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为我们打疫苗的，不少是加州医疗队的军队卫生员，看着一个比一个年轻，也就二十来岁吧。这让我想起了遇到过的一群年轻军医。

1979年，同事小华侨来找我，让我去上海警备区兼课。那年头，我任教的大学，管头管脚，兼课这样的自由散漫、经济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行为，极有可能遭到批判。小华侨十几岁从印尼归来，毕业于上外，无历史问题，却总是不受信任。小批判对他来说，家常便饭，他的不守纪律，爱说怪话，奇思妙想，领导随手拈来，就是子弹。

我任教的大学，文革后复了校，教职员工中有一大批不适合“涉外”的资本家、华侨、海外关系太多的、教会大学毕业的，他们在运动里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怕事。

彼时，我年少气盛，不谙世故，毫不怕事，路见不平，就一人冲到领导办公室抱怨，由此获得了同事们的信任。领导也不跟我一般见识，偶尔劝我，别耍小孩脾气。小华侨说，兼课这事，别人缩头缩脑的，就你不怕，你去吧。

这是警备区的军医进修班，学员是文革中培养出来的军医，年龄在30岁以下。除了专业课，一周四节英文课，英文课分两天上，报酬是一个月20元，还送公交月票一张（6元）。七十年代末，小青工每月收入36元，我的工资54.50元，一节课时费相当于街道厂工人一天的工资。这等美差，管他什么主义，接下再说。

上课的地点在复兴中路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里，黑色的大铁门关得紧紧的，按门铃后，有个穿四个兜军装，挺精神的高个子来开了门。那时的军人一身绿，红领章，根据两个兜还是四个兜决定军阶。进门去，一条水泥车道，挺大的一个花园，关上铁门，一街熙攘嘈杂被隔在了墙外。高个子自我介绍说是进修班班长，热情地把我领进教室。估计那是原来的客厅，挺宽敞的，四扇并排的落地玻璃门直通绿茵茵的大花园。

教室里，也是一片绿，坐了三十多人，有说有笑，有男有女。我刚站到讲台前，班长大吼：起立。一班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立正敬礼，大声说：老师好！吓了我一跳，忙说：同学们好，请坐。屋子里顿时一片静寂，毕竟是军人，哪像大学学生，请坐后还忍不住前后左右嘀咕几句。

这个脱产进修班，开办几个月了。英语课用的是医学英语类的教材，教学是业内说的公共外语课，不外乎讲解语法，英译中，中译英，学生能阅读就行了。不像大学的英语专业课，小班上课，听说读写并进。所学的课文里，有一些多音节的医学名词，如病名：appendicitis（阑尾炎）、gastritis（胃炎）、tonsillitis（扁桃腺炎），至今看到tis结尾的字，就猜想是什么病。讲语法是我的强项，一开讲，下面沙沙沙一片记笔记声。学生还要求我领读课文，他们跟读，有时候，读完了一遍，还要求读第二遍。

提要求的，往往是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女生，身材纤细，嗓门却很大。一班人中，数她最积极，抢着发言，还爱提要求，直截了当，口气不容置疑，课间休息，常听她哇啦哇啦，指手划脚，“某某某，你去跟院长说，就说这三点，一，二，三……”；“某某某，这个星期天的电影票，去找X处长要，看他敢不给我。”给我留下狂妄自大的印象。不用猜，一定是高官家出来的。

其实，这个进修班，光看点名册，就知道有不少军干子女，胜利、和平、解放，还有一个字重复两次，酷似小名的大名，如：平平、燕燕、玲玲。

过了一阵，跟学生熟了，班长私下里告诉我，班里的男生多数来自工农兵家庭，就是军人家庭出身，父亲的官职也不高，而班里的女生，父亲的军职较高。我顺势问了一句，大嗓门的父亲呢？班长说她是华东某省军分区司令的女公子。

跟学生越来越熟，大嗓门变得不那么讨厌了。她的嗓门是有点大，也不会看脸色，但是直爽热情，自来熟。下了课，还拉我去楼上她的宿舍小坐。上了楼才知道，几个大房间里，挤满了双层床，学生在往日富豪的大洋房中过着非常简朴、集体主义的军营生活，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一屋的女生，随便东扯西拉，话题无非是文革那几年，你在哪里干什么。宿舍里的女生，都有了十年以上的军龄，她们参军时，大的18岁，小的14岁，进了部队就当卫生兵，什么杂活都干，洗玻璃瓶，煮针筒，打扫卫生，护理病人，开始干的就跟现在的“护工”差不多，慢慢升级到了护士，学会打针量血压，后来又上了军医大。

她们跟我是同龄人，曾经是我羡慕的对象，不像我，她们不用去农村插队。可能因为在与世隔绝的军队里度过了青少年和青年时期，她们对大千世界的复杂险恶，没切身体会，思想单纯，就象一群中学生。聊天中得知，平平、燕燕，平时不声不响不张扬，三十岁不到，居然是营级干部，住在淮海路警备区司令部对面的光明公寓里。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的小学同学，不少来自光明公寓，他们的父亲曾经是团长营长，白驹过隙，营长成了同龄人了，而且还是女性。

还有个女生，叫秀梅，性情温和，身材苗条，长相甜美，白皙端正的瓜子脸上一双灵动的大眼睛，走在路上回头率极高。一个周末，在路上遇到了秀梅，才知道她家住在安福路，离我家两三条街。她身边是个四个兜的军人，中等身材，腼腆寡言，忠厚老实得一塌糊涂。秀梅介绍说，那是她丈夫。漂亮的秀梅怎么找了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丈夫？

过了几个月，五一节到了，大嗓门命令我，她说是邀请，去参加她30岁的生日聚会，大声地重复了两遍时间和地点。我推说有事，她呵道：“啰嗦什么啊，叫你来就来。”

到了五一，我犹豫不决。大嗓门可厉害了，知道我住在淮海路附近的一幢公寓里，快到饭点了，骑着自行车就冲过来了，进了公寓门，哇啦哇啦四处一问，一下子打听到我住在几号，就跑来敲门。我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她不由分说，拉起我就走。想着在路上拉拉扯扯不是回事，又是跟女军人，路人会把我当做坏人，只得乖乖跟她同行。

她家住在吴兴路一个小院里，两层楼的小洋房，隔着篱笆，看到隔壁有一栋同样颜色的三层楼大洋房，可以猜出，这里曾经是车夫厨子们住的仆人楼。楼下原来是两个车库，现在改造成了住宅，一间是她家的厨房加饭厅，另一间住着一家军人，她医院的同事。大嗓门的先生，很普通，穿便服，已经做了一桌的菜，席间也少言寡语。在座的还有一名能说会道的军人，是大嗓门的发小，光听他们俩侃了。终于得知大嗓门有个三四岁的儿子，由于她脱产学习，无法照顾，被外公外婆接去了。吃完饭，去了二楼，那里有两个大房间，都是她家的。这是1980年，上海的住房非常紧张，一家三口人，住三间屋子？地方上的部局长也没有这个待遇。

我很好奇，你们这是哪门子医院，房子多得分不掉了？大嗓门倒也诚实，一五一十道来。原来她曾跟公公一家住在三层楼的大洋房里，公公去世了，婆婆回了南京，部队让她家腾房子，就腾过来了。原来如此，看来公公也是大官。

有一天，刚走出公寓大门，听到有人叫我，是一名矮矮的女军人，满脸笑容。仔细一看，竟是曾经住在光明公寓的小学同学，六年级她父亲调防，转学去了浦东周浦镇，我们当时觉得，她去了非常遥远的乡下。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她15岁当兵，卫生员，十多年来，转战华东各部队医院，现在上海的部队医院做药剂师。她父亲也已经从当年的团级干部晋升为警备区副司令，搬到了巨鹿路。巨鹿路那一片小洋房，当时被军队控制了不少，包括空四军招待所，林立果搞571工程所在之地。

从老同学嘴里得知，平平、燕燕、秀梅、大嗓门都是她同事，那个部队医院里，一转身，不是司令女儿，就是司令媳妇。虽然那么多干部家的女眷在一起工作，却鲜有争风吃醋，互相打击的事发生。那个年代，一般的军干家庭，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张扬，不许狂妄，当然也有管不住的，如天生的大嗓门。他们都是十几岁当兵，生活在人事关系相对简单的部队环境里，思想单纯，不通世故，彼此之间像是学校的同学，保持着一份纯真，不耍心机。

我也终于得知，大嗓门的公公，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这些军分区警备区的正副司令，都是他的下级。想到大嗓门的先生，为人低调，脚踏实地，买菜做饭，刷碗洗锅，跟小说电影里，脸谱化的高干子弟，大相径庭。大嗓门呢，跟她接触久了，发现就是上海人说的“吃相难看”，骨子里却是古道热肠，有情有义，而且也很敬业，四十不到就成了科室主任医生。最吸引我的，是她的好奇心，她愿意去了解，去理解跟她不一样的人，有好奇心，说明她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

后来跟大嗓门夫妇成了朋友，经常走动，每次去，她家都人来人往的，多半是来求大嗓门帮忙的，看病、上学、参军、买车票、买机票、搞内部电影票、补课、找保姆，大大小小，七零八碎，什么事都有，大嗓门是天生的“老百搭”，各行各业都有熟人。将门虎女，豪爽大气，来者不拒，做雷锋做得高兴得不得了。

至于漂亮的秀梅，原以为是哪位司令的女公子，同学告诉我，她是某副司令的媳妇。站在她身边那老实巴交的丈夫，是又一名不露声色的高干子弟。我这同学，快人快语：我们医院啊，漂亮的是媳妇，能干的是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