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一播，人人皆知外滩27号的上海外贸大楼了。漂漂亮亮风风火火的汪小姐来自外滩27号，手上握有外贸出口指标，成了黄河路上的明星。可是汪小姐离开27号后，在黄河路的金美林饭店，连个包间都订不到。正所谓“人情如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啊。由此看得出27号的高大上。 

电视剧令我忆起一些往事。外贸大楼的确切地址是：上海黄浦区中山东一路27号。大楼在中山东一路和北京东路的转弯角。我在这幢大楼上班时，大楼层高六层，现在层高八层，那是因为1983年大楼进行了改造，增盖了两层。那时我已离开了上海，要不是写这篇博文，还不知道又加盖了两层。

据维基百科介绍，这座大楼建于1920年，原来叫海怡和洋行大楼 (Jardine Matheson Building)。之后，由于太平洋战争，洋行业务大不如前，不得已把大楼分租给不同的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以及英国大使馆的一些部门。1955年，大楼收归国有，成为上海市外贸局的办公大楼。 

说来有点意思，近半个世纪前，1977年过完春节后，我开始去那座大楼上班，确切说，是去那里熟悉外贸的各个环节。那一年，《繁花》里的汪小姐尚未出生呢。

七二一大学 

1976年夏天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外贸局，报到地点在27号。彼时，“革命委员会”仍在位，报到地点是“组织组”。我拿着介绍信兴冲冲奔到27号，以为会被派到外贸局下属的某个进出口公司，结果却被打发到外贸系统的七二一大学教书。这个结果也在预料之中，我出身不好，不适合涉外。

七二一大学的由来是这样的：文革中大学关门了。上海机床厂选拔出一些优秀工人，脱产学习两年，毕业后仍旧回厂工作。伟大领袖看到这篇报道后，于1968年7月12日写了几句感想，大学还是要办的，等等之类。就此有了七二一圣旨，七二一大学如雨后春笋办了出来，有厂办的，公司办的，局办的，到了这外贸系统（外贸、海关、商品检验、外运）办的，也算是七二一大学中的精品了。

七二一大学，用当今的语言来解释，是“在职培训”。学生均为外贸系统挑选出来的年轻职工，老师也全部来自外贸系统。为了保证涉外人员的革命纯洁性，不少外销员（即那些跟外商打交道的）由于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有资产阶级思想、崇洋迷外、或者犯过一点过错，便被清除出外销员之列。其中一些“老法师”（沪语：业内达人，精通业务的人）便被送到七二一大学教书。从这点看，外贸系统是有眼光的，知道要“人尽其用”。 

1976年秋天，文革结束了，七二一大学还在。我被安排去教“外贸英语函电”。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安排我这个对外贸业务一无所知的新人，去外贸公司学习几个月。于是，我便来到了27号。 

热闹的外滩27号

大楼老旧、忙乱、嘈杂。办公人员多，加上进进出出来联系业务的，人来人往，一刻不停。那时上海跟国外隔绝近三十年了，又经过了十年喳喳呼呼冲冲撞撞的岁月，加之本来就是个做生意的地方，这座大楼没有半点政府机关的味道，到处哇啦哇啦，跟百货公司一样喧哗。 

这也难怪，除了五楼六楼的局机关和商品检验（商检），下面的四层楼是不同的进出口公司，如机械、五金、化工、轻工、茶叶、纺织品（这是上海当年最撑市面的工业）、家用纺织品、服装进出口公司等等。 

我去的是三楼的服装进出口公司，不过我去的那个部门跟服装无关，而是卖毛巾。毛巾为什么属于服装，而不是纺织品公司呢？或许因为纺织品只负责面料？不得而知。 

毛巾部门的十多个外销员集中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一面墙上有又高又窄的玻璃窗，对着仅为采光的光井，终年没有阳光，光线昏暗，于是办公室成天开着白晃晃的日光灯。大办公室里，老旧的木头写字桌一张连一张，桌后的人你对着我，我对着他。一个办公室只有一部电话，放在“欧洲”师傅的桌上。能显示出“对外”气派的，是每张桌上都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使我一下子联想到黑白老电影里的报馆和洋行的写字间。

不同的是，电影里的人物都是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文质彬彬。而眼前的男男女女，穿着蓝、灰、绿色的布上衣，戴着袖套，手捧盖着瓶盖装满热茶的玻璃瓶，一瓶两用，又当茶杯又当捂手的热水瓶。他们大声说笑，基本是家长里短，早上买了什么小菜，小孩算术考试不及格，丈母娘跟小舅子有了矛盾之类的。 

说实在的，没想到令人仰慕的外销员竟是如此普通，如此市井。比起我熟悉的机关干部和大学教师，这是一个陌生的阶层。

我的“中东”师傅 

公司决定让我边干边学，安排了一位比较繁忙的“中东”外销员做我的师傅。光是这个“师傅”的名称就可见外贸公司接地气，外销员不是做学问的，而是卖东西去外国的售货员，买卖双方难以面对面交易，于是定了许多规则，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并保护双方的利益。因此，外销员不称为“老师”，而称为“师傅”。这也是老黄历了，现在上海的发廊里，到处都是托尼老师和斯蒂文老师。 

那年头，尚未跟美国建交，跟欧洲、日本的业务也十分有限，外销主要面向亚非拉国家。我的师傅是负责中东海湾地区的，有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巴林。 

不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吗？所以我们都以为这些中东海湾国家破破烂烂，却不知人家富得冒油。来中国买毛巾的是那个地区的小商小贩，今天买个50打，明天买个30打（起售下限），各种规格的毛巾能买几百打，也算个大单子了。虽然成交金额不高，但因为小商小贩不少，相当繁忙，不像人家“欧洲”师傅，一个月笃笃定定做几单，成交金额就遥遥领先。 

我的师傅是办公室里最年轻的，25岁，复员军人，眉清目秀，沉默寡言，一说话就脸红。办公室里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女为多，他们喜欢跟我师傅开玩笑，常问他个人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跟对象去数电线杆，去压马路（那时上海人住房狭小，谈恋爱只能在马路上来回地走）。他们一问，我师傅低着头不说话，脸更红了。 

办公室还坐着另一位复员军人，二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子，头资活络（聪明机灵），这位有了女朋友，同事经常问他：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他总是无可奈何地回答：没房子呀。

学了点皮毛

师傅向我描述了他的工作范畴，基本就是处理信件，来了询价信，就回封报价信，报价信里要写清楚商品的规格，报的是什么价，到岸价（CIF，C&F）还是离岸价（FOB），运货期，支付方式等。支付方式一概只收信用证，即外国买方银行的承诺，卖方把商品交付运输后，可以出具所有单证（文件）证明货物已运出，这时买方银行“见单支付”，会把货款打给卖方。简单来说，信用证是买方银行出具的承诺付款的合同书。 

倘若客户能够接受报价和付款条件，决定订货，便到了交易的下一个阶段————签订销售合同了。之后是随时处理在履行合同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我师傅觉得，处理订货和旅行合同的责任较大，还是由他亲手处理更好。我呢，可以帮他处理一下询价信。 

在27号，我了解到，外销员是外贸公司的“联系点”（Point of Contact, POC)，国外客户有事就找外销员；完成一笔交易的具体工作会由其他部门负责。如公司有专门负责出口单据的部门，他们负责填写所有文件，并保证信息的准确；有审查买方信用证的部门，保证付款条件符合外贸公司的要求，能及时收到货款；有商品检验，保证商品质量；有对外运输，根据船期安排货运...... 

依样画葫芦 

初读外贸信函，有种崇敬感，因为满篇都是老派正规的英文。开始我还逐字逐句认真学习，看了三封就发现用词完全一样，原来写信是按照范例的格式照抄，每次改变一下具体信息就完事了。 

琢磨出来后，办事效率提高了。我写的报价信格式和用词千篇一律，第一句话总是： 

Dear Sir, 

We acknowledge the receipt of your letter dated XXX，inquring about the prices of the following products: 

(尊敬的先生：兹确认收悉贵方（填入年月日）来信，询问下列产品的价格。） 

如此依样画葫芦，干了不足一个星期，已经厌倦了。但是师傅不放手其他业务，依旧让我回询价信。我们中东站比较忙，几乎每天都有几封信要回。不久，一两个小时就能处理完所有的信件，中东客户感兴趣的几个商品规格和价格也烂记于心，不用每次去商品目录里翻找了。年轻，缺乏“磨洋工”和装模作样的经验，我总是一上班便一鼓作气干活，十点钟之前用打字机噼噼啪啪打完信件，整整齐齐交到师傅手里。心里有点得意，我干活多麻利啊！ 

办公室的外销员时而也给我戴戴高帽子（夸奖），到底是大学生，年轻聪明，学什么一学就会。夸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无味的大锅饭 

七十年代末，外贸大楼里的人都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就像那个年代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卖多卖少不影响自己的利益。万一顾客问个问题，售货员都觉得是在麻烦自己，对顾客板着“后娘”脸，不理不睬，甚至凶神恶煞。外销员虽然没到“凶神恶煞”的地步，却也全无为顾客服务的态度，可能服务太周到会被批判成“崇洋媚外”吧。 

从而，办公室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客户喜欢什么跟我们无关，爱买不买。我们卖的就是这些国家叫我们卖的毛巾，价格和销售条件都是国家定的。你要特殊花式？对不起，我们没有，去别国找吧。你想砍价或是修改销售条件？没门，去别国吧。 

不少人到了办公室，先去打开水，然后泡茶，拿起当天的报纸，一看一两个小时。其间，还有不少人进进出出，有时失踪几十分钟，大家想当然认为是去别的办公室“嘎三胡”（沪语：闲聊）了。办公室之间互相串门很普遍，旁边办公室的常有人来我们办公室嘎三胡。兴头上来，干脆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男同事互相递烟，烟雾腾腾中，你一言我一语，天南海北。 

我天性内向，不善跟人没话找话，一般只能坐在一边听着。烟雾太浓了，话题太无聊了，就跑下楼去，到马路上走一圈。出了27号大门，路上熙熙攘攘，行人中不少是我的同龄人，不少可能是从农村回上海来探亲的，无所事事，成群结队在马路上逛来逛去，商店里兜来兜去，黄浦江边看来看去。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居然从黑龙江逃回上海，还有了工作，应该珍惜。于是，赶紧回27号的办公室，乖乖坐到办公桌前。

在外销部门呆了几个月后，又去单证部门和检验信用证部门呆了一阵，算是了解了各种函电的格式。在27号嘈杂的办公室里，我开始怀念有序的校园生活，至少环境比这里清净，有草坪有花木，有图书馆，有努力学习的学生，老法师们也不会婆婆妈妈，家长里短，他们会背诵几句莎翁的台词，讨论英语语法，为一个句子的翻译七嘴八舌。 

终于等来了暑假，结束了五个月的学习，告别了同事，向师傅道了谢（他的脸又红了），迫不及待走出了外滩27号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