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14：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先从报摘看本山大叔的一件烦恼事。
　 只要你听过原生态的二人转，你就会赞成崔永元对赵本山的评价，赵氏二人转的确已经算是二人转中的大雅，虽然这个雅不过是大俗中选雅。但是如果你连续看过赵本山这些年来的小品，你也会赞成肖鹰对赵本山的批判。赵氏小品在这十几年里，从对基层干部丑态的犀利批判，逐步滑落为恶毒嘲笑残疾人、老实人的低级趣味。这的确是恶俗。崔、肖两位先生表面都在谈赵本山，其实说的不是一回事，一个人谈的是二人转，一个人谈的是“小品”，但是两人最后秦琼战关公，打得火星四溅，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一旦观点冲突，就不再就事论事，而是火气十足地直指人身，甚至斯文扫地互相问候对方的父母了。

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就是弱智，就不配谈逻辑。这种霸道的指摘不仅毫无知识分子的儒雅，而且严重恶化了公共对话的氛围。这顶“弱智”的帽子其实与赵本山是雅是俗的讨论毫无关系，而是因双方去年转基因的争论而来。这实际上意味着，双方的争论已经不是围绕赵本山是雅是俗这一事件的就事论事了，而是利用公共平台展示、捍卫各自掌握的“真理”。而这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打着“真理”旗号的闹剧，居然也还吸引了众多的粉丝们参战对骂。这也是奇哉怪矣的中国特色吧。虽是小事一桩，却也真实反映出所谓世间“真理”的无恶不在。

古希腊的哲人早就提出世间无“真理”的认知。他们说：“假使汇集古今人类全部的智慧集合，也无法穷尽自然（神）之奥妙”。因为我们的思维受到我们思维载体（人）的限制，我们永远无法超越承载我们思维的这些脑壳提供的能量去思考问题。
　　因此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很无知。”芝诺接着打了个比方：画了一个圆圈，圆圈内是已掌握的知识，圆圈外是浩瀚无边的未知世界。知识越多，圆圈越大，圆周自然也越长，这样它的边沿与外界空白的接触面也越大，因此未知部分当然也就更多了。”他们认为人世间不存在绝对的“对错”和“善恶”，一切善恶对错都是根据人的需要而定的，你需要的就是对的，你不需要的就是错的，恶的。这完全视呼你的需要，跟那件事情本身的性质无关。

我亦认为：世无对错。因为每个人在说出每句话，作出每个行为之前，都一定在他自己认定有道理后，才会不惜花耗气力去说去做的，所以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的言行会是错的。

两次坐牢我曾与不少死刑犯共号，无论是谋财害命、强奸杀人，滥杀无辜或其他种种犯罪，死到临头者无一例外地都能为自己找出罪不该死的各种理由，这些人大都央我在狱中代笔向法庭上诉，以求一线生机。我在听到他们的申述后，觉得大多数罪犯被判决的死刑适用的法律完全公正，有的罪行真正令人发指，甚至死上两回都不足以抵罪。但为什么死刑犯没有一个肯认错服罪的呢？这是人性自身的丑恶，还是法律公正的缺失？这让我对杀人偿命、欠账还钱这种自己一直认可的天经地义产生了疑问和反思。

张三杀了李四，周边的王五、赵六、钱七与其它人一致认为杀人抵命才是人间公道，张三必须以命抵命。但这果然公道吗？非也。因为事实上真正有索命权的李四已死，已不可能提出要张三为其抵命。在原告缺席的情况下，其他与性命不相关的人为什么要一致出头为李四伸张所谓的正义呢？究其原因是张三今天敢杀李四，下一个可能就会轮到自己被杀。为了自身安全，一已私欲，所有的人也就一致同意杀人者必须抵命，而一般都不去问为什么杀人？因为若涉及到“为什么”的问题，则每个杀人者都必然有一连串理由为自己辩解，若与之争论则永无结果。因为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理由，即使杀人也有杀人的道理。不然的话为什么一个人杀人就是犯罪而要抵命，而一群人杀另外一群人，胜利的一方总是要声称自己因为坚持真理伸张正义而杀人，是在替天行道或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呢？

世上原本无对错。强者的话语即是真理。所以动用强力，不问你所谓的对错，判你死刑杀你没商量就成了通行世界的法律。在此，判决让道理、公正成了杀人的幌子。人常说的真理完全缺席。很多基督徒国家废除死刑其缘由也基于此：所有的人都是上帝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所以除了上帝，没有人有权柄杀人。因为他们相信人都有罪，所以公义只在神。杀人原来也可不抵命，欠账也可不还钱（不然为什么动不动大量的银行借款被作为坏账给冲平后再让不知情的老百姓来买单）。难道这倒成了常理成了真理吗？这又让我不得其解。

　 与古希腊原始理性哲学的观点类似，中国的道家。也持这种对人世间的“绝对真理”不认可的观点。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即是说一切能够说得清的道理，都不是常（永恒）理。因此道家认为，人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对错和善恶。一切都只是相对的概念。
　　道家说：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意指你不要用你主观的善恶之心去干扰事物自身的运行规律（天道），与善与恶都要持同等态度，无所谓善恶，即是“无为”。无为才是道家的核心思想。
　　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和中国道家的相对性哲学，是人类古典哲学中，少有的两家持人间“真理”不可认知的学派。他们强调的是理性上的无知与行动上的无为。它们与其它儒家也好，伊斯兰也好的根本区别就是“真理观”上。穆斯林和儒家认为，“真理”是可认知的。那么，什么才是“真理”？

网上有说，穆斯林认为“真主”的意志代表“真理”，具体落实在《古兰经》里，因此对真理其它过多的思考都是多余的，应该被禁止。儒家其实大同小异，只不过它的“真理”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但是在“真理”可知性上，两者没什么区别。
　　跟穆斯林朋友聊天，他问我“信仰”是什么，我说大约是对某种特定理念的认同，形成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
　　他说：不对，信仰对穆斯林来说，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是穆斯林的整个生命，两世的生命。
　　他说：我不拜祖宗不敬鬼神，不畏强权，只相信真理和正道。
　　他又说：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用生命去捍卫真理和正道，因为信仰对穆斯林来说，比生命更重要。

当今的穆斯林，是一群矛盾的人，他们在世界各地与其它文化交汇的地带制造冲突和混乱，并且制造恐怖，于是有人说：伊斯兰简直就是邪教，哪里有穆斯林，哪里就有暴力。
　　可是穆斯林会告诉你，那样不对，那是由于对穆斯林的不了解造成的。他们说伊斯兰是最讲和平，最讲正义，最讲平等的宗教，不信你可以翻开《古兰经》去看看里面说什么，当你真正翻开《古兰经》里，就会发现，里面写满了和平，正义和真理。
　　穆斯林的意思是：顺从。顺从什么？顺从真主，顺从和平和正义。这样的信仰怎么可能跟暴力与恐怖沾边呢？
　　于是，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并不是造成这些混乱的原因，而刚好相反，它是解决方案，只有回归伊斯兰真理，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顺从和平与正义。

在此种情绪支配下，你应当明白为什么昆明火车站出现穆斯林毫无理由滥杀无辜的恐怖事件，而招远全能神信徒以微笑面对死刑的从容就义了吧。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为真理斗争而死得其所。
　与之类似，中国的儒家们认为：儒家并不是造成中国落后以及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原因，而刚好是解决方案，只有恢复儒家仁义道德的传统，就能复兴华夏民族的道德正义，中国就能崛起。
　这是两家在矛盾之中思考和挣扎的文化，尽管它们一个动武讲圣战，一个说文讲仁义，教义差异很大，但面临同样欲进不能，欲退不成的无奈和尴尬。
　他们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区别在与它们各自认同不同的人间“真理”。这也是眼下的新疆杀人屡屡发生的缘由。也是世界上所有的“邪教”为什么越打压越兴旺的缘由
　我想从这里，我们知道了儒家杀身成仁的“革命英雄主义”与伊斯兰教为真主圣战的“恐怖主义”的来源，那些革命英雄、恐怖分子，其实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的行为，是在用生命去捍卫“真理和正道”。正如国际歌唱的：要为真理而斗争！号召人民为共产主义真理而不惜去让满世界流血。

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才是“真理”？有没有绝对正确的“善与恶”“对与错”？什么才是绝对的正义、绝对的真理？
　　一只狼吃了一只羊，狼是正义的吗？羊很无辜凭什么被它吃？可是不吃羊，狼一家老小老会饿死，它只不过为了生存，它有什么错吗？如果它是正义的，天经地义的，那无辜的羊难道天生就应该被吃吗？到底谁代表正义？
　　八国联军进中国，搞殖民统治，杀人放火。这很坏。
　　可是没有这场坏的侵略战争，中国如何才能摧毁封闭的闭关锁国体制？你去搞戊戌变法，去与他们讲真理他们会听吗？他们让你上菜市口去闭嘴。
　　你说可以采用更好的方法，建立游戏规则大家公平竞争。可这只能等大家都认同了游戏规则才可能，但这种认同需要强力支持才行，没有前期的强力强迫，会有现在的游戏规则吗？     所以卢梭说：强力离开真理，强力是暴力，真理离开强力，真理是废话。真理加强力，才叫政权。
　　对那些被殖民者残害的国家和人民，殖民主义当然是邪恶的。
　　可是对那些侵略别人的殖民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殖民主义完成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使它们获得了发展的第一桶金，对它们来说，这是一件正确的选择，对世界的后来发展来说又的确成了一件好事。
　　它们的发展在后期客观上带动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加速，再过几百年，等人们的情绪因素降低以后，就会客观的评价，殖民主义只不过是人世间发生的一场优胜劣汰的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存在对错，也不存在善恶，它是必然要发生的上帝预定。凡是必然要发生的，就是神的旨意。

中国的道家暗合了基督的教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对儒家“仁义”的彻底否定真是直捣黄龙、石破天惊！
　 其实狼要吃羊和殖民主义的优胜劣汰，这种必然要发生的自然法则，它符合上帝创造天地时的预定。大自然它永远是按照神的道运行。这是个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主观去确定它的善恶的事情，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宗教的角度看，除了引发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外，真是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可人总是有感情的，总是有愿望的。那我们怎么办？
　其实世界只按神设定的法则运行，即是在自然规律下运行。它并不按人的主观愿望进行。
　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并不考虑我们喜欢不喜欢，它只考虑它喜欢不喜欢。可是它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它从来也不会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去试，通常只有事后才知道。
　换句话说，所谓“真理”和“正义”，是因各自所站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不同，不仅不同，而且是矛盾的，针对你这个主体视为的正义，针对他这个主体则视为是邪恶。

一个人杀人是犯罪，一群人杀另一群人，得胜的一方就一定要宣称自己主持了正义。于是写进历史，历史上的正义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
　　去纠缠谁能代表正义，谁的真理才更是真理，根本没有意义。可是人们很久很久并不清楚这一点。
　　早期希腊的不可知的理性被基督教取代，进入了两希文化合一的新约两千年。东方道家的“无为“被儒家的 “天人合一”所取代，同样进入了独尊儒术的两千年。

因为人对真理认知的分歧，基督教后来分裂成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派，而每一派内又分裂成若干不同派别。仅新教据说就有两千家之多。而儒家更是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各类不同的主张与学派。　　

在人间真理的世界里，其实只有更错没有最错，何必再去争论谁最错谁最对？
　　当“真理”把人类带入极端误区后，各种不同的“真理”开始了厮杀。
　　都希望用自己的真理征服世界，让真理传尽人间。可是真理带给人类的除了屠杀还是屠杀，永无休止。
　　基督徒要搞东征，穆斯林要搞圣战，都要用自己的真理去征服对方的真理。中国的儒家要搞教化，其实也是征服，你不搞征服，中国的四周国家为什么都是汉文化？
　　他们像盲人摸象一样，用耳朵的真理去攻击尾巴的真理，基督徒用《圣经》的话语相互攻击屡见不鲜。不少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最正确的。可是谁都没有成功，即使在已经征服的地区，在其内部又会开始产生新的“真理”试图去摧翻旧的“真理”，不然哪来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
　　人生来就是个体，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所以人的认识永远不会统一，这世界也就永远不会有“统一真理”，因此征服和被征服，屠杀和被屠杀永无休止。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打了最多的仗，杀了最多的人，他们发现，人永远也杀不完。他们打累了，于是开始回顾人类早期古代社会里那些没有这么多“真理”的幸福时代。
　　想通了后他们开始搞“政教分离”，放弃真理说教，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终于他们明白了：道就是神，并且道成肉身，这样就让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溶为成一体。他们确立了“一个上帝，各自解释”的精神，基督教三派这才安静下来共相共生。
　他们放弃了人间的“真理”，开始讲上帝的道，尽管讲有差异，但是他们进化了。
　上帝的道不讲人世的理，人间的真理讲善恶，讲正义和邪恶。道不讨论这些，道只是按自己创造天地时预定的规律办事。

你喜欢把什么当成真理，可以随你，可是；神的道不会因为你喜欢就允许你去强迫别人也喜欢。道要规范一切，包括你的真理在内。
　 道就是神。神不讲人间善恶，只看你的行为是否符合神的大爱——即是神的预定，你逼良为娼肯定不对，可是你非要逼娼为良，那也不行。神只考虑你“逼”的行为是否在神的大爱范畴之内，而不考虑你所谓的“娼”的善良问题。毛泽东时代逼娼为良：破私立公、毫不利己，无贪无腐，吏治清廉，良则良矣，却是饿死你几千万人没商量。在此，神对世人的“爱”与毛所讲的“良”不但不是一回事，反倒因为背道而驰而自食苦果。
　　道给善与恶同样的权力，道给对与错同样的机会。神的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
　　但是对个人来说，每个人总是把各自看到的事物当成自己认识的“真理”，千手观音千手千面，每个人从不同的需求角度看到的都是不同的救难观音。这也如同情人眼里出西施，其实西施只有一个。你的喜爱对社会来讲， 那只是你的“个人爱好”，于善恶无关，于社会无关，与观音菩萨、美人西施更无关。你喜欢什么是你的事，别人不喜欢，同样也不关你的事。

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正义感，而是因为他们死认自己的“真理”，他们在真理的呼召下，正义感比一般人更强烈。
　　如果“真理”不在神，而可以由人来确认，可以绝对化，那恐怖分子都会成为圣人，可惜真理不在人间，无法确定，那么，这个时候，到底什么是真理已经完全变得不重要，各人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于是重要的就是为实现“真理”的自我冲动。这使很多人失去理智，失去思辨，失去自我觉醒的能力，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绝对化的。只要他认准了的伟、光、正，就是绝对真理，即使舍命也要为之奋斗终生。
　　革命的斗争精神就是这样产生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它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正义性，帮助革命者用自认为更加神圣的道德去压倒普通人良心层面的道德，去进行一场正义的复仇。尽管那正义和神圣可能是错误与虚假的。
　　事物发展到这一步，那就演变成了：至善＝至恶

必须要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标准才能解决人间多元真理的纷争。就如没有每秒三十万公里绝对不变的光速，爱因斯坦提出的四维空间就失去了参照座标，他的相对论也就失去了基点而无法成立了。

所以，绝对真理是必然存在的，不然这个世界将因为多元真理而陷入混乱无序。至少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一定是这样的。这个绝对真理既然不能在人世间产生，那就只能是神的道。即是上帝创造天地时预定的宇宙万物的客观自然规律。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即是说，只有神的道路才能产生真理，认识真理后再有生命。道路、真理、生命——这个顺序不可逆反。而人们却往往都是倒过来，从自我的生命中去体验真理，再使用强力去推行自我真理，在强力的推动下就产生了多元化的各种道路（诸如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还有第一、二、三、四国际，无政府主义等等）。所以人的存在就是一个罪恶和悲剧。解决人的罪性的唯一可能就只有通过神带领的道路，认识神预定的真理，获得自己真正的生命。除此以外，岂有它哉？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寻求耶稣的道？根据基督的观点，当遇到邪恶的侵犯时，不是用自我认为的真理激发的暴力去抵制它，暴力抵抗只会产生更大的暴力与邪恶。 基督对邪恶从不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而是宁愿受苦，让罪恶都完全展现出来。十字架就证明了只有爱和自愿受难才是战胜邪恶的唯一力量。

   战胜仇敌不是靠仇恨，而是靠爱——爱自己的仇敌，而不仅仅是爱自己的兄弟和邻居，这才是真正的爱、基督徒的爱。爱自己的仇敌一如爱自己的兄弟，那么，邪恶势力是不是就因此而停止迫害了呢？基督并没有作出这样的应许。 忍受的意义不在于减轻和终止自己的痛苦。对耶稣来说，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并不是悲剧，受苦是上帝给基督的安排。对于邪恶，忍受就是对抗。 

   爱比恨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爱的包容力最终会可以消融仇恨。爱仇敌是一种伟大的理想。相对于暴力，爱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力量。因为仇恨和暴力可能导致对手的毁灭，但同时也导致自我的毁灭。

   可是，忍受和软弱常常带来是不应当的侵害与不公正的结果？好人遭殃、坏人得势应该如果面对？ 在面对邪恶者的暴力侵犯和凌辱时，如果仅仅只有爱，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是行不通的。所以，耶稣承认“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上帝真正的律法，这种律法“不是要被废除，而是一笔一画都要成全”。

   公正的报复是人类追求正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没有对罪犯的公正审判，无辜者就不能受到保护。一个社会如果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得不到恶报，就不会是一个公平社会，二战后对逃匿的纳粹战犯几十年不懈地全球追捕，以及对种类绝灭罪、反人类罪行的法律追诉，表明了人类社会对有罪必究、邪恶必须受到制裁的正义坚持。

但报复显然不是征服邪恶的理想方式，它是一种虽然必需的、但又是有缺陷的方式。因为它缺少爱的力量。在基督教中，撒旦的黑暗王国和上帝的统治对抗始终存在。在撒旦的黑暗王国里，受苦者当如何征服邪恶势力的呢？

   上帝的善最终要战胜恶，仅仅靠受苦的信念来维持是不够的。现实讲求效果，理想需要完美，通过现实与理想的适当折中、调和，效果与理想的统一是可以实现的。这种理念就是非暴力主义。

   非暴力对抗不是服从，而是不合作。

　 非暴力革命是克制的，比起暴力革命，它没有狂热的的语言，没有煽动的标语。非暴力革命者为了理想而自己承受苦难（如谭嗣同的从容就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

   暴力革命者是为了理想往往是让别人来承受苦难，煽动千千万万的其他人在暴力行动中成为革命的流血牺牲品，而最后让自己得到革命的果实。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带来的改朝换代登上皇位的无一不是这类暴力革命的领袖人物。甚至为了独享革命成果，再次动用暴力清除同志中的异己。这就是暴力革命与非暴力抵抗根本上的区别。

   呼吁改革的一派在提醒社会公众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他们惧怕担当风险，和自我道德上的懦弱，其中的一部分会成为反对非暴力的对立面，成为没有勇气反抗的漂亮借口。懦弱从来不会是获胜的方法。

   非暴力主义始终要面对的挑战，就是邪恶者不会轻易放弃暴力和特权。在强大的压迫面前，人们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完全没有脾气，等待压迫者良心发现来赐予自己权利，寄幻想于某些个人的善良能带来整个社会的变革。二是逼上梁山，组织暴力同你干，以暴易暴。 对于社会底层饱受压迫的人们来说，上梁山以暴易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不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多数人将被迫地自动地选择沉默等待邪恶者的自动转变。

在多数人沉默时，非暴力反抗是上述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它拥有激励和动员民众的巨大能力，但它又不是把民众投入到血海深仇的殴斗与战争之中。

在中国，最典型的非暴力反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人民公社时期全体中国农民对共产公有制的不合作运动，公社社员集体出工不出力，让土地少产粮食，导致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中国历史上的惨毒之最。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性的群众上访，以及各地民众围堵政府大门的群体性常态事件，也是上个世纪那场非暴力运动的接续与翻版。

      去年以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运动是对这场非暴力运动的在党内实施的先期疏导，现在开始的依法治国，其中之一是要对这种遍及全国无政府主义的非暴力行动，纳入法律的轨道实施全面规范与整肃。 去年的“占中”学生运动，因为位处香港，则已经被视作世界非暴力运动的焦点。非暴力运动如今理所当然地成了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观。

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尤其是不诉诸武力而以谈判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对国家之间争端采取非暴力对抗的实质提倡。当今世界无论大国小国发生争端，都是以贸易、金融、货币的形式，时刻处于不见硝烟的非暴力的争战中。

   而那些誓死捍卫领土完整而引发的大规模强暴力的军事演习，几乎都是配合非暴力争战的一种以战迫和的要挟手段。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要重新制定世界规则的主张，其实质也对西方的一种非暴力对抗。

在此，非暴力不但成为世界也成为中国政府执政的常态理念。

爱需要勇气，行动更需要勇气，需要不断克服自己的畏惧。勇敢并不是生来不畏惧，而是战胜畏惧。 暴力和仇恨往往都能通过自己的“真理” 找出正义的动机，还能以正义的名义来行使暴力，但凡是以暴力实施的正义，最终都会走向正义的反面。

只有基督的大爱才能维系正义。 世间无真理，公义只在神！     

2015-3-6三一读书会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