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最近两年中国社会的经济走向，若用图表显示，已经过了正弦曲线的高点，开始向对称的低点回落。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才经过这个四十多年的起落过程，也在低点状态下生活过，所以想略作分享。也顺带说一下我近年亲身经历的一起撞孩子的车祸。

农村人口

要命的户口：我成长的年代，中国比今天更像“社会主义国家”，吃“大锅饭”是其特征。只是人仍然分成三六九等，比如城市人口就比农村人更有优越感。在城市中生活通常要有户口，这相当于在城市的合法居留权，有户口本才可能领取粮票布票油票等，得到基本的物质供应，否则就连饭都吃不上。

工作也需要有户口，尽管工资低，但是收入的差别不太大，总比“乡下人”优越得多。所以女孩子找对象，一定先找有“城市户口”的，靠此吃上“商品粮”，好改变一生的命运。

只是，一旦经济状况低下，为了降低粮食消耗和资金的短缺，就需要清理城市人口。比如我们那一代的知识青年，就被认为是“在城里吃闲饭”的，被送到了农村的“广阔天地”自生自灭，城市的压力倒是减轻了，知青们的家长，压力可就太大了。今天的家长谈的主要话题是孩子的教育、考大学，那时候是“回城”。

穷苦的乡村：农村与城市有很大反差。农民不但生活苦、劳动强度大，“脸朝黄土背朝天”，而且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衣食住行样样都困难。缺衣少食，都是常态；手中更没有现钱，连买盐买灯油都是大开销。大部分农村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

那时，除非“特别生猛”的极少数农村人，敢于离乡背井，去到人烟稀少的沙漠、大森林当盲流；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都像封城时的状况，被困在一小块土地上，既缺乏资源，也没有外来的援助。

一旦国家需要征用这块土地，不管是修水库、还是建设什么“基地”，老百姓连保住茅草房的权力都失去了，只能乖乖地搬迁。

不过，农村曾是政党的基本盘，又被誉为“广阔天地”，被宣传得如同人间净土甚至仙境一般。我们下乡之前满心幻想，下去之后痛苦不堪。如今，传统意义的完整村社群体，已不复存在，年轻力壮的去城里挣钱，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残。

工友们

我当年一共在“广阔天地”锻炼了九年，先去云南兵团，又转到山西插队，再被招工进入附近的新建“三线工厂”。当年的工人，端着“铁饭碗”，不像今天还会有失业风险；能从农村人口转成工人的，除了“政策安排”的知识青年之外，多是农民中比较“精明”或者有关系有内线的人。

“三线工厂”远离大城市，不少工人是从城市搬迁过来的，他们既有精明、瞧不起乡下人的一面，也有离开城市之后变得更放纵甚至更“匪气”的一面。我接触的农民，通常头脑简单也比较善良；从农村到工厂之后，也需要一点时间来接受那种相对粗暴而冰冷的文化。

不过，当年工厂的男孩子比较愿意护着宠着女孩子。在十多年的漂泊岁月中，我真实的生活写照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我一向头脑简单，不明世事，好在还算大方，虽然常被批评为“任性”或者“骄傲”，还是常能被人原谅。只要肯开口求人，总能找到“护花使者”，当然必须要用“食物”或者金钱做为回报（不是性，当年没有那么开放）。这么混日子，好处是没变成老油条，坏处是老大不小的，还不懂人情世故。

不过，那个年代有很多的女孩子，得不到家人和朋友的帮助（大家都自顾不暇）。若生存环境恶劣，又无人帮忙，就可能更惨。记得严歌苓写过一部小说《天浴》，还被陈冲拍成电影，就是写当年从城里下放农场的女孩子的遭遇。

先亏后赚卖饭票

我刚进工厂的时候，在伙食科卖饭票。这是不用倒三班的工作，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肯做这份“清闲事”，竟需要专门招工让“新人”来做。我第一天就尝到了苦头，卖出了十几元的饭票，亏了两元多。

不管我每天再怎么仔细，也多少总会亏些钱。直到有一天厂里分到了一张“自行车票”（自行车是抢手货，凭票供应），我才“扭亏为盈”。当年全场几百人，各科室都选出一个人去抽签。行政科过去从来没有抽中过，大家选我、说我是新人，或许手气好。我一去果然就抽中了。可是我自己并不需要自行车，于是许多人来找我（包括各科室领导和顶头上司），许以各种好处换这张票卷。

要求最强烈的，就是和我一起在食堂工作的出纳— 张师傅，他说“只要给我这张票，我保你今后稳赚不赔”。我虽然不信，可在厂里认识的人有限，也不懂该巴结哪些人，就把自行车票给了张师傅。有了车，张师傅节省了回家的路上时间，更经常地和老婆孩子相聚，心情大好，颇有些得意。

之后，张师傅教了我一个方法，果然卖饭票稳赚不赔。我调动到办公室和宣传科之后，才有人悄悄告诉我，大家不愿意去卖饭票，就是因为谁去谁赔钱；都说张师傅外号是“老狐狸”，“特阴会坑人”；明知道被他坑了，却抓不住把柄。如果我不是给了他那张自行车票，还不知道得赔多少钱呢。

好心的乡亲们

山西晋东南的风俗与南方完全不同。我在云南时，女人砍柴、插秧、挑担，什么重活都干。山西的女子却“娇贵”多了，“苦重”的活都是男人干。我在晋东南插队那一年多，感觉很轻松，连我烧的柴火、煤炭和用的水都有人帮我“做务”。我一开始还想自己做，反而被其他女子笑话。女人们比的是针线活和做饭、养孩儿，地里的“营生”是男人争强斗胜的领域。大寨“铁姑娘”是另类，是被老辈人笑话的。我于是入乡随俗，跟女子们一起坐在炕上做针线，比绣花手艺。我和老乡们关系不错，常被夸奖“有眼色（会做人）”。老人家和婶子们都很有人情味儿，虽然大家都穷，都“恓惶”，但是邻里间通常都会互相帮衬。

对新闻上那些夸张的革命“大词”，她们听不懂，当然不会说，更不怕当“反革命”，说能进去“吃牢饭”，正好给家里省了口粮，也省了其它花费。

不过农村人是真羡慕工人，在他们眼里，不用“晒日头受苦（劳动的意思）”还能每月拿钱，实在“太美了”。

我进了工厂之后，常有村里人来找我，如果赶在饭点儿，我也留他们吃饭。工厂发的工作服我差不多都送了他们，他们当宝贝一样过节才舍得穿；每月发的一条肥皂和两双线手套等劳保用品，我很少用；其他女工把线手套拆了，织毛（线）衣，我却把肥皂手套都送给了乡亲们。

乡亲们对我实在好，有人看见我的擀面杖不好用，就去砍了一节枣木，做了一长一短两根擀面杖给我；又看到我的面板又小又难看，就砍了杨木和枣木分别给我做了两块案板，一块切菜，一块做面食。

他们常常给我送时令瓜果。若找不到我（可能在办公室开会），他们就请邻居帮我收下。一来二去的，邻居老工人就眼红了，偷偷用我的名义跟他们要东西，拿了东西，还吓唬他们说这是资本主义，本该被没收的。我告诫了乡亲们几次：不是我介绍的人就不要和他们打交道，乡亲们有些困惑，不明白其中的猫腻。

车祸与留守儿童

今日乡村已经没有了完整的社群，只剩下高龄和低龄人口。大概在十年前，我和同事去到湖北乡下，回武汉时出了车祸。那条路不是高速，路面有些低，路边的沙土盖住1/4的路面，汽车的速度都很快。当时由一位牧师开车，开到一处乡村附近时，正赶上乡下的孩子们放学。有些孩子在路边跑，牧师已在减速，但是没想到有个男孩子突然就拐上了公路，我眼看孩子飞起落下，惊叫之后，不敢马上下车。

牧师下去扶起孩子，孩子哭得一头大汗，问他哪里伤到、他也说不清。这时孩子的爷爷奶奶赶了过来，说孩子的父母都在浙江杭州打工，学校今天提前放学，他们还在地里干活，没来得及去学校接孩子。牧师赶紧把爷爷和孩子都带上，去医院检查，我们三位女生留着当人质，商量怎么赔偿。

天黑之后，他们从医院回来了。不可思议的是，经过一番严格的检查，孩子居然一点没受伤。爷爷奶奶说可能会有后遗症，过几天还要再检查一次，然后扣押了牧师的身份证和驾照。我们把身上带的现金都拿出来先赔偿一部分，等来拿身份证的时候再赔偿更多。后来我们留下钱离开了湖北，那位牧师两个星期之后再去孩子家，看到孩子活蹦乱跳的，也拿回了被扣的驾照和身份证。

除了这次经历，我只有旅游的时候去过一些小乡镇，感觉岁月静好，反倒是大城市两极分化严重。我只是走马观花，看到的可能没有代表性。也期望我说的经济滑坡状况，也没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