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人、士、君子、賢人、和圣人

楊道還 1/28/2022

《孔子家語·五儀解》中載，孔子將人的行為分為五種，庸人、士、君子、賢人、和聖人：

（哀公問於孔子）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

「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暗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

「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

「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

「所謂賢人者，德不逾閒，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

「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

《韓詩外傳》中有類似說法：「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己為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誌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誌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能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庸人無自我，被外界左右，「從物如流」，教之善則善，陷之惡則惡。這是西方人二戰後才能理解的「平庸之惡」，號稱哲學新發現，其實卻是以庸為惡的錯誤認識。

士已經自有主張，卻未必得到正道而行。「議論終日，言不及義」，「小子狂簡，不知所裁」，講的都是士。莊子說，「辯也者，有不明也。」

君子已經明其正，奉行不殆，有為此殞身而不改者，如子路，死而後已。孟子說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可以說，君子不辯。

君子之道，有殺身成仁，所以死而後已屬於君子之道。曾參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臨死，曾子又講：「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同上）庸人为财死，符合理性；而君子之道殺身成仁，往往与庸人理性推导的结论相反，是种抉择，而不是逻辑结果。

賢人則得其中道，知行則行，知止則止，不偏不倚，與物兩不相傷。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君子如國之利器，與物相靡相傷，而賢人高臥深隱，處世為人，競而不爭。

聖人則可以逍遙遊，知不可止之道，行無入而不得。

這裡五種，沒有包括小人，因為小人不可法，無足論。但從「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又常用君子與小人對比來看，小人大概屬於庸人一類。

道家也將人分層而論。老子講：「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莊子說學鳩：「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莊子·逍遙遊》）

孔子所講，是「體」，是定義。而老莊所講，是「用」。

士是公共人物，如一官，有所專即可。如「學而優則仕」。出仕的士未必是君子。作官需要的一個人的才能，不是其德行。

君子則是為人表率，從鄉望到國士無雙。君子出仕，也就是士人，不必要求他同時也做君子。但有君子情懷，當然更好。孔子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這句話，前半句，是士，後半句是君子情懷。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一句，也是出入於士和君子之間。民族歷史由此寫成，紀君子；文化史紀賢人；人類史紀聖人。

賢人則屬於天下。如顧炎武所講，「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人可以不去作一士，作一君子，卻保天下有責。這是賢人的用處。賢人在國史之外，在文化史之內。國亡了，真君子隨之殞身。但要有賢人在，文化仍然有希望。沒有賢人，文化也隨之消亡，如古希臘、羅馬。中國文化，有中斷百年的時候，但仍獲延續千年，是有賢人的緣故。錢穆講，魏晉的昏暗中，有陶淵明則仍有一線之光。這一點引人嚮往的光，就足以使文化不至於失去方向。

中國文化兩千多年不曾中斷，與其他任何文化都不同，此間區別，不可不辨。中國文化不是囫圇個地流傳下來，沒有損失。而是有個主軸沒有失去，這個主軸存在於賢人、隱君子階層文化中。這是西方所無的。廟堂、宮廷、貴族文化，隨著改朝換代，屢屢喪失、變化，試圖去恢復或繼承，是愚蠢的。至於小市民、民俗文化，時過境遷，早已面目全非。民俗文化出於天時地利多，人為少，沿革不斷。所謂繼承，想保持不變，只能是一種變味兒的偽造做作。西方文化中斷，即是文化只存在於宮廷和民俗兩層，一旦失落，就只有重新開始的異樣文化。

文化在人而化人，文明在博物館的器物中。西方人回溯自己的根源，只有文明，所以喜歡參觀博物館，謂為風雅。而中國人見到博物館裡的堂皇器物，如沒有「如此奢靡，不亡國，豈不是天理不容」的想法，則庸俗透頂。

陶淵明是賢人嗎？且看他的《飲酒》其六：「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行止千萬端」，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引《莊子·齊物論》，說：「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

至於聖人，則是屬於無古無今，無中無外的人類的。沒有人知道聖人的用，只有在末世亂像中，依稀感到缺乏，但不知道真正缺乏了什麼。

現代人絕大多數不知道賢人的用，也不知君子的用，唯才是視，這是庸人之見主導社會而發生的現象。

庸人也可有小才，謀個官，但永遠不成其為一士。士也可裝扮成君子，但只是偽君子。君子有時進於賢人，卻不自得自安。所以這五種，後者可以為前者，前者不能為後者。大隱隱於市，聖人、賢人無妨作庸人相。莊子因此有穿衣之喻。

老莊孔孟時代建立了中國人的精神基礎，從真君子到聖人的文化。現代有人謂之「士文化」，但如上所講，「士文化」並不確切。中國文化重視聖人，如孔子、六祖，超過賢人。而「士希賢，賢希聖」，因為政治黑暗時代居多，君子「焉往而不三黜」，甚至殺身成仁。君子只能自我選擇，鼓勵他人成為君子，不可為法，所以這句話直接跳過了君子。

中國文化在稱呼上，嚴格地遵從了孔子講的這五儀。比如說竹林七賢，屬於賢人，不屬於君子。戊戌六君子是君子，不是賢人，即便他們本來是賢人，從容就義這一行為，卻是君子的，人們也因此將他們作為君子紀念。

又如，子是敬稱，君子有子之稱，人前顯貴。而賢人和聖人則只是人，有沒有別人知道他，都無所謂，能隱居於庸人中。庸人也是一樣，只是他即便努力去表白，讓人知道他，對別人來說也是無所謂。士可稱為士人，也可稱為士子。賢人也可稱為隱君子，如司馬遷稱老子為隱君子。莊子也同樣，「曳尾於涂中」，是士也是賢人，但不願做君子。但沒有賢子，君人的說法。

諸葛亮高臥山中，任憑天下大亂，仍托懶不出。但他一旦出山，作為士，行君子之道，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沒有一點兒山中「晝寢」，「窗外日遲遲」的疏懶和灑脫態度。這是諸葛亮深知這兩種人生之道的不同，而總是從道如流。陶淵明不肯為五斗米折腰，不願作一士，也不願作君子，遂有賢人的「心遠地自偏」的閒適。這兩人選擇相反，但都是按照道而行，是一致的：是君子，行君子之道；是賢人，行賢人之道。無入而不自得，是為德行。

學不躐等。這五儀有個漸次達到、經歷的次序，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跳過的。這是因為中間有個枉則直的轉折。不能用「取法乎上，得其中」的筆直的思維去硬套。如《論語》所示，子路是一等，顏回是一等，孔子是一等。《論語》裡，子路幾次慍見，即看著孔子生氣。這是因為他差了兩等，他看顏回是好的，因為他能理解顏回，但他卻常常不能理解孔子。這就如方正的君子，不能理解大方無隅的聖人。

又如，庸人可能羨慕士，因為士是有用有為的。但庸人卻瞧不起君子，因為世道多艱，君子守死善道，常有困頓。而士羨慕君子積極進取的精神，卻看不上賢人的恬適安靜。真君子卻知道，事有不可為而為之，自己不能放下，賢人卻能超越。

士行其道，達其極遠，就會有個「反之動」，如孟子所講「自反」，莊子所講「今是昨非」，或者佛家的「頓悟」，然後能上進一層，漸次可達聖人。王陽明認為，人皆可為堯舜。此言需審。在原理上，這條路對每個人都是通的，但實際中，卻很難有人善始善終，不能達者眾。但如盘山道，士只要一直向前，到转折时自知，自然可达，就是“只管趱路，莫问前程”所讲。不到时转，也没用；到时不转，错失良机，后悔莫及。民國四川名士廖平，一生七轉。康有為卻只得其第三轉，高下可知。

作為例外，佛道教徒和其他修行人，是直接「希聖」的。但其道的層次和轉折也很多，出世修行艱難亦多，庸人亦多，不是念經、去教會就都一樣。修行是人生四路之一，在拙著《傳統修養與現代人》中，對這四路有詳細討論，可供有興趣者參考。

既然如此之難，人為什麼還要希賢、希聖呢？這是一種天性、本能，還是後天教育的結果？不希賢、不希聖，是否可以？答案是，是可以的，但這樣的一個人，就停止了作為人的發展，而作為一種非人的生物而活着。一個自然發展的人，會自然而然地有所追求，或者物質的，或者精神的。物質追求，稱為得；精神追求稱為德：德者，內也；得者，外也，這兩種都是自然的，要求發展，要求有所去往。然而，得不能獨存，如果沒有個人內在的德與之匹配，沒有歸宿，也不能保守。而內在的德的發展，是從脫離外物限制開始的，因而天然與得有分歧，即好德者不得。

希賢、希聖是人精神上的一種天性和本能，不是生物性質的。佛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佛教徒在泰國、日本這樣的國家能娶妻生子，但在中國，這樣的情形卻非常少見。從基因上來說，如果佛教的追求是生物性的，沒有後代，意味著這總生物性會一代代地慢慢減少，但這明顯與事實不符。所以佛教是沒有基因因素的。事實上，所有屬於人的文化，非生物性的文化，都沒有基因因素。這就指向另一個事實，即精神對肉體的可脫離性，即自由意志的存在。停止了作為人而發展的人，是沒有自由意志的，非獨立思考、非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