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几则关于欧洲贫困人口正在增长的报道，尤其是前几天，英国爆发了十多年来人数最多的罢工。据路透社2月1日报道，多达50万的英国教师、公务员、火车司机和大学讲师参加了罢工，这是英国各工会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协调行动。 

罢工的原因

英国保守党政府本来计划要通过一项新法案，遏制某些部门（如运输、医疗）罢工，这一法案却为最近接踵不断的罢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工薪阶层认为这一法案进一步破坏了选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让选民无法信任政府。为防止民众的更多抗议，政府表示将对该法案采取缓解措施。

随着英国通胀率超过 10%，达到四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各行业的工薪族要求加薪，以支付飙升的食品和能源费用。通胀给工薪族带来极大经济和心理压力，不少人难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工薪族也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例如英国护士，工作时间过长，工作负担过重，而实际收入却在缩水，不少人因此陷入生活困境。 

前不久，我与在伦敦工作的朋友联系，据她说，那里人心惶惶，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焦虑”，焦虑像传染病，传给了几乎每个人。食品价格失控，隔两三天去超市，就能注意到价格的上涨。此外，能源费用也在飙升，在寒冷的冬季，不少人为能否支付取暖费而担心，担心面之广是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 

朋友供职于一所昂贵的私立学校，学生都来自于相对富裕的家庭。以前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费用相当慷慨，只要跟学习有关，家长都乐意付出。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精打细算，不再参加学校的收费活动。至于该校教师，不少人为了节省每天十多英镑的交通费，开始步行上班，有的单程要走一个多小时。朋友是美国公民，正和丈夫计划早日逃回美国。 

以前以为欧洲各国的高税收，建立了健全的社会福利，人民衣食无忧。然而，近期看到的报道却跟美国的状况差不多，越来越多的人深陷贫困，被边缘化了。引起我注意的是，当记者问穷人，他们最大的焦虑是来自钱太少还是来自生活的不稳定，几乎每个被访者都说，钱少可以尽量节衣缩食，量入而出，但是不稳定超出自己的控制，令人束手无策，备受煎熬。

21世纪的社会阶级

英国劳工经济学家盖尔.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21世纪穷人的特征是缺乏稳定感。发达国家穷人的增加是过去30年建立起来的全球市场经济带来的后遗症。全球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政治学所说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主张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减少政府干预，放松法律条规管制，一切由市场来决定。全球市场建立起来了，得到最大保护的是产权拥有者，包括知识产权。通过压低生产成本，他们获得了暴利。

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全球的劳动力突然增长了四倍，达到了20亿人。工厂的数目并没有实质上的增加，无非是换了制造的地点，而巨大的劳工资源导致了劳力过剩，势必造成劳工薪资的下落。贫穷国家的劳工，起点低，从无到有，低薪也代表着走出赤贫，经济地位有所改变。而发达国家的劳工由于收入的降低，甚至完全失去收入，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于是，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在这30年内起了巨大变化。斯坦丁的研究注重于“欧洲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认为，当今社会可以划分为五个阶层： 

（一）最上层的是财阀寡头和精英，他们通过产权（property rights）垄断了资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与传统的有产阶级不同，有些富豪并不拥有实质的不动产，但是他们拥有知识（资本、科技、和其他方面的知识），这些“精英”（elite）也能获得财富。

（二）传统的中产阶级，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甚至可能有带薪休假、退休福利、医疗福利等。然而这个阶层正在快速缩小，因为工作的“稳定性”正在消失。不少中产阶级父母的最大焦虑是子女无法继续留在中产阶层。 

（三）20世纪遗留下来的传统无产阶级 (proletariat)，其中多数为产业工人，这些人在发达国家快成为稀有动物了。 

（四）21世纪的无产阶级，也称为不稳定阶层 (precariat)。这个阶层是斯坦丁的研究重点。20世纪的无产阶级缺乏自己的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谋生（马克思的定义）。而21世纪的不稳定阶层虽然也出卖劳动力，却只有部分劳动报酬。他们被迫从事广泛的无报酬活动（如培训新技能、找工作），这些无报酬活动仅仅是为了能够获得工作机会。他们的收入没有规律，也缺乏安全感，对他们的物质生活和心理健康都极其不利。 

（五）被社会完全边缘化了的底层阶级，几乎被社会遗忘的人，如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不稳定阶层的快速增长

斯坦丁认为，发达国家面临的危机是，不稳定阶层正在快速增长。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周围有不少打零工的人。比如在大学里，许多课程都由合同教授（Adjunct）讲授（类似国内的“兼课老师”）。合同教授的薪资往往根据授课时间计算，一般来说，上一门课只有几千刀的收入。“合同工”的工作自然缺乏稳定性，根据每个学期的学生注册人数来决定是否开课，是否需要雇合同工。据我所知，有些老师同时在几所学校兼课，忙于奔命，除了时薪，没有其他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 

没有福利，工作前景不稳定，收入没有规律，只要生活中发生一件事，如家人生病，就有可能陷入债务。 

更影响他们的是没有引以为傲的职务和职业。你可以自称为大学教授，但是可能过了这个学期，就不是大学教授了，大学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且不说大学管理层认为你无足轻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同事学生也免不了用对待临时工的方式对待你，不愿投入太多精力去建立长久关系。于你个人而言，既然在这个行业随时有被解雇的可能，又何必为这份工作投入太多的精力和心力？ 

这种情况在社会上非常普遍，给亚马逊送货的、送外卖的、商店的半时售货员、饭店的服务生，甚至邮局，也雇用了越来越多的半时邮递员，按小时计算工资。难怪不少年轻人选择不再为了工作全力以赴，因为看不到雇主的诚意。 

前两个月，看到一则报道，被采访的是一位超市收银员。她说：我被雇来当收银员，时薪14刀，这是我在超市眼里的价值。那我只要做好收银员的工作，就对得起超市给我的这份工资了。如果要我加班，为了超市的利益去做一些份外的事，如切肉、上架、打扫卫生等，我一般都拒绝不做，因为我就是14刀一小时的收银员。这位没什么错，“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嘛。 

不稳定社会阶层看不到有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或政客。因为他们被政客遗忘了，又忙于谋生，随便谁当政都与他们无关，渐渐他们对政治失去兴趣。结果是，他们不仅失去了经济权利，也放弃了政治权利。

不稳定阶层的三个派系

斯坦丁指出，不稳定阶层的成员大致可归入三个派系：第一派正在向后看，他们的父母、亲友、邻居曾经是矿工、码头工人、钢铁工人、汽车工人，这些蓝领工作是值得骄傲的工作，为他们带来安定的生活。但是轮到他们这一辈，这些工作消失了，因此有被剥夺的感觉。他们希望能回到过去，回到全球化以前的生活方式。显然，这一梦想是“覆水难收”。然而，有些政客利用了这一派的怀旧感，用蛊惑人心的简单口号来面对复杂的问题，如把工厂全部搬回本土，拒绝移民、难民入境等。口号有抚慰作用，使得这一派倾向于接受民粹主义（即极端的民族主义，排除异己，镇压异议，用专制统治来确保民族利益）。 

第二派主要由原来就被边缘化的人群组成，如移民、少数民族、难民等。这个群体在任何地方都缺乏归属感，往往是低着头闷声不响为生存努力。时不时因为压力过大，愤怒爆发，引起暴乱。 

第三派受过良好教育，不少是年轻一代。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告诉他们会有美好未来。进入社会后，却发现没有未来，找不到稳定工作，还背了一屁股学生贷款的债务。他们感到绝望、疏离、焦虑、愤怒。因为年轻，没有完全放弃梦想，希望能找到政治途径，改变目前不公正的状况。也有一些是因为失去工作，从中产阶级落下来的白领，有些人曾经收入丰厚，之后却再也找不到跟以前收入相匹配的工作，陷入了贫穷。由于受过教育，他们知道政客简单的口号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难以走出的困境

斯坦丁强调，不稳定给人们带来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的不稳定，也严重影响了心理健康。至于如何帮助这一群体，他的基本理念是政府需要加大干预的力度，比如用富人高税收的方式，以达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他甚至提倡给穷人发放“基本收入”（Basic Income）。不言而喻，这一方式过于激进，犹如马克思的“按需分配”，与革命差不多。革命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引发的各种结果，令人望而生畏。因此，基本收入也就是纸上谈兵，不太可能成为现实。 

然而，全球化的后遗症，已经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噩梦，倘若不采取措施帮助不稳定阶层，任其发展，不可避免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