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上七点，袁约亮如约来到记者下榻的酒店，一位中年妇女迎上：“请问您是……”

“工薪阶层，我在《文学城》的网名”袁约亮自我介绍。

“我是《经贸导报》的记者，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记者引袁约亮到大厅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三个单人沙发围着一个小桌，桌上已经放了两瓶饮料和一个笔记本电脑。

坐下后两人简单聊了聊，记者问道：“我猜你投了特朗普的票，那么上一次总统选举呢？”

袁约亮说：“我一共参加三次选举，头两次都投了欧巴马。”

“特朗普做总统一年多了，你的感觉如何？”

“非常失望。”

“哦，”记者有些意外，“为什么感到失望？”

“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欧巴马医保没有取消。共和党在欧巴马当总统时因为控制了参众两院，通过了很多次议案取消医保，纯属作秀，他们知道不可能通过总统这一关。可现在他们赢得了两院和白宫，却食言了。”

记者问：“你为什么反对欧巴马医保？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有全民医疗。”

“欧巴马医保主要是建立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上，增加他们的保险费，补贴穷人。其实我主张全民医疗，国家应该免费提供每个人同样的基本医疗，在此基础上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健康需要选择购买附加保险，或者政府补贴穷人合理的现金用于强制医疗保险。美国的医疗制度正好相反，越是穷越能获得好的医疗保险。”

记者说：“穷人没有钱，当然由国家包揽。”

“关键是包揽的程度和是否公平，当不劳而获者获得的医疗保险大大超过劳动者能够买的起的保险，救济者的医疗条件远不如被救济者就很不合理。医疗开支是无底洞，政府不可能全包所有医疗开销。交了一辈子医疗税的工薪阶层无权住老人院，也不管牙医。一分税不交的穷人白卡却有资格享受昂贵的老人院和牙医保险。很多中等收入的老人都在琢磨怎样卖掉房子，把钱变成现金或转给子女以便达到政府补助或全包的标准。”

“这对那些诚实劳动，存钱养老的人太不公平。”记者问:“另一个不满是什么，是不是税改？”

“你说得不错。特朗普在竞选时反复许诺为所有纳税人减税，尤其中产阶级。然而新的税改对中产阶级非常不利，甚至可以说挖空心思侵害中产阶级。

记者笑道：“有那么严重吗？”

袁约亮说：“多数工薪阶层得到的减税微不足道却要为此担负巨额国债。根据特朗普的税改，企业巨富减税是巨大的、永久的，而中产阶级减税只是暂时的，几年后他们的税将不减反升。以往历次减税，巨富吃肉，中产阶级至少也能喝点汤。这次却不同，特朗普大幅度降低原税法中与州税和房产有关的减税额，使很多工薪阶层交税反而增高。最后一刻的修改中，特朗普家族这类房地产商获得巨大利益，而工薪阶层本来就暂时的减税又缩短一年，还将儿童的退税补贴增加一倍，口口声声说为了中产阶级的孩子。稍有一点直觉的人就知道美国到底哪个阶层家庭的小孩多。”

记者说：“我恰巧最近看过报道，美国中产家庭的出生率相对较低。”

“我们养一个孩子都很困难，有几个工薪阶层能像特朗普和罗姆尼家一样生一堆孩子。”

袁约亮接着评述最近网上的新闻。2018年2月3日众议院议长瑞恩在推特上炫耀，有个秘书税改后每周减税1.5美元，相当一年减税78美元。几天后雅虎报道著名投资家巴菲特因税改一年白捡270亿美元。

记者说：“特朗普说美国企业税太高，不利在国际上竞争。”

“我不反对为企业减税，但应该同时去除诸多企业减免税的漏洞，其实很多美国企业实际税率还不到应交税率的一半。亚马逊有望很快成为全球第一大公司，去年利润近百亿，却不交一分钱税。另外企业主应当合理缴纳个人所得税。欧洲很多企业主个税超过50%，可是罗姆尼几千万收入才交13%的税。个税太低促使企业主把利润搂进腰包而非投入生产。 ”

记者问：“你觉得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一个萝卜两头切。”

“什么意思？是指中产阶级利益受到侵害？”

“不错，准确的说就是工薪阶层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合法掠夺。一方面是巨富，主要是顶层万分之一的巨富们贪婪无度，操控立法和政府，以极不合理的手段聚敛巨额财富。” 

“对不起打断你，”记者诧异，“媒体通常指责顶层1%，10%，甚至20%的人拥有财产太多。为什么你却归罪于万分之一的巨富？” 

“这是政客欲盖弥彰，是巨富操纵的媒体拉他人做挡箭牌。事实上，顶层20%的富人中超过99%的人财富占有率在缩水。”袁约亮对这个问题有准备，拿出打印的图标给记者分析。“五十年来只有最富的万分之一财富占有率大幅增加，翻了几倍，而99.9%的美国人财富占有率不增或明显缩减。”

“这太意外了，回头我再上网查查。”记者仍不敢相信，“很多人说巨富们财富暴增主要归功于他们商业上的成功，你是否同意？”

“不，仅仅商业成功不可能聚敛如此巨额财富。欧巴马竞选时有一句很精辟的话‘只有利益集团能玩转我么的政府’，美国的税法就是最好的例子。你只需研究一下罗姆尼的税表就知道巨富们怎样逃掉绝大部分应交的个税。那不是小数，是以万万亿美元计算。”

记者说：“那年听说罗姆尼的税那么低，也好奇地上网查过。不过我不熟悉美国税法，一看有几百页，便知难而退。特朗普至今不公开税表，肯定有类似的问题。”

“除了巨额避税和诸多的免税，巨富们疯狂地金融投机，获利归自己，出事了有政府扛着。看过电影《The Big Short》吗？”

记者说：“我看过，讲次贷危机。”

“那么多违规违法的事，欧巴马政府不但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还花巨资救助那些金融机构。又比如苹果将大量业务转到爱尔兰，辉瑞甚至想把总部搬到那儿。巨富们将公司移到企业税率低的国家，自己却呆在美国逃避个税，两头赚便宜，让美国蒙受失去工作和减少税收的双重损害。以前资本家愿意与雇员分享公司的盈利，现在却基本上脱钩。巨富们滥用公司权力贪得无厌，即使公司亏损破产，照样旱涝保收。二九年经济大萧条时，不少CEO自杀或沦为穷光蛋。零八年雷曼银行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多少中产阶级失去工作，有人自杀，可是雷曼的总裁却获得厚厚的经济补偿。通用破产，它的老板们仍坐着专用飞机去国会听证。”

记者说：“财富的力量是惊人的。”

“所以财富的诱惑也是惊人的。”

记者说：“萝卜的另一头肯定是指福利开销，从你《文学城》发的时评就可以看出。”

“这个问题更严重。”袁约亮主要把前几年与韩崐有关美国福利的讨论重温了一遍，加上最近的数据：2017年美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970万,平均贫困线是$7330/人。联邦政府直接参与的穷人福利开销为1.1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穷人 $28460。美国平均每户2.5人，也就是说每户福利相当$71150，加上穷人自己的收入每户$9330,总收入可达$80480，是贫困线的4.4倍，远远超过美国中位家庭收入（2016年是$59039）。

袁约亮说：“此外，联邦抵税的慈善捐款超过$4000亿，还有州政府、地方政府、学校和机构独立的穷人福利项目，有的开销惊人，比如大学免费。”袁约亮说，“我有一个朋友，生了三个孩子常年吃福利。不瞒你说，因为看病几乎不要钱，一点小病就去看医生，他们家存的药都快可以开药铺了。去年她的大女儿上了塔夫大学……”

“塔夫！”记者说，“我弟弟就在塔夫上学，挺好的大学。”

“那当然，全国几千所大学里排名二十几，在麻州除了哈佛和布朗大学，塔夫就算老三了。”

记者说：“对不起，请继续说说那个女孩。”

“她的学杂费，食宿医疗全免，一年至少省了八万多美元，相当税前十多万的收入。”

 “八万多，没那么高吧？我弟弟一年各种开销加起来才……”记者心算了一下，“才六万多，最多七万左右。”

“一般家庭包括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不敢花这么多，出不起，但免费就不一样。比如免费医疗的价值可能是其他学生医保的两三倍。我前年胃痛做了胃镜等检查，自己花了约一千美元。如果是穷人的白卡，可能只需出几美元、十几美元，要给我白卡的待遇，我愿出现在医保两倍三倍的价钱。又比如免费用餐，那是豪华标准。”

袁约亮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凤儿也申请了塔夫大学，去年底和父母一起去学校参观。好朋友盼盼热情接待，中午请他们一家三口吃自助餐。邱萍夫妇不肯，怕花费太多，坚持只让凤儿去吃。谁知盼盼说她是用免费客票，不吃白不吃，会作废。邱萍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自助餐，开了眼界。

记者说：“我去过那个餐厅，挺贵的，我弟弟一周最多去一次，打打牙祭。难道非要有客人，免费学生独自不能用客票吗？”

“免费学生不要票，可以一天三餐，顿顿免费吃自助餐。客票是另外的，想得多周到。我朋友的孩子都吃怕了，体重控制不了。”

记者说：“这太有点匪夷所思，我弟弟为省钱，常饥一顿饱一顿，买个三明治就凑合了。”

“最近网上看了篇报道，美国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吃不饱饭，大概就像你弟弟这种情况。”

记者说：“是啊，美国大学花费涨得太快。”

“有些穷人的孩子高标准免去一切费用，为他们买单的中产阶级孩子看不起病，吃不饱饭，还背负巨额贷款，全转嫁到他们身上了。”袁约亮发现自己有些愤愤然，毕竟儿子上大学每一分钱都是自费，他缓了缓口气说：“不过我们华人极少有一代代地吃福利，父母再穷或没有文化，也千方百计把孩子们培养成纳税人，算是对得起享受过的福利。”

“技术移民就更不用说，一来就为政府交税。”记者说，“如果你是总统，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袁约亮笑道：“如果我是总统，特朗普就把我送监狱了。”

“为什么？”

 “你忘了他纠缠欧巴马的出生证？”

记者会意地笑了。

袁约亮说：“其实解决起来很简单，只需遵循常理，小学生都懂的道理。首先巨富的收入和工薪收入应该一视同仁纳税，难道美元价值会因来源不同而不同吗？另外一个原则是收入高一些税率就该高些，就这么简单。凭什么只对工薪阶层税率随收入增加而大幅增加，巨富们收入越高税率反而越低，低得惊人。”

记者说：“每次选举民主党都呼吁给富人加税，建议也很多。”

“但共同的特点是都回避巨富避税的本质原因：即税率的双轨制，他们所谓加富人税通常是指薪水收入，巨富几乎毫发无损。去年美国收入最高的两个总裁是博通和FDC总裁，从公司获得的报酬都超过一亿美元。”

“我的妈，那么高！”记者惊呼。

“相对最高收入的几十人，这不过是个零头。美国最高收入的人都是公司买卖中获得巨额财富的业主。”

“可是上亿美元，那可是美国雇员中位收入的几千倍呀。”

“您这是指税前，税后的差距比这还大得多。”

“为什么？”

“普通雇员的报酬几乎都是薪水，可是这两个总裁的薪水只是总报酬的1%，其它的报酬虽然同样是美元，可是名称改了改，叫做长期投资，于是就逃避了绝大部分本该交的个税。”

记者说：“如果税法规定投资收入税率远远高于薪水，他们报酬的名称肯定都变成了薪水。”

“这毫无疑问，美国的税法被政客和巨富们玩于股掌之上。所以民主党那些五花八门的富人增税建议不过是把水搅浑实际保护背后金主巨富的利益。难怪巨富大多支持民主党，既能多捞钱，又可立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