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底，我和另外三位男生组成“四人帮”，回访河口。

盲流变老板

当年的副连长钟X任，开着小拖斗摩托，把我和同学从加工厂拉回三连（队）。他的小摩托马力不足，一到上坡就熄火，于是他把同行的同学赶下车，只拉着我，风风火火回到三连，三连已经改名叫“攀枝花队”，因在进队路口的河边，有一棵巨大的攀枝花树。

钟副连长原来是湖南盲流（临时工）中的“极左”派，一天到晚“斗争”不离口，靠造反升上了副连长（依然没有户口）。1970年代初，他整天风风火火地跳着脚批判人（包括我），还曾经想行政处分我(被现役军人营长制止，这事后面会写到。

二十年后，他办起了水果罐头加工厂。我问起他当初为何要批判我，他一脸茫然，不知道是“装蒜”还是真忘了。后来我说要下河游泳，他立刻风风火火地陪我下水。同行的伙伴没有陪我下河，只偷偷为河边的我和他留影，大概为我们“尽释前嫌”立此存照吧。

在经济改革大潮中，他已全无“盲流造反派”的恶形恶状，俨然是个有企图心的商人，一心想靠卖热带水果罐头“脱贫致富”。他请我们吃饭，一桌菜都是他生产的水果罐头。 他借此机会，认识了我在北京的同学，后来还特意去北京，请他们帮助推销水果罐头。

我先生说：地主就是最勤劳的农民，加上一点小聪明和“抠门”，就能发家致富。也就是说，任何农民都有机会成为地主，包括“盲流”和“无产者”。当社会稳定、给他们机会，他们的“革命暴力”就转换为“致富活力”。

钟副连长的几次角色转换，从农民变盲流，从盲流变革命小头目，从小头目变成致富小老板。他最喜欢的，应该还是当老板吧！

恩怨一笔消

1994年底那次回访，我还意外地遇到当年整我最狠的营部军务参谋。

我71年春节期间去江西和苏沪地区探亲，因父母在干校，其他家人在不同的地点。去的地方多，加上南方大雪，火车停运。十二天的假期显然不够用。

我没有想到这次探亲“超假”，会被整得那么惨（参考“告别蛮荒（下）：不再回头”）。后来才有点明白，其实也有上面博弈的缘故。

当时六营的现役军人营长，是山西老八路，跟部队南下打到云南，娶妻生子，已经升到了团级。身为军人只知道跟着上级军区，哪知道文革中，云南军区整个是保皇派，被中央文革修理惨了。他被降级下放兵团。因此营长很同情和他同属“保皇派”的老工人，和我也特别有缘，甚至想给我做媒，介绍他欣赏的一位连长与我交往。

他是正规军人，看不上那些湖南痞子造反派。那些人虽是下级，但都知道营长文革“站错队”，总想给他找麻烦。我和营长关系好，就让我“罪上加罪”了。当我被他们“囚禁”在开荒山地时，他们打报告要处分我，营长曾经专门带着警卫员，到了开荒地点要见我。 连里的头目得到消息，故意把我送到最远的山背面的沟里干活。然后给营长汇报，说我抗拒群众，不接受改造，还挑动其他知青反对领导（包括营长在内）。营长问我当时在哪里，他们说我逃跑得不知去向，要求营部下达处分命令。营长不知道他们在撒谎，对我很失望，只是没有批准处分报告。

营部军务参谋与钟副连长都是湖南盲流，二人合谋扣发我的薪水、口粮（我当时只能靠其他同学的支援而存活）。又把我被关在荒山野岭“改造”，失去行动自由。

可没想到毛主席突然发表“最新指示”，营部开大会庆祝，所有人不得缺席。这样我也下山去了营部。我借此机会去找营长反应情况。营长一开始生我的气，不理我。等我说明事实真相，尤其是听到他要求见我的时候，我正在山的背后“改造”，根本没有逃跑一说。营长拔出手枪，拍在桌上，大喊一声：“把罗X郎（现役军人指导员）给我叫来”。

我站在靠门处，立刻反身开门。发现罗正在门口偷听，见势不妙，正想溜走。

 我大喊：“营长找你，你跑什么！”他说“我拉肚子，等一下就过来”。我追到了厕所外面，坐在土坡上，每隔五、六分钟就问他一次“完事了吗？”等了他近五十分钟，估计他腿也蹲麻了，只好出来和我一起去见营长。营长把我说过的话复述一遍，问他是不是真话，他嘟嘟囔囔，只能点头。

营长又把军务参谋叫过来，一个小时之前我刚问他为何扣发我工资口粮，他还大声批判我、说我必须先接受改造，不要光想吃喝。这时军务参谋也唯唯诺诺，……这样我才有了正常的口粮、薪资，连里也撤回了对我的处分报告，还取消了监督劳动。

此外，我也可以像其他女生一样有“卫生假”了。这之前，我没有权力回连队宿舍拿卫生用品，只好用些树叶干草，或者向其他女生“借”卫生用品。

消除宿怨

1994年底再回河口时，意外见到这位“军务参谋”。曾经颐指气使的他，变得苍老而迟钝，住在简陋的茅草屋内。他没有钟付连长的“活络”，没有跟上时代潮流，只靠着农场的一点薪资过着日子。在整洁的茅草屋内，他毫无戾气，俨然是一个普通的农场大爹。他似乎还念知青的旧情，主动招待同行的几位男生喝“包谷酒”。

我一开始不肯进他家门，被几位喝上头的男生拉进门后，先气冲冲地问他当年整我的事，他一脸茫然、显得不知所措。或许他当年大权在手，手下一、两千多知青都被他管控着，收礼和整人都是寻常小事。

我这二十多年，因那段痛苦常做类似的噩梦。意外见到又老又木的“军务参谋”，让我彻底释然了：整我的人早已忘记当年往事，我又何必长期为此受内心煎熬呢？此后，我也不再做噩梦了。我还尝试“换位思考”：假设我从来没受教育，从小就挨饿、逃荒。逃到农场却没户口，被歧视，不能享受“同工同酬”。如果有机会翻身，我会不会报复呢？

感谢主，这次意外见面，让我看到“仇人”的另外一面，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至于罗X郎指导员，1973年中央下来的调查团，接到群众检举，查出他利用职务，奸淫女知青，被军事法庭判刑。他的奇闻恶事，可以专门写一篇）。

强权与罪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承天意，下顺民情，又赶上好的历史机缘，在四十年内释放了十几亿人的生产力，令世界瞩目，为历史添彩，给人民希望。可惜今天的有些人，又开始飘飘然，忘记了“穷革命”的日子，想拾回荒诞的“意识形态”噩梦。

我看强权社会，就像一处密不透风的丛林，一头超强巨兽把持，强令众兽臣服。

 “巨兽”可能是来自底层，靠造反夺权。他掌握绝对权力之后，仍然寝食难安，担心大权旁落、被暗杀或夺权；他更警惕过去“战友”的反叛，煽动更底层的人除灭昔日“战友”。因此他周边的宠臣也都担惊受怕，唯恐失宠而遭厄运，有时候还会“先下手为强”。在“巨兽”治下，人的能力、思考和企图心，都是危险因素；在恐惧中的人，只有“舔上”方可苟活。

曾风行百年的共产主义理论，假设“无产者最无私”，说无产阶级掌权后，能让人人过上平等幸福的日子。事实却很打脸，指望掌权者的“大公无私”，根本是“白日梦”。强权与革命，让勤劳的底层百姓，彻底失去希望和动力。从1949年到1977年，人们跟着“伟大的领袖”追随革命梦想，最后都摔得“一地鸡毛”。

 民主社会认同圣经的观念：人不论穷富，均有“罪性”，权力更对人有强力腐蚀。因此一方面要用制度来限制权力，杜绝“一人独大”；同时用法律手段，来调和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纷争。虽然制度与法律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合理，至少留出了疏解矛盾的空间与渠道。

在两千年前，基督教先贤指出：世人都有罪，都需要“认罪悔改”，更新自己的生命。“罪性的缺陷”，是任何物质、法律、道德和教育，都无法完全弥补的。唯一的出路是“认罪悔改”、接受上主的救赎。“悔改的人”，能够客观地鉴查自我的“罪性（不是罪行）”，以及由“罪性”引发的恶，包括：奸淫、贪婪、勒索、欺骗、嫉妒、结党、纷争……等等。有些“恶欲”，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犯罪，却可以腐蚀整个社会。

我们这些“过来人”，自己需要彻底疗伤，放下怨恨；也需要说出真相，不掩饰历史疮疤。更要从自身开始，做理性的反思，灵性的悔改；也提醒后人，不要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