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说到美國很多“乡下警察”都是活雷锋，今天接着说城市的警察。

美国乡下“良民”多，小城乡的警察没有多少案件需要处理，又不时地帮助处理左邻右舍的日常困难，当然就像周边百姓的“好邻居”。但是我们这些非“土生土长”的往来移民，如果在开车时突然被警察喊停，还是会紧张的。除非是神经很粗、个性特别“大而化之”的那类人。

超速美女蒙查查

美国警察对女性通常会比较客气。1990年代初，有一次听几位从四川来美开公司的女士聊天，其中的一位说，她刚到美国时，没有考美国驾照，先用国际驾照开车。她的开车习惯像在国内一样，一看见车少，她就开始超速。一位警察在后面闪着警灯猛追，她也不减速，后来两三辆警车夹住她，她还以为是警察在保护她的安全，对警察嫣然一笑，还伸出大拇指点赞。

还好坐在她旁边的人看出来不对，让她赶快停车。 他们停车路边后，她听不懂警察对她说的话，只笑嘻嘻地反复回答：“yes，good”。

警察拿她没办法，看她笑靥如花，也有些迷惑。后来警察反倒好言好语地安慰和劝诫她，让旁边那位半吊子英文的朋友当翻译，说在美国驾驶，安全第一等等，当然也没有给她开罚单。

这女子最后还说“有空来吃饭，尝一尝川菜”，警察一脸苦笑。旁边的朋友本来吓得一身大汗，过后直夸她运气好。

看来无论东西南北，美女总是吃香的，尤其是“蒙查查”的美女。

高速公路爆胎

其实在二十多年前，大部分警察还是比较和善的，我就曾经被警察救援过。

那是一次爆胎的经历。90年代末，我在downtown的Prudential保险公司上班。我每天要换行好几条高速公路，最拥挤和危险的路段是三条高速（5号、10号、60号）交叉分路的地段。

那次意外发生的就那么巧，我正在切换线要出60号公路时，突然车子一阵颠簸，车速骤减，有东西从车底飞溅出来，我意识到车子爆胎了。还好后面的车子都跟着减速，右边三个线道的车子也让出路来，我可以跨线停在右边的路肩。可是那个路肩正在高架桥上，非常窄，上下都是川流不息的汽车。我下车大约走了五、六十英尺，才找到路边的交通报警电话。我刚一拿起电话，接电话的人就告诉我，天上的直升机已经报告了我车子的状况，让我不要害怕，不要站在桥面上，而要在路边等侯拖车。

打完电话，我才感觉到害怕。不过还好，很快警察和修理车就过来了，先在路边放了一长串（应该超过100公尺）的警戒棒(顶端冒着小火花)，提醒过路车提前换道，保护路边的我们。

警察记录了爆胎的情况，问我有没有备胎，我说应该有，他们帮我换上备胎，告诉我最近的修车店在哪里。不过我这时心里很怕，不敢开车。

警察和我聊了几句天，我心情放松了不少，他对我说：“我驾驶警车在妳前面开路，妳跟着我的车，我会一直带妳走过复杂的三线交叉路段，到了妳熟悉的高速公路，看见妳恢复信心，我才会离开，妳愿意试一试吗？我相信妳没问题！”

我说：“好！”于是一辆警车在我前面开路，旁边的车都礼让；还有一位警察在后面收起路上的警戒棒。我跟着带路警车渐渐回到正常车速，走出了这段危险的交叉公路。到一个路口，警察从车窗伸出手告别，下了高速，我也平安驾驶回家。

警察为何要喊停

大概是在1989年底，我当时在一个中国餐馆打工。有一天晚上9点多下班之后，我开车回家，突然听见按汽车喇叭的声音。我觉得应该和我没有关系，继续开车，到了一个红灯路口，在停车等变绿灯的时间，又听到鸣笛，是旁边一辆警车发出来的。我立刻非常紧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交通法规。我于是赶快换到右边线道，然后停到路旁。警车也跟着停在后面，但是从头至尾警车没有亮起警灯。

两位非常高大的警察（一男一女）来到我的车旁，我摇下车窗，问“what’s matter/我出什么状况了？”他们笑眯眯地说“没有任何状况。只是，妳认不出我们了吗？”我想了想，我们到这边还不到一年，除了先生的同事之外，并没有什么美国朋友，就摇摇头说“no”。他们笑着说出了我打工餐馆的名字，说他们每周来吃饭，都是我为他们服务。不忙的时候，还会和他们聊几句家长里短的。我这时才恍然大悟，有一对身材很高的夫妻，每周两次固定来吃午餐，有时候还带着孩子；两人都衣冠楚楚，丈夫仪表堂堂、妻子外表靓丽，有几分像戴安娜王妃。

我从来没想到过，他们是警察。见我想起他们来，二人都笑了，说他们是从东欧某国（好像是匈牙利还是罗马尼亚）移民来美国的。还自我解嘲说“在这些国家，警察的名声可不太好”。

罗马尼亚人怕警察

我们在美国、加拿大的大城市、小地方都住过。对警察的感觉很复杂，主动向警察求助、和被动地被警察叫停，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前苏联和东欧移民，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在某些状况下我们都对警察有条件反射式的 “恐惧感”。

这种“恐惧感”是由于过去生活的环境造成的“惯性”，没有这种生活体验的人很难有共鸣。那是弱势的普通百姓，对强势的上层统治的不信任和惧怕。比如说二战时期的犹太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的恐惧，其它种族的人就很难体会。经过文革暴力的人和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也很难有同样感受。

在美国长大的人，总是强调自己的“人权”，不会把警察等同于胡作非为的暴力群体。在交通违规时，通常都会按照法律规则接受警察的指令，如果不同意警察的罚单，之后还可以到法庭上诉警察执法不公。

而我们这批来自“共产国家”的人，最怕的就是被警察盯上。到了西方很多年，旧的惯性恐惧还是难以消除。记得我在加拿大工作时，公司的秘书是罗马尼亚人，不但外表长得金发碧眼，而且她的法语和英语都十分流利，我一直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

直到有一次，我无意中说到，我在街上远远看见警察，总是刻意规避，不敢面对面地走近和面对他们。她马上回应说: “我也是。每当看到有迎面而来的警察，我赶紧过到马路的另外一边，或者提前转弯，等他们走远了，再回到原路。我一看到警察就心跳加快，害怕被他们找麻烦。”

人身体的内伤往往会伴随人很长时间，心理的伤痛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