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我说了大炮营长的正式名字、家庭背景。说到他对政治问题只是敷衍，家里的事情一塌糊涂。

不过农场老工人都知道，他在生产方面，是有计划甚至有“先见”的一把好手。他对“抓革命”仅是“照章办事”，对“促生产”却非常痴迷。

被他盯上的痛苦

可能是因为他出身于“勤劳致富”的农家，对生产却一丝不苟，一天到晚在琢磨新点子把生产抓上去。大家对他又爱又恨，爱他从来不以“抓革命”为借口整人；恨他太专注于生产，一想出新点子，大家必跟着受累。

比如说他想出了一个点子：要想提高橡胶产量，得靠肥料催，于是让所有割胶工在自己的林地挖水肥沟，把锄下砍下的草埋到水肥沟里面沤肥。后来他又想出了林地养猪的招数，在山上胶林里面盖猪圈，猪的粪便可就地施肥。我们割胶工本来是技术活，只要不伤树，保障产量，清除林地的草就可以了。  被他一折腾，割了胶还要挖水肥沟，工作量大增，本来上山挑空桶，下山挑胶水，现在可好，上山还得挑猪食，割完胶还得喂猪。

我们都讨厌他，怕被他盯上，他但凡疯疯癫癫的一想出新点子，我们必被当成试验品。而且他脾气火爆，两眼直不楞登，令人难以接近。我和好友高人刚调到十一营时，他用浑浊的眼睛专注地打量着我们，似在估摸我们的生产力。一时又好像穿透我们看远处，边琢磨边说，你们两个要学砌墙，当砖瓦师傅，女砖瓦师傅是新鲜事物，是十一营要放出的两颗卫星。后来他发现我们两个在割胶方面更有作为，就不放卫星，打发我们去割胶。

大炮营长对对生产的满腔热情常常落实到盯人战术上，被他盯上只好自认倒霉。好友是女中高人，云南的男子汉也少有她的高度。营长想当然地认为，她必是篮球高手，可那位朋友偏偏不会打篮球，而且比赛中看见对手中的熟人还会主动让球。大炮营长发现她不受栽培，就开始捉摸怎么发挥她的特长。

一次在场部劳动，大炮不知道怎么的就盯上了好友高人。她个子高，一般的锄头用起来就显得短，抡不开：一般的扁担绳子就不够长，挑起来吊在半中间。大炮营长眼睛瞪得贼大，突然就来气了，他突然冲到她旁边，一把抢过她的锄头，说“你这是干什么呢，就像那个朝阳沟里的城市青年，没个干活的样子”。

不过后来营长发现女高人割胶的技术一级棒，就全忘了当初的事情，后来很喜欢她，一再发掘她在生产上的潜能。后来在她调动的事情上更是非常仗义。

我们平常对大炮敬而远之。可是一不小心也会被他注意到，我还被他当众表扬过一次，那可绝非是快乐的经历。有一次我身体不好，请了两天病假，正赶上队里上山砍树盖房子。我销假之后上山的那天，班长吩咐说，身体不好的不用砍树了，只消把这根木头扛回去就好。吩咐我和另外一位怀孕的妇女把一根极粗长的木头扛回连队。后来才知道那木头在山上已经躺了两天，因为太重没有人愿意扛。

我想回去一路下坡，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到家，心中暗自高兴。可等我弯腰去搬，那木头纹丝不动，两位男劳力走过来，吸一口气把木头抬起，大头一边放在我肩上，小头放在孕妇肩上。这才知道厉害，我们二人强挺着腰，立刻飞跑起来，恨不得三步并两步飞回场部，放下重担。本来四十五分钟的路至少可以歇一次脚，但我们根本不能放下，因放下绝不可能自己重新扛上肩。

我们歪歪倒倒，沿着陡峭的河岸，完全顾不上掉下河的危险，一路小跑，终于过了桥，只要最后上一个小坡，就可放下重木了。没想到最后一个坡像个死坎，我无论如何上不去。我在前面扛大头，只觉得快被压死了，不过一路下坡，还不至于迈不开步。到了这最后的小坡是要往上爬，我怕把后面的孕妇压坏了，只得跪下来爬坡，使木头不要过度倾斜。跪下后，手脚一起用力，却仍然无法移动半步。这时幸亏几个路过的重庆知青看见我的狼狈样，帮了把手，才上了最后一道坎。

刚爬上坡，就见朱大炮站在上面，眼若铜铃，先是茫然没有焦点，等看见我们露头，混浊的眼睛立刻瞪圆，光芒四射，接着就扯着嗓子大喊起来“同志们，快来看哪，毛主席说的太对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快来看哪，我们的女同志扛了多大的一棵树。”然后他不许我们马上放下，硬是让我们扛着重木在场部绕了一圈示众，才去放下。我的腰那次受了内伤，好多天无法弯腰，而且这腰病从此跟了我一辈子。

愉快地挨打

我们连队另外一位北京知青李X ，是割胶班的班长，因为大炮常想出新点子（比如林地养猪），连累她多干活，害得她成天生大炮营长的气。大炮营长倒是非常欣赏李X干活的利索劲儿和快人快语的性格。李X从来不买大炮的账，说起林地养猪的事，气就不打一处来，不分场合地叽叽呱呱骂营长。后来她总算找机会出了这口气。

那时候流行拉练，大炮身为一营之长，也得服从上级指示。我们割胶工天天凌晨四、五点钟上山割胶已经够辛苦，可气的是他把拉练放在两点钟，正是天最黑，我们睡得最好的时候。领导布置好了各班行走的路线和最后隐藏的地点，又命令不可以带手电，也不可大声讲话。那晚月亮不知藏在何处，黑蒙蒙的可以直接撞到树和墙。

李X是班长，自然走在队伍最前，当晚没有月亮，真的是 “伸手不见五指”，人们都像瞎子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一处之字路下一个山坡时，在“之字”转弯处，她两眼一抹黑，从坡上掉了下去。尽管离地不高，底下有草，人没摔伤，可她心里有气，心想，不是不许发出声音吗，她掉下去后，果然一声不吭，结果全班十二个人如数摔下。

大家正躲在草丛里生闷气，只见远远的一个手电筒光柱，从铁路上慢慢过来。拿电筒的正是大炮营长。李X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小声一布置，大家都心领神会。

 大炮正在按照事先布置的掩蔽地点检查拉练状况，突然从路边草丛中窜出一干人等，大喊“抓特务，抓住特务了”。黑暗中打的、踢的、掐的、拧的，七手八脚，把大炮整得大喊“我不是特务，我是营长”。其他人继续喊“什么营长，你是国民党特务营长，快拿绳子捆起来”。大炮急中生智，把手电筒照着自己的脸，说“你们看，我真是营长。”人们这才说“哟，真是营长喔，你不是说不可以拿手电筒吗？”

第二天李X对我们说起这事时，大家都觉得大快人心，笑得肚子痛了好几天。在拉练总结大会上，大炮营长专门表扬了李X，说她带的一班人警惕性最高，指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上那许多被他们打伤的地方，说他们干得好，你们都要像他们学习。

突遇风灾之后

我对大炮营长的印象好转，起自一场风灾。河口是从来不刮风的，所以夏天的温度常在四十度之上，湿度也非常高。我在床下面垫了一尺多厚的石灰，可是没过多久，床下面长了一大丛蘑菇，很快顶到床板。

可那一年（应该是72年）的一天晚上，不知何故突然刮起一阵妖风，声音很大，茅草屋顶被掀走了一大块，接下来就是倾盆大雨浇了下来。我们赶快把脸盆水桶都放在房顶破口下接水。更糟的是，茅草房的顶梁立柱发出可怕的“卡擦擦”声，然后就折断了。幸亏还有竹子茅草牵绊着，没有直接砸到我们，只是屋顶塌了一大半，我们在还没有完全坍陷的茅草顶下继续避雨。快到早晨时，妖风暴雨都停了，天蓝如洗，阳光明媚。

我们从塌得横七竖八的茅草房下往外爬， 好不容易钻了出去，还来不及观察灾情，却发现对面的草房和我们命运相仿，平常汹巴巴的大炮营长，也正四手四脚艰难地找缝隙往外爬。

我一边爬一边已经忍不住笑，当然要比他先爬出来，然后很得意地站在他面前低头俯视他的爬行。他完全不以为意，似蜥蜴般爬出之后，肮脏的脸上挂着泥水茅草。看见我正满面笑容低头看他往外爬的狼狈像。他一边往外拱一边骂：“死丫头，妳笑什么，当是妳比我好看吗？”我说：“营长，别急，慢慢爬，爬出来再骂”。等他完全爬出来，根本懒得理我，而是去看灾情，没想到损失惨重，一大半的房子都塌了。其实很多人早就爬出来，已经哭了大半夜了，像我们和营长一样待在塌陷草屋内等天亮的人，没有几个。营长一手叉腰，另一只麻杆胳膊直指天上，说“这风刮得好，把这些茅草房刮倒了，咱们好盖砖瓦房。你们放心，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搬进新房，我就一直陪他到底”。

我对大炮营长的好感就是从那天开始的，当时甚至差点感动得流下眼泪。

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奇怪，没有人抱怨或哭诉，大家照样上山干活。重庆知青听大炮营长说要盖砖瓦房的话，立刻化悲情为激情，趁机把没有完全塌掉的屋顶都给踩塌了。有人建议让我们这些无房可住的受灾者，暂时住到场部办公室的砖瓦房中，但大炮营长立刻否定，说绝对不能影响工作和生产的正常进行。结果是砖瓦房虽然没住上，但是很快的，大概也就一、两天，大家上山砍了木料、竹子和茅草，把倒塌的房子给修好了。

只可惜当年没有人在现场拍摄，面对灾情惨烈的连片倒塌草房，受灾的年轻人依然谈笑风生，觉得“好玩”。当时的人一无所有，正像马克思说的“无产者失去的是镣铐枷锁”，失去茅草屋的人，天然具备了无产者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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