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在南加州的一个小博物馆(Bowers Museum)展出了康熙皇帝写的一首诗：“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明朝中后期，中国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但北方强敌压境，朝廷内部的腐败，“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想破除祖宗成法，撇弃空虚不实的理论，透过社会改革来富国强军；那些经世致用的实学，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农学、军事、造器等，都受到重视。

在西方，在天主教内部改革后兴起的耶稣修会，正趁着大航海的世界潮流向东方进发，他们携带的西方先进技术和知识，正是中国所需要的资源。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

在明朝来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和清朝来华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年—1688年），都是学养深厚的宣教士。

科学+宣教

1583年，利玛窦从广东登陆，先在中国南方宣教十八年。当时在中国传教，必须得到皇帝恩准，他就从皇帝感兴趣的科学技术方面开始入手。

万历24年（1596）利玛窦在南昌准确预报了9月22日的日食，而官方的预报则有误差；这样，利玛窦在万历29年（1601）1月终于得以进京。他又预报了当年6月5日和12月9日的两次月食；然后在万历31年（1603）预报了5月1日发生的日食。利玛窦精湛科学知识，正是期望富国兴邦的皇帝和臣属所寻求的。

  利玛窦与明朝重臣徐光启（教名保禄Paulus））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此外还有《远西奇器录最》、《西儒耳目资》、《交友论》、《日晷图法》、《两仪玄览图（世界地图）》等。他们多次修订的《世界地图》挂在皇宫里；他们也举荐传教士参与修订中国历书。

入乡随俗

利玛窦为皇帝献上自鸣钟、坤舆万国地图、西洋琴等，当然还有圣经。万历皇帝尤其偏爱自鸣钟，让利玛窦留下，也是为了有人能维修自鸣钟。利玛窦不但学习中文，也学明朝官员的装束，穿上汉服；加上他奉公守法、学贯东西，成功地打破了明王朝延续了二百年的戒律--“外国人不可在京居住”，皇帝特批他有北京长期居留权，他也像中国官员一样，领取朝廷俸禄。

利玛窦丰富的知识和谦卑的人品，让他在文人和朝廷命官中广结善缘。这些人很想了解外部世界，也都乐意学习新知识。

与他一起进京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还教会了宫廷乐师弹奏西洋铁琴。在他们的努力下，封闭多年的窗口逐步打开。

传教成果

利玛窦也在上层士大夫中谈论圣经。到了万历33年，北京已经有数百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他和李之藻（科学家、翻译家）、杨廷筠，号称“圣教三柱石”。

利玛窦与他们合作，陆续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基督教著作、还有介绍西方文化的《辩学遗牍》、《乾坤体义》、《西字奇迹》等。他还得到皇帝特许，在北京城内建起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后来被称为“南堂（西什库）”，目前是展示欧洲科技文化的博物馆；

利玛窦生命的最后十年，自1601年进京到1610年去世，是他传教的黄金时期。他写过十九封信，向欧洲介绍中国，也期望继续在华的事工。后续来华的耶稣会士多采用“利玛窦模式”，奉公守法，勤劳服侍朝廷和社会，介绍西方的先进科技，都口碑甚好。

墓地、诏书

本来朝廷规定，过世的西方宣教士要被统一葬在澳门。利玛窦去世后，明神宗却破例亲赐一块地，准其被葬在北京城， 如今，他的墓地在北京市委党校内，墓碑正中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右边碑文是:“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在利玛窦墓东侧为南怀仁墓，西侧为汤若望墓。北京市政府将此处墓地，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去世八十二年之后，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皇帝发布了利玛窦梦寐以求，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传教自由诏书”。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

 南怀仁，比利时人。1658年抵澳門，先在澳门、山西传教。1660年被召到北京，参与历法修订工作。

制天文仪器

1669年4月 (康熙八年三月)，南怀仁接替被冤案折磨而逝世的汤若望，在钦天监任职，他设计监制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和天体仪等天文仪器，目前都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

他著有《历法不得已辨》、《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等，指出当时清朝命官的历法推算错误。他还著有《康熙永年历法》、《欧洲天文学》等科普著作。《欧洲天文学》介绍了几乎当时全套的西方科技知识。

地理学知识

南怀仁编撰了中国地理学著作并绘制地志。他做的《坤舆全图》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一样， 都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世界地图。《御览西方要纪》一卷（1669年）是他的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内容涉及欧洲的一般地理以及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知识。

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很有兴趣，南怀仁曾经在五个月的时间里，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他也陪同康熙出巡，沿途为皇帝观天测地。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的推广运用，对欧洲传教士的宽容态度，应该都与此有关。

制造火炮

明朝来华的耶稣会士，已将火炮介绍到中国。1626年（明朝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率十三万大军包围山海关外的孤城宁远时，明守将袁崇焕在城墙上架起“红夷大炮”，八旗铁骑在炮火下兵败如山倒；努尔哈赤也受重伤而死。

到了清朝，火炮依然是防御重器。1669年，康熙帝令南怀仁负责铸造“红夷大炮”；南怀仁还有专著《神威图说》、《形性之理推》。

康熙十三年(1674)，平定三藩的战争打响。南怀仁再次被命造火炮，他用基督徒当守十诫“不可杀人”而推诿。康熙不悦、施重压。经历过“汤若望冤案”的南怀仁明白，若不尊皇命，不但难以自保，传教的使命也可能前功尽弃。于是他设计了一款轻型火炮，炮弹仅为三斤，命中率达99%；康熙又命他造一种八斤炮弹的炮，并亲自试炮。康熙点射的两发炮弹，重叠射中目标，皇帝大喜并即刻把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赏赐南怀仁。后来皇帝又授予南怀仁工部右侍郎之职。

北京宣武门东侧明朝末年的“时宪局”，以及东便门的清代 “钦天监”，都是耶稣会士发挥才华能力的地方。 除了帮助朝廷富国强军，耶稣会士也观天象、修历法、制作测绘地图等。南怀仁还设计了一款用蒸汽做动力的“汽车”献给康熙。

外交与宣教

康熙十五年（1676)，沙俄使臣来华。南怀仁通晓多国语言，被派遣担任翻译。他用拉丁文与俄使者问候并交谈，不仅仅翻译双方对话，也说出外交人员的头衔、解释了两国的文化差异，令中俄双方交往愉快。10年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南怀仁也为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翻译。

南怀仁在华期间，撰写了多部宗教类书籍，宣扬天主教教义、教规等。主要的著作有《教要序论》、《善恶报略论》、《圣体答疑》、《圣教日课》等。尽管记录南怀仁传福音的文字并不多，但是从康熙本人对基督教的表白，看得出康熙听信了他传的真道（后面详述）。

南怀仁在1688年去世。 康熙皇帝为他举行隆重葬礼，亲自撰写祭文：“尔南怀仁，秉心质朴，四野淹通。来华既协灵台之掌，复储武库之需…。遽闻溘逝，深切悼伤”；并赐他谥号“勤敏”。在明清之际客死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也是唯一在身后得到谥号的。经过多次乱局，最后他与利玛窦、汤若望合葬墓地，在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内（见前图）。

康熙信耶稣

三百多年之后，1995年我在南加州的一个小博物馆(Bowers Museum)中，曾经看到过康熙写的一首诗，宣告他的信仰：“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康熙帝还有一首诗：  说到了“十架、恩流”，也描述了耶稣半夜被抓，门徒背叛，鸡鸣天亮之前不认主，在十字架上受鞭刑，两个强盗挂在两旁，耶稣在十架上共说了七句话等，显出对福音书很熟悉。

可惜的是，后来天主教廷内部发生“中国礼仪之争”、耶稣会在中国的传道被禁。康熙四十四年（1705），天主教使节多罗抵华。康熙以礼相待，耐心向他解释中国的礼仪：“中国之行礼于牌，并非向牌祈求福禄，盖以尽敬而已。此乃中国之一要典，关系甚巨。”是说中国人重孝道，祖宗牌位是后代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并非把死人当神祗拜。还说：“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这位罗马使节多罗不但语言不通，也不耐烦听康熙的解释，引得康熙大怒，于是发生了“百年禁教”。参考：https://blog.shanghaipathways.com/2021/07/27/history-of-jesuits-in-china-part-2/

但中国基督徒群体从未断绝，郎世宁等传教士依然留在宫中。

简单评述

耶稣会中人才济济，在明、清两朝，除了利玛窦和南怀仁，还有其他的“耶稣会”宣教士，也是朝廷的命官，比如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7/19—1766/7/17），他留下了许多清廷画作；天文学家、圆明园的设计师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0/8—1774/10/23）；制造玻璃器皿和眼镜片的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 1694/7/15—1720/7/24），皇帝批奏折时就戴着他制作的眼镜；还有用奎宁治愈康熙的疟疾恶疾的耶稣会士，以及许多宫廷的工匠、乐师。这些耶稣会士受过严格的科学和神学训练，在较开放的康熙朝代，贡献了所学所长。

始自十六世纪后期（明末清初），在近二百年的期间，有472位耶稣会士在华，更多人辛苦耕耘，始终默默无闻。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8%E5%8D%8E%E8%80%B6%E7%A8%A3%E4%BC%9A%E5%A3%AB%E5%88%97%E8%A1%A8

天主教的大一统架构，和中国皇帝家天下的系统，略有相似之处。早期的“耶稣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用“西方科技”与“本土化”相结合进行传教，在中国皇帝的允许下，进入了中国社会，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也建立了教会。 （西什库教堂）甚至孝庄太后和康熙本人，也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

 “耶稣会”当年努力进入中国，比两百多年后跟着鸦片战争的硝烟进入中国宣教，要更加不易。耶稣会士的人格素养、殷勤工作和克己谦卑的人品，都得到民众的称赞。而后来跟着“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西方宣教士，则很难再得到上层的信任，所以他们多数都进入社会的各阶层、包括底层去传道。

罗马教廷的“中国礼仪之争”，其实来自其内部的矛盾与争竞，后来也有不少教内人士反省此类禁令。可惜，直到两百多年后的1939年，罗马教廷才最终改变了当年的决定。 

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与教会，当然不可能是完美的。不过，从中世纪教皇的专权，到耶稣会在中国宣教的努力，社会在进步，教会也在与时俱进。今天的政体和教会的权力受到更多的监督，百姓有了更大的自由。我们也更加敬佩那些早期的、坚韧不拔的福音拓荒者—耶稣会的宣教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