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格盈盈的天上，飘来那一疙瘩瘩云，三哥哥今天要出远门，刮风下雨打雷声，呼儿嗨哟，…”

  那一年秋天我二十岁，已在云南乡下待了四年，心境是苍老的。我转到山西沁源县的郭道公社插队，是因为从山西回北京，路上只走一天，在家随便待多久，队里都不管；而云南农场一年只给十二天探亲假，路上要走上五天到一个星期，超了假回去要被批斗。

我们村

 我进村那天，刚刚下过一场雪，大地白茫茫的，只有沁河在白色大地上划开一条弯弯曲曲的裂痕。那一年，各地政府对知青的政策已经大有改善。我去插队时，县知青办公室按照中央的要求，拨了二百三十元安家费给村里，书记和队长都很乐意接待我，让我住在云生叔家的偏厦。

这个村的两个大姓是赵姓和田姓。云生叔姓赵，家境是不错的。他家有一溜五开间坐北朝南的瓦房，中间两间正房没有隔断，是云生叔老两口住。东边两间也没有隔断，是他们的儿媳妇带着小孙女住。靠西的一间小房，原来放着他家的一些杂物，村领导看那房子周正干净，就号下来给我住。

队里免费（从安家费中提钱）提供烧炕的煤炭，又请一位健壮的哑巴给我担水砍柴（详见《哭着乐》系列之三十五）。

我初到村里时，请了一位叫牡丹的年轻女孩和我同住。主要是为安全考虑，万一歹徒来侵，本村女子一吆喝乡亲父老，歹徒就不敢造次。可是后来发现牡丹身上虱子实在太多，一旦传染上就后患无穷。当地人没有洗澡的概念，有人说我瘦巴巴的，是洗澡洗得泄了体气，又招了邪气。还以村里的会计为例证明此说不假（详见《哭着乐》系列之二十九（上）。

我深知移风易俗之难，不敢太撺掇牡丹洗澡，况且村里民风尚属古朴，安全不是问题，就请牡丹回家，我自己独住。

与世无争的村民

当地人把结了婚的女子统称为“婆姨”。结婚之后就不再称呼名字了，只说XX的婆姨，这女子就算有了归宿了。

当年城里革命闹得正红火，我曾经生活过的边疆农场，虽然景色像东南亚，革命词句却同内地一样火辣。而晋东南这个小山村，似乎与外部的世界脱节。这可能和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也吃不上商品粮有关。

他们当然向往城市的口粮、薪资和不用“受苦“，但知道那比做梦更难，就释然了。与城市无缘的百姓，当然也不关心城里人“闹”些什么事。

穷乡僻壤的女人们，虽然没见过世面，却听说过或者见过，有的“吃公粮”的人因言语不慎而获罪、被判劳改。在她们眼中，“劳改”不过就是和村里人一样劳动（山西话叫受苦）；而且劳改犯的吃住都有保障，实在活得“不赖”。农民遇到欠收时，会断了口粮，没得吃那才叫苦。

山西风俗与南方迥然不同。南方女人是重要的生产力，与男人一起干活比高低，自豪地“顶起半边天”。而山西的妇女，喜欢说自己身体弱，吃不得苦，那样才显得娇贵。妇女们坐在暖暖的炕上，手中拿着针线，用软糯的山西腔，轻声细语地“拉话话”。这些个絮叨的“家长里短”，往往让我忘记了外面火热的革命大事。

有一次在漫不经心的闲聊中，好英子说，一只猫娃子跑到她炕柜上，在领袖的塑料头像上“照照地/直接”撒了泡尿。大家掩着口笑，说这猫娃子恁地搞怪。要在城里，这准得闹成个“事件”，定要抓出猫后面的黑手来。

我们村的干部，都比较有男人的“大气”，从来不与愚昧且口无遮拦的妇女们计较，想来他自己的媳妇也是一样的“没水平”。

随口说出的抗日

还记得队里有位改珍妈（忘记了她的本名，大家都用她女儿的名字称呼她），四十岁左右、身强体壮。她女儿改珍小时候得小儿麻痹成了瘸子，我常常为她针灸治疗。

按件记工时，队里安排改珍妈和我搭成一组。因其他人不是嫌我干活笨，就是嫌她神叨叨地数落丈夫的风流韵事，我们两位都不被“待见”的人，被配到一起做搭当。

 改珍妈“虎虎扎扎”的，完全没有山西人的精明劲儿，她不嫌弃我笨手笨脚，也不在乎她多出了不少力气。她总是快乐地一边干活一边哼小调。

我超爱真情朴实的陕晋民歌、山曲，那些词曲都极其动人。别人嫌弃改珍妈“嘴不闲着”，我却巴不得她一直哼哼唱唱。有一次我听她口中的词句有些怪，听不大真切，就请她说给我听。

原来这小调是调侃八路军的：“八路军，不逑算（不中用），日本来了他钻山，日本走了要米面”。我们那儿是老区，村里的老八路多了去了，改珍妈的亲族里就有数位老八路。我以往听到的，多是说八路好的宣传词，让我很尊崇老八路。可改珍妈唱的，是啥意思呢？

她淡淡地说：“队伍上的人，比百姓先得到日本人的消息，跑得利索。不像老百姓，等闻说鬼子来了，拖家带口、着急忙慌地跑不赢。鬼子走了，队伍回来跟百姓征粮食，就和今天政府让我们交公粮一样的。”

我说“那为啥你们还积极送儿女参军呢？”她说“小子们，女子们（年轻男女），跟上队伍就能吃上军粮。老百姓天天跑反，保不齐是饿死还是被小鬼子打死。跟上八路，好歹保住一条命，给家留条血脉。军粮好吃呢，今儿个女子，也愿意嫁给解放军呢。”

改珍妈既没文化也没心机，她说的事活灵活现，不可能是撒谎。

情歌与《东方红》

当初晋陕边区，有不少年轻人是舍了家庭和爱情，去参加八路的；参加八路军至少有粮吃，还可能升官，不然怎么忍心扔下心上人、跟队伍走呢。

黄土地的生存条件差，年轻男子出外“找生活”挣钱，就要和情人离别。陕晋民歌的曲调厚重凄苦，许多情歌撕心裂肺地唱出那种割舍不下、又必须分离的爱情。

改珍妈随口道出战争年代陕晋山沟里百姓背井离乡的苦日子，当地的民歌里面，也会唱出像“走西口”、“赶牲灵”这样“痛而美”的山曲。

 差不多在十多年前，我迷上了王二妮的陕北民歌，买了她的CD唱片。她纯纯的外貌，用纯纯的陕晋方言，唱出纯情高亢的山曲，让我会想起许多当年生活的画面，也常常边听边落泪。

她有一首歌唱道：“蓝格盈盈的天上，飘来那一疙瘩瘩云，三哥哥今天要出远门，刮风下雨打雷声，呼儿嗨哟，倒叫妹子我不放心。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那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咳呦，打日本可我顾不上。”既有送情人“走西口”的不舍和不放心，也表现出年轻人主动参军的情形。

二妮唱的这首歌，听起来那么熟悉，我听了无数遍，有一天突然脑子开窍，这不就是歌颂Mao大人的第一大曲《东方红》吗？可见当年的革命者也是浪漫的，这响彻云霄的大歌后面，竟有这一份痴迷难舍的小儿女情怀。

后来我又听到更原生态的版本“麻油灯，亮又明，红豆角角双抽筋，红豆角角双抽筋，呼儿嗨哟，谁也不能卖良心。……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没太太，待到打进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娶一个女学生。”

改珍妈唱起山曲的感觉，和我们从小被洗脑的肃立而唱，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怀。

当年村里的后生跟部队走了，南下当了军官，娶了女学生；家乡的小女子还在痴痴地苦等。就算当年分手时，唱过“谁也不能卖良心”，可如今连山野情歌都变成了国之重曲，伟人一出庙堂，便宏声大做；情哥哥也早变身为“革命军人”，又怎能回头……。

家乡山窝窝里，只留下苦等无望的情妹妹，和回荡天地间、流传千百年的凄凉山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