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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虐心之愛 無問榮辱 托爾斯泰系列之九

(2022-04-20 13:45:35) 下一个

我在前面說過,政治解讀托爾斯泰的人,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從宗教上論斷他的人,說他是“異端”。底層受壓迫的人民,卻從他的信念中得到鼓舞。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固守的“和平主義”理念,反倒對反抗沙皇政權的群眾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繼續來說他對俄羅斯社會的影響力。

官方制裁與群眾反彈  

俄國的君主被稱為“沙皇(俄語:царь)”,這個稱呼的詞源,是來自羅馬帝國的皇帝“凱撒(俄語:Цезарь)”。自1721年起,彼得大帝改用了“皇帝”(俄語:Император)這個稱號。但民間仍然習慣用“沙皇”來稱呼他。

彼得大帝是很有作為也很強勢的君主。從他的時代開始,俄羅斯教會依附於皇權。就是我前文說過的,東正教會被納入國家統一管理,由專門的行政官員監督管理。托爾斯泰毫不留情地批判:國、教一體,帶來了信仰上的扭曲。這當然會同時得罪了兩方。

從19世紀90年代起,沙皇政府支持教會公開批判托爾斯泰,說他試圖顛覆政府。喀琅施塔得地區的主教甚至寫了一篇詛咒托爾斯泰死亡的禱文,還有人給他發出威脅和謾罵信件。同時,教會上層也很希望皇帝發命令,把托爾斯泰軟禁到修道院中去。不過因為托爾斯泰的聲望太高,皇帝也不敢貿然行動。

到長篇小說《復活》問世的時候,教會已經公開稱托爾斯泰是“異教徒、叛教分子”。

如果沙皇政府和官方教會不去理會托爾斯,他還不會擁有那麼多的讀者。正是這些批判和人身攻擊,讓《復活》成暢銷的一本書。斯塔索夫在給托爾斯泰的一封信中寫道:“所有俄國人都從這本書中汲取營養,你無法想像這本書所引發的討論和爭議……19世紀全部的文學事件中,沒有一件能與它相提並論。

1901年2月22日,俄國官方教會發佈文告,正式開除托爾斯泰的教籍,指責他“因自身的智力而自負、進而被誘惑,傲慢地反對神和耶穌基督……狂熱地試圖推翻東正教會的信條和信仰,……把他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神賜予他的天才,用來對民眾散佈反基督和教會的理念”。

不過,這個文告引起了更大的反彈,讓更多民眾加入到抗議行列中。

托爾斯泰每收到一封威脅信,就會收到一百封來自全國各地民眾的支持信。他的作品也更大範圍地流傳開來。雖然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農民文化水平很低,他們卻能分辨出誰是真正愛他們、替他們發聲的人。官方教會開除了他,老百姓卻用誠實的心靈接納了他。

除了底層和不同政見者,“托爾斯泰主義”也與其它教派進行過對話討論,其中包括了不隸屬官方教會的“living Christianity”,他們持有社會烏托邦式的理念,後來還引發了一場社會運動。

那是一個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有人說托爾斯泰不是文學家,而是異見分子和社會活動家。他的作品遭到教會書刊檢查機構的封殺。他也不再參與教會活動,更注重把信仰付諸實踐,也注重自身道德的完善。

与道教的本质分别

“不以暴力抗惡”的理念,來自新約福音書。不過有中國學者卻將其與道教思想相類比。其實他們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道教講求清靜無為、妥協、退隱,托爾斯泰卻以“入世”的姿態大聲疾呼、為民請命,二者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記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在1812年6月,拿破崙率領的法國同盟軍入侵俄國,庫圖佐夫將軍(General Kutuzov)臨危受命為俄軍總司令。

庫圖佐夫不同於其他俄軍高階將領,他們喜歡用硬性的軍事手段;庫圖佐夫的座右銘是“忍耐和時間”。表面看他好像更有東方精神,凡事慢半拍,喜歡等待和以柔克剛。其實,庫圖佐夫的冷靜沉著,來自他的基督信仰;他被推上歷史舞台,是人心所向,有同樣信仰的俄國人民,信任這個臃腫倦怠的老人。

托爾斯泰認為:他帶領疲弱的俄軍勝過了強敵,是因著他“領悟了上帝的旨意,讓個人的意志順服在上帝旨意之下。”(第四卷第四部5节)

在戰爭已經決出勝負時,這位老將軍畫著十字說:“敵人在到處都被我們打退,為此我要感謝上帝和我們勇敢的士兵。讓我們戰勝敵人,明天就把他們趕出俄國神聖的領土”。然後老將軍“忽然老淚縱橫,聲音哽咽了。”(第三卷第二部第35節)  庫圖佐夫“演完自己的角色”,就離開了世界,因他“再也沒有什麼可做的了。這位人民戰爭的代表只有一死。於是他死了”(第四卷第四部第11节)。

中國道家講的是人我兩忘、超凡脫俗,在亂世中更要遠離塵凡。而基督教、包括東正教在內,是入世的宗教。信仰耶稣的人,不可能在社會變更和大災難發生時完全置身事外。多少世紀以來,教會建立和資助了無數的救災慈善機構。信徒不但自動自發地去援助弱者,也常常在每日生活中反省自己的罪,在懺悔中重新自我定位、重新出發。道家以“出世”的目光俯視人間,基督徒作家卻主動背負使命,在受摧殘的人群和苦難的世界中,立定價值根基。

俄羅斯文學深受東正教影響,有一種執愛和受難的氣質。俄國作家(特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選擇的主題,常常圍繞“入世”與“救贖”,而中國文學,自古以來在苦難中的選擇都是“避世”與“逍遙”。

有一位中國作家這樣評論說“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因負惡而沉重,他要的是救贖,不是解脫,他不要、也不知道如何輕鬆地去愛。陀斯妥耶夫斯基說:在這個地球上,我們確實只能帶著痛苦的心去愛,……我們不能、也不知道還有其他方式的愛。為了愛,我甘願忍受苦難,我渴望流著淚親吻我離開的地球,也不願在另一個地球上死而復生。”

現代中國文學評論家說,“他們是追求一種虐心的愛”。

對世間榮辱處之泰然

托爾斯泰把他的感情和心力,都用在寫作和社會問題上,對官方和教會對他的激烈抨擊,以及多次被提名“諾貝爾獎”,反倒處之泰然。

他一生都在自我反省,1898年,經過二十多年的反復修改,他發表了長篇論文《什麼是藝術》,自我批判了《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說這些作品是“貴族老爺式的遊戲”。此舉震撼了當時的文壇。

1905年,尼古拉二世用暴力鎮壓俄國革命。托爾斯泰寫下《到底怎麼辦》、《論俄國革命的意義》等政論文字,用“非暴力思想”規勸尼古拉二世。

托爾斯泰還多次上書,請求“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 1908年5月,他從報紙上看到20位革命者因為襲擊地主莊園被判處死刑,心中充滿了惱怒與憤恨,立即寫下《我不能沉默》,說:“最好把我也送進監獄,像對這二十位農民一樣給我穿上刑衣,和他們一樣地(被套上絞索)推開長凳,用自己的體重,勒緊自己喉嚨上,那浸過肥皂水的絞索。” 這篇論文通過圖拉的地下印刷所,被印刷和傳播開來。十年之後的1918年7月,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屠殺滅門。假設沙皇尼古拉當初聽勸,不殺平民,是不是最後下場會好一些呢?可惜歷史沒有假設。

到托爾斯泰晚年,他的社會批評家角色越發突出。他看到政府鎮壓學生運動,就寫了《致沙皇機器助手們》,又給沙皇寫信,要求給百姓更多自由並且廢除土地私有制。他不停地規勸沙皇放棄專制暴力,一直持續到他去世前的前兩年。他的聲音,可能對反抗運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他始終堅持“和平主義”理念,抗議強權的暴力鎮壓,支持弱勢群體的和平抗爭。

共產黨的幾位領袖,都曾利用過托爾斯泰的名聲。除了知識分子出身的列寧,在二戰中,斯大林也鼓勵蘇軍士兵閱讀《戰爭與和平》,為祖國勇敢爭戰。

托爾斯泰最後寫的一本福音小冊子是《天國在你心中》。印度民族主義者甘地讀了之後,好似醍醐灌頂,也信奉了和平主義,並且在印度開展了“不抵抗運動”。

托爾斯泰在逝世前不久,收到了甘地的信,請他談談“不以暴力抗惡的問題”。1910年9月7日,他回信給甘地說:“暴力的運用,與人生最高的法則——愛是不相容的”,不少基督徒既承認“暴力的運用”,又承認“愛的法則”,這是虛偽的,與真正的基督教義相矛盾的。”

這正是沙皇政府和官方教會痛恨他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們完全割裂那個年代的複雜背景,只簡單地批判他的神學立場,是不公平、也是不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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