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很小（文革前）在学校，就已经被赋予“接班人”的重任，不能像孩子一样天真肆意地渡过童年。在家则需要像半个家长一样照顾弟妹。肆意放开的游玩，会被认为是“不正经的”。家庭是一个集体、学校是一个集体，社会则是更大的集体，在一圈又一圈的集体套装里面，自我没有伸展的余地，更不能去掉包装做回自己。

文革前，至少在学校里面，孩子还会接受基本的道德教育，要守纪律，尊敬师长。只是因为没有“同理心”的教育，孩子们不懂要接受别人的不同，对待他人缺乏爱心。在无产阶级教育的前提下，“爱心”被置于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下，从婴儿开始，就是以阶级来区分的。出身不好的孩子还没懂人事，已经要学会当“缩头乌龟”了。

我们的童年世界就已经是扭曲的，不但缺乏爱心教育，还会因压抑而更想对其它弱者发泄仇恨。成年之后，这种扭曲多数只转变为“要补偿自己失去的岁月和损失”，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给别人造成的损失。

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大妈们在“十年动乱”中渡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受过正常教育，社会上没有正常规则和道德尺度。人们只关注自己：不要被当成反革命，并没有时间替别人着想。改革开放之后，大妈们又觉得社会对不起自己，想自我补偿失去的年华。年轻人认为的放肆，在她们是理所当然的“个人自由”。

错向社会排毒

当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像我这样能重新考入大学、改变命运的“大妈”其实不多。但是多数大妈们回到了城市，可以穿上艳丽的衣裙，可以大声喧哗唱歌跳舞。她们生活的年代本没有秩序，只有红色的铁拳，当铁拳被收回，她们想抓住“青春的尾巴”，从年轻时的压抑，变成年长者的放纵。

大妈们失去青春的岁月，应该怪谁呢？当然可以怪社会，人的命运往往被绑架在时代的列车上。在花样年华时，她们被扭曲的社会塑造成“以丑为美”的“女汉子”。等到社会恢复常态，她们难免想要抓住时光，补偿失去的青春。

她们在豆蔻年华，只能用用恶狠狠的眼神，回怼那些“青睐”的目光，再骂几声“臭流氓”。当社会开始赞美女性的青春，自己已经过了全盛期。为了将功补过，只能分外张扬。在年轻时套在颈上的枷锁被打开之后，老年时的“放飞自我”，难免放出长年积累的哀怨毒素。她们外貌花枝招展，举手投足与内心世界仍似当年。她们在夜色和喧嚣声中顾影自怜的舞步，也在损毁自我形象；让人想到年轻的“女汉子”变成了“母老虎”。

如果自认为年轻时的“太规矩”必须在年老时用“放飞自我”来偿还，这种“装嫩”加倚老卖老，往往更显出幼稚的肆意妄为。 “知耻而后勇，与不知耻而后勇”，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行为表现，却被大妈们给混淆了。

错在不会反思

其实只要能“换位思考”，就能明白，她们过度的喧嚣，对她们而言很“正常”。这种喧嚣，对比在“红色恐怖”中渡过的青春时光，是一种被虐待之后的补偿。只是，周围那些在正常年月中长大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觉得她们太“反常”太缺乏公德心，甚至觉得她们是“变态”和“坏人变老了”。

生活在有毒的社会上，人都需要“排毒”，但是“排毒”要选择场合。如果妳反对核废水排放污染，也该明白，对许多人而言，自己的“排毒”可能正在“污染”社会。

我们的上一辈比我们经历了许多战乱，吃过更多苦；我们的同辈，在许多贫穷国家，比我们更加不幸；为什么没有形成“大妈”的扰民群体，为什么没有在世界上臭名远扬？

我想，因为她们尽管贫困，却可以和富裕人家的孩子一样上学、接受基本而正常的教育，从小就懂得要遵守正常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虽然她们贫穷，社会却给了她们尊严和自由，也让她们通过受教育和发挥个人特长，可以改变贫穷的命运。贫穷的人，也可以得到基本的教育、医疗、食物等社会资源。

可惜我和同龄的“中国大妈”们，没有感受过天真无邪的青春；上过学校，却没有接受过基本的道德和社会共识教育。学校贴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语，但我的德育教育基本来自父母。智力教育很早就中断。幸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上了大学和研究所，得到了补充；更重要的是，在基督教和法制社会，让我学会了在自由的国家，更要尊重他人和遵守法纪。在人格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我想，年轻时养成的价值观，如果不能得到反省和更新，那些硬伤会伴随人一辈子。当我真正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才能够真的忘记过去，努力将来，反省自己，饶恕他人（参考《哭着乐系列—33 红潮起落 下）。

对自己的同龄人“中国大妈”，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