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教无类”说开去 （引子、一、二）

杨道还 11/20/2022

引子：

这一篇是读冯墟先生《棹舟者何人 试问岩头月》的感想，冯墟兄原文在此：https://bbs.wenxuecity.com/sxsj/133894.html。关于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文章，冯兄这篇是我见到最好的一篇。我认为梭罗是美国精神的根源，“礼失而求诸野”，他代表的就是美国的那个野，不管过去将来，求诸于这个野，美国精神就仍在。“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梭罗也在这些人之列，所以有此文。

梭罗的隐居和《瓦尔登湖》，有很明显的自然主义的倾向。用中国人的话说，有出世、遗世之意。但他同时又积极参与废奴运动，这便是不遗世，反而入世很深了。这里说“同时”，是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入世，而改变自然主义的倾向。

梭罗与超验主义关系密切，超验主义多少是具有神秘倾向的，但他同时又热心于博物学，崇尚自然，这便不神秘。

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个人主义的，但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以《瓦尔登湖之二》（Walden Two）为名，却是集体主义的，甚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这些种种，使得梭罗这个“古仁人”之心，不那么好求。然而探求还是有意义的，梭罗的影响仍在。梭罗为废奴主义英雄约翰·布朗演讲辩护。在哈帕斯渡口（Harpers Ferry），布朗的遇难地，有记录和照片，绞刑的指挥官是当时还不是将军的李将军（Robert E. Lee）。李是个职业军人，职业军人的典范。去年（2021 年），弗吉尼亚州移除了纪念李的青铜像。同是在弗吉尼亚，以《瓦尔登湖之二》为蓝本的，双橡树的“科学”乌托邦社区，似乎仍在存续。

这一篇虽然是冯兄的文章之启发而开始，但主要内容是我从国学所发的感想和我的理解，不是围绕梭罗而讲。此文甚长，慎入；写此文历时也长，中遇COVID，若有跳脱，见谅。

（一）虚其心

现代的国人，往往有个迷思，就是什么都可以辩论，只要辩论就是好的，因为“真理越辩越明”。大学生辩论也还罢了，不懂事，去抄欧洲辩证法的思维体操，以此为能。这种辩论却也有它的用处，但这个用处不在辩题，而在于比较谁的思维体操做的更好。所以大学生辩论赛的本质是一种game，倒也名符其实。

但实际上，越辩越明与真理无关。真理如存在，则必然是自在的，不因言辞、论辩方法、逻辑等的运用而变来变去。辩论中，所谓的明，是或许有的辩论者的心理障碍——偏见，和认知障碍——成见，由此得到解除，因而他自己看得更明白点罢了。

对一件事情已经明了的人不辩。老子讲，“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八十一》）庄子讲，“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齐物论》）现实中，辩论的人不知此中就里，带着偏见和成见互辩，偏见和成见相因相成，越辩越不明，往往如此。这种情形，圣人复出也没有办法。所以，孔子也讲，“予欲无言。”（《论语·阳货》）孟子讲，“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但现实中，总有事或有人不明，辩论也就总会发生。在此类辩论中，坚信自己是正确、雄辩的人，是不可能得到“明”的。只有那些对改变自己的成见和偏见有所准备的人，才能越辩越明。也就说，辩论的意义，与其说是得到知识、真知、真理，不如说是得到思维方法、去除思维翳障的教益。

孔子讲，“有教无类。”孔子此言并不是在说自己全知全能，什么知识都能教；也不是在说不管什么人，都要去教给他儒家那一套道理。他所讲的，是要导致实质性教育的发生，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这样的教，不是授人以鱼那样地传递真理，而是授人以渔，传递了认识和思维上的技巧和方法。真理是无法传递的，能传递的只能是洗脑。

这就涉及到了一般性的问题，教育是什么？是公民教育，知识教育吗？如果教育仅仅是公民教育，那么秦始皇的“以吏为师”就是最好的教育。教育仅仅是知识教育吗？知识在书本里，看书查百科就好了，要教师干什么？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人有对教师是不是属于服务业性质的辩论，起因是有人认为尊师重教是把教师这种知识买办抬得太高了。如果教育仅仅是知识教育，教师只是将知识把来放在桌子上的人，那么就像餐馆服务员一样，给点儿小费比尊重只怕更实在些。这两种认识的荒谬显而易见，但并不缺乏拥趸。

道家认为教育是去除思维翳障。《庄子·外物》有，“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那么儒家呢？儒家是教与除互用。《论语·卫灵公》有：“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所讲的穷，是带引号的：“这种情形真的能使君子陷于‘窘迫’吗？”子路见到了物质上窘迫，孔子却让他知道，这不算是真正的窘迫。

《庄子·山木》有，“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这一段可以与《卫灵公》这一段对照来看。

授人以渔的教，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教学相长”的来由。孔子感叹自己不如颜回，即是如此。所以，孔子不以自己为真理的化身，而是引路人。前者如，孔子讲，“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这是自言自己有过。又如，“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同上）后者如，“述而不作。”（同上）

对改变想法有准备，并能够执行，即是老子所讲的“虚其心”、“弱其志”、“自胜者强”的道理。

事实上，以上所讲虽然从辩论出发，但无论是学、思、行，还是任何其它交流方式，都唯有对改变想法有准备，并能够执行，才能名副其实。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当人没有“虚其心”，即便真知来到面前，也会视而不见。

至于“实其心”，并不需要讲。庄子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庄子·齐物论》）盖固执己见是人之常情。辩论终日，言不及义，或者无以裁之，也是常态。“强其志”，例如“伟大理想”，往往实为荒谬现实的遮羞布；“追求真理”，常常充当信口开河的开场白。

（二）人怎么看待人上的思维翳障

梭罗所表现的“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改变那些使人感到矛盾的成心，而采取另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现在社会通行的思维不同，但也不是所谓的逆向思维、新思维，而是真正顺直而古老的思维。

梭罗说，“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此人的命运，指向了他的归宿。”事实上，“怎么看待自己”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人需要知道如何看待人，即如何看待作为整体上的人，然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整体上的人，是不能从片段的组合得到的。就像“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那样的简单思维，远远不足以了解世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从片段的组合得到的图景，往往是支离破碎而充满矛盾的。这是盲人摸象的故事，早就寓言了的。如李将军，他可以说在职业军人和职业校长这些片段上，是杰出的，但他的塑像被推倒了。

人仍然距离了解世界很远，同样，人仍然距离了解人很远。原因之一，即所谓的人性，是发展的。只要人类存在，我们永不知道人性中还隐藏着什么，还能达到什么。人们认为谦逊是一种美德。但时时提醒自己要谦逊的谦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谦逊。真正的谦逊是无可奈何、不得不的谦逊。例如说世界、人性永远存在人无法了解的部分，越深入认知这一部分的人，就会越谦逊。此种谦逊，才是人内在的所得，而不是表面的浮饰。

庄子的鲲鹏寓言，是很多人熟悉的，但仔细看这一寓言，“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谁能看得真切？人是不能真正地认识大鹏的。从时间上讲，“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朝菌的生命不足一天，不能知道晨昏；蟪蛄的生命只有一夏，不能知道春秋；而人又如何，浮生若寄，白驹过隙；大地也有沧海桑田。

这是人在认知时，时空上的限制，使人不能得到对世界的彻底、完全的认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因此就无法认知，迷失自己的位格。在轴心时代，先贤们就已经得知这样的问题，因而提出了解决方案。

柏拉图的理型论认为，每个事物都有个永恒而完美的理型，事物只是这个理型的近似物。例如说，所有的桌子，都有个完美的理型，每张桌子都共享这个理型，只是表现不同。理型的完美，也就意味着每张桌子的不完美。从此可以引出，对人来说，所有的人共享人这个理型，每个人都不完美，这就使人有个对成为完美的人的追求。但人的理型是什么，却与真理一样，没有人确切知道。

因为对道的认识，中国人有完全不同的一种理论。但这样的理论，来自于完全不同的思维。

先秦诸子并不认为人有个确定的目的或理型。他们认为，物不是静止的，局域化的，而是一种运行，一条路，一个包含物从生到死的轨迹，是某种特定的具体的道的外化。一个人也是如此，看待一个人，评价一个人，需要看一个人的整个人生轨迹，从出生到归宿，而不是单单从出身、功名、事业等一种或几种。这种思维成为以下两千年余年士人文化的主流，成就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性质。

中国人认为，即便完美的本身，也是转瞬即逝的。在中国人眼中，人是不定型的。一些极端的看法，认为即便身体、外貌都没有个理型。像《搜神记》里奇奇怪怪的人，也都是人。

古希腊人或许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很接近个大帝的理型，很了不起，但中国人却讲，“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秦皇汉武，在西方或者可以得到个“大帝”的头衔，但在中国文化里，却什么也不是。论事业，秦皇汉武可说已经与“帝王理型”接近了，但在中国文化中，对他们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贾谊《过秦论》说：“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宋代苏辙露出将宋神宗比作汉武帝之意，引得宋哲宗（宋神宗之子）发怒，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为他解说道，汉武帝雄才大略，苏辙用来比拟先帝，以事论事，不算贬谤。范纯仁轻轻将此风波平息，然而，苏辙所讲虽然“不算”，但汉武帝和宋神宗在史论中，不大高明却是通识。

相对独立的文人和士阶层，是古代中国社会独有的，为其他文化所缺乏。这个阶层的文化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至于帝王、统治阶层、世俗的文化意识，与其他文化在伯仲之间，没有什么特出的。所以，讲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特别注意这一阶层的意识。其他阶层的意识，随时势“此一时，彼一时”，像变色龙一样变动；但文人和士阶层的文化意识，却是一贯的，几乎历代皆有杰出的传承者。

像梭罗，在西方是孤独的，奇特的存在。而在中国，从老庄以降，像梭罗这样的人，却存在一个世代存续不绝的阶层。这个阶层以无表现、不依附统治阶层、不与世俗苟合的傲啸山林的隐士为理想和宿命。隐士是不那么普通的普通人，他们具体的存在形态，可以参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本书以王冕起始，以四隐士结尾，中间有隐于世的吴敬梓（杜少卿）夹杂其中。

钱穆讲，中国人心目中最上层的人，在历史上是无表现的。这句话所讲的，即是文人和士阶层的文化意识和标准。钱穆是当代文人的翘楚，当然很继承了这一意识，因而有这一论述。

钱穆所讲的“无表现”，不是在历史中完全默默无闻。而是指，这些人在世俗看重的事功、名、利等表现上，无可称道；他们的“表现”唯有在人生轨迹上的表现。

司马迁写《史记》，讲帝王家、世家，都只是家谱而已，其中很多人得以被记下来，不是因为他本身堪入史传，而仅仅因为是属于某一家。但《列传》部分，却是专门记那些值得在历史上流传的人物，可以垂范或警醒后人。这里的人选，是文人文化意识的表现。《列传》第一篇，记的就是无表现，无功业可言的伯夷和叔齐。这里的表现和功业是加引号的，指得是这些人没有世俗势利之见所认为的表现和功业。这些人当然有表现，如庄子、陶渊明等人他们的表现是作为自己，以自己为本位，并实现了自己的表现。钱穆讲，中国人认为第二流的人物，是失败的英雄，如关羽、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人。至于实现了世俗势利之见所认为的表现和功业的人，又多在这两种人物之后了。

世人往往以为，庄子是反对名利的，却不知道，庄子反对的是人被名利奴役，以及其他任何东西奴役，因而失去自我。庄子说，“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

至于向往名利的人，《庄子·让王》很明确指出了自我胜于名利，无论是追求还是不去追求，都无关紧要：“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两千石又如何？但此间的意义在于，在米与自我两者不可得兼时，陶选择了自我。白居易《忆微之》有：“分手各抛沧海畔，折腰俱老绿衫中。”这里绿衫指的是低级官员的服色。陶渊明的抉择，大概只是归田园和“各抛沧海畔，折腰老绿衫”间。斤斤计较米有几何，非所问也。陶渊明或许会说，前有张良，后有李泌，为啥问我，因为我穷么？杜甫《遣兴五首·陶潜避俗翁》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固是达人，却不知陶潜这一“避”字，已可达千古之后。 “达道”与否，不足问。人的抉择，微小却足垂范者，其重要性也如此。这一意义，唯有将人生做一轨迹观，才能得到。

司马迁的《列传》所讲的，就是一个个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他们独特的道：世运；他们的抉择：如何看自己，作自己；以及他们的归宿。这样的历史，不是以历史事件为重心，而是以后世可以学习、参考、参照的人为主体。这与西方史学，截然不同。西方历史，重历史事件细节，重勉强为历史事件找因果。历史不可重复，教益何在？过去不可尽知，过些时候，历史细节就需要补充。对历史的因果认识是常变的。历史穷变通久，总是在社会冲破禁锢时，禁锢黔驴技穷时，发生大变革。这有如雪崩，如何能归因到某片雪花？因为这两个原因，历史书又必须反复重写。这样的书，读得再多、再精熟，又有何用。这几十年，“地球是平的”，忽然又不平了；“历史已经终结”，突然又开始了新格局，读这些书，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只得到迷失罢了。

西方并非没有类似于司马迁的人。司马迁的《列传》，同类相从，几乎每一篇都是将际遇、选择、道路有相像之处的人写在一起。古罗马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Plutarch， 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 commonly called Parallel Lives or Plutarch's Lives）也将48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两两对比而写。显然，这本书的译名，没有反映出普鲁塔克的这一意识。但普鲁塔克这本书，并没形成一个史学传统。大概西方人认为，这不是一部历史书，只是传记而已。

并非生为中国人，就自然而然能理解司马迁的文化意识。李宗吾年少时，他的老师讲《史记》某列传，讲到“（某人）其后数百年，有某某……”时，特意转眼看李宗吾，四目相视而笑。那是他知道，在清末那个课堂上，能颖悟此语微意的，只有李宗吾一人而已。

将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生轨迹看待，我们对历史也会有个新的认识，即，历史从未过去。虽然古语中有“盖棺定论”，但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影响，并未因为身体失去而终结，他们的轨迹一直延伸到现在，到每个人的周围。“盖棺定论”是个节点，但非终结。“聪明正直者，死而为神”，神即是示申，对后人有启示而伸展无穷，哪有终结呢？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老子·33》）这是历史对现代人的实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