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叫杰西卡的女子，决定开个玩笑。她在网上发了启事，说是找到了一只猫，还放了照片，但不是猫的照片，而是负鼠 (possum) 。杰西卡写道：“找到一只猫，棕灰色，公猫，没有带猫牌，不友好，我想它可能很害怕，没有良好的如厕习惯，是在日落大街找到的，如果是你的猫，请电（杰西卡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 

令她吃惊的是，启事发出后，她家电话铃声不绝。她不接听电话，让人留言，结果几百人留了言。她本来是想开个玩笑，不知不觉中变了味，成了一项社会调查。给她电话的人中，70%的人是为她的安全担心，告诉她，这不是猫，是负鼠，可能会传播鼠疫，应该赶快跟控制动物的机构联系。20%的人知道她是开玩笑，自称是“猫主”，要来认领“猫”。有的还编了些可笑的故事，说这只“猫”平时很温柔的。余下的10%是打电话来骂杰西卡的，说她就是一个大白痴。

杰西卡说，这件小事让她意识到，世界上好人占大多数，这么多陌生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她的安全和健康，特地来电提醒她。

小时候，我也觉得周围都是好人，从来没有不安全的感觉。虽然有些连环画里有面目狰狞的坏人，如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家里藏着变天帐的地主、拿着刀去偷国家财产的小偷，我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长得如此恐怖，于是便认为周围都是好人。好人的确很多，夏天我穿着裙子在外玩耍，膝盖磕破了，我弯下腰，用手捂着流血的膝盖往家走，路边陌生人家的妈妈叫住了我，“小妹妹，膝盖破啦？进来我给你涂点红药水。”我想都不想，就进了陌生人的家。那时多安全啊，没有拐子，没有骗子，老师家长从来不告诫我们别跟陌生人说话。 

可是文革来了，一切都变了，周围打人、骂人、告密、偷窥、造谣、诬陷的越来越多，我渐渐看到了人性的恶，学会了不信任。别人的一言一行都是需要怀疑的。带着对人深深的不信任，我来到美国。

初来乍到，发现这里的人非常友好，见了面就打招呼，不少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教授带我去银行开账户，同学教我怎么用电脑，公车的乘客问我去哪儿，教我到站拉铃...... 真有点如沐春风。

初到美国，无论如何伪装，总还是跟当地人有所不同——异国风味的着装，更多的东张西望，排队的距离不当，坐立姿势的拘谨，等等之类。总之，少了原住民的气定神闲。正因为我格格不入、显而易见的“外国味”，在我初到美国的头几个月，校园内外，有许多陌生人来跟我搭话，而且一旦搭上了话，就把他们的人生经历全盘托出。 

一次开爬梯，有位不声不响的白男上前做了自我介绍，他在当地海关工作。我以为他接下来会问我是从哪里来的。不料，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相信死而复生吗？”我一愣。他急急说下去，语速很快，甚至都不看我，最后我大概听明白了，他说自己曾被人掐脖子，感觉已经死了，身体轻盈，后来失去了知觉，可是过了不知多久，又活过来，回到了人世，睁开眼的时候，是一个人，掐脖子的早不见了。我本想告诉他，他并没有死，死人应该没有身体轻盈的感觉。可是我没死过，怎么纠正他？就这么不置可否地听着，像是默认了死而复生这回事。

又有一次，我在公车站遇到一老头，他问我从哪儿来，然后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在当地一份免费小报的报馆义务劳动，他滔滔不绝说了很多。公车来了，我上了车，他还在车站大声向我道别，“跟你谈话很愉快，希望不久再见到你。” 结果，过了几天，我又在车站遇到了他，这次他告诉我，他就住在离车站不远新盖的老人公寓，设施不错，问我愿意不愿意去参观一下？ 

年轻时候的我，又是插过队的，天不怕地不怕，一个老头有什么可怕的？再说老年公寓是公共场所，万一情形不妙，我拔腿就跑，他也跑不过我，我欣然答应。那个公寓楼的确很不错，大堂宽敞明亮，他带我去了他家，把我介绍给他太太，两人甚至还邀请我去他家喝茶。 

在学校旁边的公园里，我坐在长椅上看书，来了一位白小哥，背着布口袋，问我能否坐在旁边。在上海，是没有人问的，来了就坐。他坐下，久久没有说话。我收起了书，他突然问我从哪里来，我们就开始聊天，原来他是小学老师，妻子也是小学老师。后来他就开始跟我讲他们的夫妻关系，说是两人吵架吵到离婚，离婚后分开了一年，又复婚了。他说了一大堆复婚后的感想，听上去两人依旧磕磕碰碰。我看看表，要上课了，他说跟我谈话挺有意思。我心想，美国大概没有家丑不可外扬这回事吧？ 

我把这些故事告诉一位美国同学，他哈哈大笑，开玩笑说我一定是”怪人“（weirdo），才吸引了这么多怪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我想起在国内坐火车，不认识的人聚在一起，有些人会说话特别随意，看不惯的统统骂出来，还有的把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琐事讲上一通。火车靠站了，人下车了，这辈子不太可能再重逢，这就是短暂的”过路客“关系。因为短暂，因为陌生，不需要维持某种形象，不需要戴上特定的面具，大家都比较宽容，自己也感觉轻松。 

最近在公众广播电台《美国生活》栏目里听到一个故事。美国喜剧演员莱诺克斯 （Darryl Lenox）年轻时视力就不断退化，一只眼睛失明多年，后来某一天，另一只眼睛也失明了。他描述了自己失明的那一天，顿时陷入了黑暗，摸索着走出住所，在街上摸着墙前行。 

莱诺克斯是黑人，长得又高又大，估计是不少人心目中“危险分子”的形象。他曾注意到别人见了他绕道而行，这让他也不信任他人。失明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视他为危险分子，而只是个值得同情的瞎子，他们开始愿意接近他，热心帮助他。更出乎意料的是，因为他是瞎子，不少人愿意毫无保留地跟他分享自己的人生，甚至是人生中最失败最悲哀最黑暗的经历。莱诺克斯认为，这是因为他看不见他们，他们觉得跟他谈话比较安全，不会受到“审判”。再说，在许多人的眼里，瞎子不就是应该静静地听别人说话吗？ 

结果，莱诺克斯听到了许多人的内心秘密，原来，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很近的，但是人们往往为自己筑起屏障。莱诺克斯的失明让许多人注意到他需要帮助，而不在意他是个又高又大的黑人。实际上，他除了失明之外，并无改变。

这个故事触动到我，是因为我也给自己设防，因为害怕被伤害。那么，我们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这跟每个人的经历有关，经过了文革中的人整人，谁还会傻呵呵地口无遮拦瞎说一气？这不是自找麻烦吗？被骗子骗过的人，又怎么会轻易再相信别人？ 

然而，关键在于我是否相信世界上好人多于坏人。假如坏人占多数的话，遇到任何事，就需要先去揣测别人的动机，而揣测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可能原本不是坏人，也被猜得像坏人了。有时候，信任和不信任跟实际情况无关，完全出于一种提防的心态。世界上本来就没绝对的事，不该怀疑一切，也不该相信一切。但是只要相信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就可以生活得更轻松一点。这样，我也就能听到更多陌生人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