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1930年代初闯上海滩时，人生地不熟的，向姨父求助…没想到这正是噩运的开始……   

“奇葩”的革命思潮

在上一篇说到了外公之死，家族前辈中还有不少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活到了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新社会。然而“心红根不正”的他们，很快发现了理想与新社会的现实相距甚远。

被农会杀害的外公，其实思想开明，他的六个子女都上了大学，都信奉共产主义，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抓捕或逃亡，却仍然不能取得党的信任。

20世纪的前半叶，是全世界共产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求新求变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受到影响。当年国际共产的理念，又时新又自由，到中国之后的改装本，就又实惠（耕者有其田）又封建（维上是从）。西方工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成了农民夺取土地的运动；只有激起贫下中农要土地的愿望和革命热情，才能够建起更广大的群众基础。于是，中国那些理想主义的地主阶级后代，主动跨阶层、和最贫穷的农民结成同盟，目的是消灭他们的父辈— 地主富农阶级。

这种“奇葩”组合，正是上世纪革命的“中国特色”；与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特色”， 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径。早期参加革命的富家子弟，都“视财富为粪土”不珍惜祖上的产业；而“改开”形成的“新富阶层”，当年没见过财富，一旦财富到手，视其它东西都为粪土。二者唯一的共同点：都很激进极端。

左倾知识分子的宿命

母亲家的人虽然都思想左倾，在解放后，却难以解除党对他们的怀疑。我母亲的姐弟中，六姨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解放前和舅公刘国鋕一样坐过国民党的牢，还上过朝鲜战场；姨父原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秘书，也上过朝鲜战场。后来六姨“被”主动要求从北京回四川，文革中险些丧命。我的十二舅也上过朝鲜战场，同样“被”从解放军复原，十五舅“被”从北京高校调到贵州穷困山区。他们在文革中，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了很多摧残。

再说小姨，她一直没有离开泸州。泸州有许多内迁的兵工厂，在文革中两派武斗，都把兵工厂的武器拿出来，对射的流弹往往伤及平民百姓。小姨当时怀孕，以为北京比较安全，一家人来到北京，想在北京生宝宝。北京从街面上看，当然比泸州好很多；只是我父母所在的大学，两派对立的学生，正在剑拔弩张，局部武斗已经开始（详情以后写）。他们发现北京也不安全，又回到泸州。他们走后没几天，我母亲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持大刀长矛的学生抓走，几个月没有音信，不知死活；我们则被批盔戴甲的大学生武斗队赶出家门，连户口本和粮票都不许我们带上（这事我另外再说）。

母亲在她的兄弟姐妹中，还算是幸运的，只是“被拒绝”入党，在文革中遭了不少罪，至少没被下放到基层。我记得自己八、九岁的时候，听见父母亲讨论要不要回四川，还征求我的意见。我小学班上有位从四川转学来的女生玲玲，坐在我后面，脾气火爆常用四川话骂人；而且我不吃辣，所以我坚决地说：我不去四川。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左倾路线大行其道，许多北京著名大学的教师都因“跟不上形势”而被下放，至少我班上有几个孩子的父母，都被“外放”，孩子也跟着去了外地。到文革中看了大字报，才知道这些教师，都是因“右倾”而被清出北京高校的。

五姨妈的命运

外公最宠爱的，是五姨和我母亲，因为她们最爱读书。特别是五姨，才学过人，有过目不忘的天分。五姨脾气极好，遇事从来不着急，碰到“倒霉事”还常常自我调侃，人们都叫她“书呆子”。她读书多，自然也就受到激进思想的影响，在1940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更嫁给一位左翼文人。

五姨虽然才学过人，可她一辈子都因姨父的牵连而不能进入学术领域，虽然她的学问比许多台面上的大人物要大得多，却一直在上海的一所普通中学当老师。

1968年，我母亲被关押一阵子之后，终于被放出来，与五姨取得联系；当时父亲仍然被押。秋天时我第一次去上海，主要是看望祖母，向她报告父母都还健在。然后也去看望五姨夫妇。他们住在豫园路，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职工宿舍。我初次到访，没想到门没上锁，我迈进门，只见满室凌乱狼藉，五姨垂头坐在藤椅上，眼镜从鼻梁落下一半……，姨父刚被抓走，家刚被抄过。

见我进门，五姨有些意外（五、六年不见，我长大了很多），脸上露出一点笑容。她既不抱怨也不收拾家，就带我去街上买香肠、卤味当作午饭；她平静地告诉我：“造反派已经来过很多次，都数不清了；随时还会来的。就让他们继续抄家、找黑材料吧，也不用收拾了，不然又说我们藏起了什么”。我问：“为什么抄起家来没完没了？”五姨妈说：“还不是为了要找到他们想要的资料。姨父喜欢收藏旧报纸杂志，他们要拿回去仔细翻看检查。”当时我还小，不明白几十年前公开发行的报纸，能藏有什么重大秘密，值得他们反反复复地检查。

被江青追杀的姨父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艺圈很热闹，我的五姨父是田汉那个左倾知识分子群的核心人物，也是姚蓬子（姚文元父亲）的老友。他好心地帮助文艺新人蓝苹，正是噩梦的开始……

江青在上海时的艺名叫“蓝苹”。她初闯上海滩时，人生地不熟，来向姨父求助，希望能有戏可演。姨父说：“她是个新人，追求进步；又是北方人，个子高挑，舞台形象不错（当时演员多是南方人，个头娇小秀丽，扮演西方戏剧角色就略逊一筹）”。于是姨父推荐她出演易卜生的话剧《娜拉》，担纲女主角。公演之后，蓝苹出了些名，把姨父视为“恩师”。

不过江青在男女关系方面出了很多新闻，人际关系比较紧张，大家都不太喜欢她。  后来她就去了延安、嫁给毛。只不过延安那边也有很多人不信任她，一直想追查她的历史问题。江青谦卑低调地隐忍了多年，直到60年代中期，她以“文艺旗手”的高姿态高调出场，然后打着毛的大旗，引领文化大革命，整肃文艺界，报复和整死了那些被她记恨多年的人。

顺便想起，上海电影界前辈蔡楚生的女儿是我中学同学，蔡楚生在文革中境况很惨，蔡小妹腿有残疾，也去乡下锻炼。有一次她行在村边小路上，没想到生产队的骡马牛驴突然被放出圈来，一时间万马奔腾，路很窄，无处避让，小妹在牲畜前面猛跑，无奈腿脚不给力，眼看要被踢倒践踏，我在小路下的河边，离路只有一米多高，大喊“快跳下来，我接你”，她跳了下来，歪了脚，但生命无忧。

蔡楚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做电影导演，文革中被江青整死。姨父也掌握江青当年混迹上海滩的“劣迹”证据，但销声匿迹的早，目标不明显。姨父本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级教授，在1957年就“被定”右派。https://www.sohu.com/a/462211644_120388781#google_vignette

文革中，他这类人被视为“死老虎”，造反派对他没太大兴趣。不过江青这位文革“旗手”正红的发紫，与30年代那位蓝苹的资产阶级形象判若两人。她当然不想让人挖出这段历史。据说她对毛掩盖了一些她的“丑事”，文革乱局中她的丑事也在民间流传。所以江青和姚文元都想从姨父手中找到三十年代的报纸、书信，好销毁他们的“反革命”的证据；他们暗中放话给上海戏剧学院的造反派，让他们搜索全部相关证据，密封好直接送江青。江青翻看上交的资料，若没有寻到她想要的信息，必然会令下面人继续搜寻，这就是为什么姨父家被扫荡了无数次。

后来（1977-78年），在审判“四人帮”时发布的中央文件中，有一个部分是对江青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其中就有五姨父的证词。

国共两党中的亲友

五姨父与前妻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在40年代末，嫁给了国军的空军飞行员，和先生一起去了台湾。她先生是国民党空军王牌部队（黑猫）的主力飞行员，曾到美国培训，专门驾驶美军的U-2型侦查机和其它美国飞机。

1962年他驾机飞入中国领空刺探情报，被解放军击落。表姐夫被算作国军烈士，表姐是烈属，得到蒋公的特别嘉奖令和千两黄金的抚恤费。表姐后来移居美国，在芝加哥做护士。他们的女儿在大陆开放之后，回到上海开精品店。改开之后，两岸已“化干戈为玉帛”。

我的前辈中，也偶有在新政权中活下来，还活得不算太差的。这批早年的理想主义共产党人，与今天的执政党，根本不似“同党”。他们与下一代，在理念和生活态度上都非常不同，他们的执著和专一，的确有不少值得我们佩服之处。

只是，持相同理念的上一辈家人，也有完全不同的命运轨迹。下一次我会说几位命运轨迹不同的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