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地点和时代，人们对“好男好女”的标准都不尽相同。记得当年有部轰动一时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其中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唱响了几代。中间有一句“男儿不怕千般苦，女子能绣万朵花”；堪称是点睛之笔。

好女子要“丰硕”

山西历史悠久，很多地方虽然交通不便，人却都活得很有底气。在我看来，山西男子的相貌，普遍比女子更好。我前年重返山西些，在平遥和当地信徒一起吃饭，同席的弟兄都像连环画里走下来的，深肤色、长方脸，骨架匀挺，没有赘肉。

山西人给男孩起名，多用“反义词”，如“丑牛、屎蛋、憨小”；是不想让孩子被鬼魔惦记，或者叫“铁蛋、铁柱、石头、石锁”，能对抗疾病、灾难。

山西女子的名字，却更重审美，多是“英、珍、花、梅、兰、芳”等等，在这些字之前再加一个“好”或者“改、变”字，像是“好英、好珍、好梅…改花、改兰、变芳、变菊”。“好”是对女儿的祝福，“改、变”则是父母期望接下来能“改变”为生男孩。

历史上，山西男子中出了介子推、关云长这些忠臣武将；女子中则有一门忠烈的“杨门女将”。不过，最出名的还是美女杨贵妃，她体态丰盈；因此有“环肥燕瘦”之说。山西人审美，与江南人差异很大，他们不太认同柳眉杏眼、纤足细腰。大同云岗石刻中的女子，都丰硕颀长，有双下巴，没有曲线，也没有娇弱之态。

李敖大师对美女的五字标准“瘦、高、白、秀、幼”，与山西人的标准简直背道而驰。当年沁源人形容漂亮女孩是：红脸脸、毛眼眼（长睫毛），肉咯蛋蛋。丰满红润的少女，才招人稀罕。尽管很多女子在婚后都会变瘦，乡人说“麻人（瘦人）多养孩儿”，也多精力旺盛。比如我的生产队长，四十多岁，满脸皱纹，干瘦干瘦的，遇到半人高的断墙，她拄着锄头，一个撑杆跳就已经出墙；我这种“笨”女子，就得手脚并用的爬半天。

经过“革命”洗礼的女子，敢说敢做，面红体壮，降得住男人，唱得响“邦子/地方戏”。梆子演唱者通常紧锁眉头，圆睁双眼，挺胸握拳，唱出的高腔穿云裂帛，八路军里就不乏这样的女战士。

五十年代有个著名歌剧“刘胡兰”，是铿锵的梆子腔，郭兰英主演。虽然土，却很有感染力。江苏人周恩来就最爱这个调调。您打开这个视频链接，可以体会一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0pi95tj7MA

当时的老人，不太见过南方女子；见我细胳膊细腿，脸上没有大红色彩，总以为我在生病，至少是个“另类”。只有哑巴“待见”我，帮我担水砍柴，常会护着我，怕我跌倒（我好像平衡能力较差）；又怕我拿不动重物、随时帮一把手。同院的嫂子们开玩笑说：“哑巴实在稀罕（喜欢）妳，想娶妳当‘婆姨’呢”！想想也蛮好笑：这不是“残疾”找“另类”吗？

好女子不露脚

在1970年代，当地的习俗是女子不可以露出脚，“光脚”是非常下贱的举动。比如夏天有时候去河对岸干活，水不高时，可以踩着河里的大石头过河。下雨之后水已经过膝，女子又不能脱鞋露脚，就得找男人把自己背过河去。有时候女子找不到熟悉的人，只好求过路的行人背她过河。

我之前在云南河口兵团，那里的女人一年四季都光着脚，到太热的时候，脱了衣服就下河洗浴，也不管旁边有没有男人。

    我刚到山西，不懂当地的规矩。有一次出工时，大家踩着大石头过河。到晌午回村时，河水已经涨了。我二话不说脱了鞋、卷起裤腿就趟水过去了。岸上一群女子捂着口笑，我不知道她们是在笑我。

不过，在地里干活，实在热得不行时，女子们可以脱掉光板棉袄，光着上身，有些没结婚的女子（姑娘）有时候也会卸下棉袄，露出上身，甚至还互相比胸部的形状，和平常唠嗑，比谁纳的鞋底、绣的花怎样，同样的稀松平常。只是再热，对腿脚的禁忌却一刻不能松懈，不能卷起裤腿，更不能脱去厚厚的棉布袜子。

除了保护脚之外，许多女子在男女关系方面相当的开放。比如镇上很有名的“一枝花”，在小饭馆里当招待，她和所有手中有权的男人都“有一腿”，因此在物质缺乏的年代，活得很滋润。人们传说她家的一个笑话：有一次她正和某位男人在家办事，他先生回家了，见门从里面反锁着，就敲门。这位老婆大声喊着说，我在洗脚呢，你先去街上逛一圈，等我洗完了脚再回来。

对这些混乱的男女关系，乡人的解释是：当年跑反（躲避日本人扫荡）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大家躲在在山洞、草稞子里，男女混杂，把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根本不在乎谁和谁是一家了。

金贵的“女儿家”

相比于南方乡村的女子，山西称未婚的女子是“女儿家”，比嫁了人的女子更“金贵”。这倒是很像《红楼梦》里面描写的习俗：“探春”的母亲并非正室，却敢理直气壮地骂正室的兄弟和嫁入正室的嫂子们。

文革期间，“女儿家”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如果不能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就得下地干活挣工分。这些女子很明白自己 “高人一等”的时间有限，连成年男子都得让她们三分，一旦不小心得罪了“女儿家”，会当众遭骂，还不可还口，不然群众会觉得着男人不上道，会群起而攻之。

女人在地里或者在炕头聊天，如果说的话不合适，通常都是未婚的“女儿家”当场变色，甚至可以开口教训长者：“婶子（嫂子），妳这叫什么话，让我叔（哥）听见，妳还不得吃板子……”。  通常被骂的女人都不敢回嘴，赶快陪好话。欺负“女儿家”的女人，会被认为粗鲁而没有妇德。

出嫁的女子，常常回娘家。还会特别和出嫁前的女友一起在炕上“拉话话”，倾诉自己如何想家、念着“女儿家”的日子；对夫家的习俗，甚至口音都不适应。

好女子有好针线

女子一旦嫁了人、生了孩儿，就不下地了。山西女子的针线活，是极其细致绵密的。她们互相交换新得来的绣花样式，手巧的女子，不用人教，一看就学会了，还能做些改动，比原样绣得更美。电影插曲唱的“女子能绣万朵花”还是挺写实的。称赞“好女子”，通常不是称赞体力好，而是指针线和人品。

到了冬天农闲时，妇女一起坐在炕上纳鞋底，她们手中拿着活，口也不闲着，议论哪位当了主任的妇女，不会做“针线”和“饮食”；调侃某妇女劳动模范，褪下衣衫，毛发甚浓密，像男人等等。还说在偏远的山庄，有的女人一辈子没下过山，自己织布，没穿过“洋布衫衫”；女人们轻声细语，琐琐碎碎，却很温馨。

好女子少“受苦”

当年南方女子和男人一样插秧、打谷、干重活，拼的是体力，越能吃苦耐劳的女子，才越“牛”；山西女子却常常抱怨自己体力差，“实在受苦不下，躺炕上就成了炕席了”，似乎如此才显得“金贵”。

我刚到村里时，努力向贫下中农学习“吃苦耐劳”，不明白“能吃苦”藏着贬义：没人疼的女人才会吃苦。妇女们表面称赞我“有眼色，能受（能劳动）”，其实却暗藏着不理解：为什么“金贵的”城市女子，要自卑自贬地学“受苦”的活法。

“文化革命”在城里闹得天翻地覆，偏远乡村的人们，却还守着两千年来祖宗传下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对毛主席提倡的“农业学大寨”，他们是不明白的。

 尤其是对大寨的“铁姑娘”，他们认为，“那是跟男人胡混呢，没个女人的样样”。

城里人怕说错话被抓去坐监，他们根本不在乎，对门的嫂子有一次闲聊说：“前日有个猫崽崽，跑到我家炕柜柜上，照照（准准）地把一泡尿撒到毛主席头上咧”；她说的是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有人告诫她“可不敢胡说，要被关监狱咧”。她满不在乎地说“那倒是好咧，不用在地里晒日头受，不用怕口粮不够吃咧。”那个时代，也就是偏远地方的人敢说实话、做实事。

那时候工分不值几分钱，村里的副业是挖煤和造纸。

  小造纸作坊的纸浆来源，  都是来自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在城里，谁敢把写了最高指示的纸张搅碎了、再泡烂成纸浆？把红色塑胶书皮拿来放零钱和零碎物件，或者剪成鞋底样?这还不得成了“现行反革命”。可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小山村，大家都觉得“物尽其用、利民生财”是天经地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