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从清末的皇权及宗族社会到党派专制转型的过程，而海外华人同样地是以一村﹑一乡﹑一县或一地区形成网状互相牵制到依附国内政治变化（所谓的“政治正确”）。社会底层只有开门七件事，被动地被“精英”们牵着鼻子走。

研究早期海外华人的资料，不考虑当年的实际环境立论，只能说是误导后人。

以澳洲来说，东莞﹑增城受土客大械斗的影响最大，且临近香港，远走异乡求存更方便。惠阳（1913年前称归善县）尽管也近香港，却在澳洲的早期华人中相对比前两者为少。

而雪梨早期的华商均以新安（后来的宝安）的新金泰及增城的安昌两商号为首，但新金泰的财力及影响力应在安昌之上，这为后来联益堂产生危机留下了隐患。

联益堂的成立，是安益利的李益徽主导成立。李益徽是香山县（现中山市）人，，李益徽早年来澳洲时有很长的时间在新金泰的央埠分店Sun Kum Hang & Co（1867年）当经理，后来转到雪梨自立门户。新金泰在1896年全面撤离，而雪梨店铺的原址由李益徽继续租用。

可以对比安益利与安昌的经营范围，两店比邻，基本上是经营同样的东西，分别不同在：一是埠外客源不一样，二是安昌销售鸦片（广告上没有明说）。

然而既在隔邻，散客的竞争则势所难免。故而安昌的广告强调“开张十十余年”，算是也算不是（店主已物是人非）。

或许联益堂的成立，对刘汝兴来说是个“梗”，这个印象来自后来刘汝兴及保皇会的一连串小动作。

联益堂的成立有两种说法：

1. “联益堂当未创之先，阖埠华商集议联名求劫行公司。言我众华商拟创一会，特与贵行代理华人回唐大舱客位，所得之资专为善事。当时劫行实见众商联名而求，故允所请，而联益堂实从此而创乃设立。…. 又论太古洋行公司，初因沙三代理不善，太古洋行司事人到合和号，问于欧阳庆欲托其代理。欧阳庆念与沙三相交，不忍夺其业，故却之。太古乃求联益堂代理，盖联益堂乃众商会”(东华新报1902年1月1日第3页“来稿照登”)。
2. “李益徽先生阁下 昨接本月十四号来信，今特回复。我曾将日前代理太古轮船公司之印信部，小心观看，得知昔年未见有付信去合和店，求他为太古公司代理人，照料华人搭客事。我日前在太古行司事之时，当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亦未亲自对合和店，求他为太古代理人。端此特达，顺请财安。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弟 亚利臣字顿。”(广益华报1902年1月31日第2页“亚利臣覆函”)
3. 李益徽仁翁阁下暨联益堂列公均鉴 敬启者 兹闻联益堂始创之原因，外人有不知其意者，故特将创此会之来历，录列于下。十年前劫行之华人搭客，乃雪梨一人代理，本行未得满意，故设法将事更改。初时求李益徽兄台独自权理，允请之后，欣然将职交仁兄手上。后再蒙仁兄指点，汝我参详。邀请街坊华人设成华人一会，名曰联益堂。每邑有人代为办理，其法最妙；匪特于众华人同沾其益，且于我轮船公司亦得永其利源。….”(广益华报1902年1月31日第2页“威利为解明初起联益堂书”)

属是属非，史自留迹。

“本埠联益堂经前十年创立，初时众议八家，全权办理代火船公司，写回唐船位，得扣用之银除工资各费，其余尽作善事。其八家分四班：安益利﹑维记，广茂安﹑均利，安昌﹑新兴栈，义益﹑广兴昌，每三个月期满，请齐八家清算数目，上班交清下班接理。自十年以来如此轮班，各事俱妥当。”（广益华报1902年6月14日第5页“接续东华输案”）

联益堂初时的“众议”有三四十家华人商号，但后来是可以陆续加入成为会员。众议前由“陈若思预先写起章程草稿，交与众观。其称为联益堂者，乃是共联得益之堂，以后则照若思所书之规条而行。每家铺户盖图章于规条部部上。此部今在案前，其部内之各名姓字号，乃联益堂有份者盖图章入部。华人盖图章，如作签名。盖图章后，公举八家为值理，每三个月聚集一次”，清算数目。且将付金箱之扣用二厘半，交回付金者。因部内规条有载，凡付金箱之水脚银照七厘半扣二厘半交回付主，五厘入联益堂所得。此等聚会，初时共有四次，每次付金者到场取回扣用二厘半” （广益华报1902年6月7日第5页“东华输案”）。 陈若思起草章程原稿未能查到，或许早已失去。问题在原稿是否有规定值理任期及后续的选举机制，如果没有，那吴济川攻击李益徽九大罪的第一条是“一是长为霸任值理﹑贪利好名”也就不成立，况且其它值理也没有变，“霸任”得直指整个联益堂所有值理了。

1896年刘汝兴代表安昌退出联益堂，“辞职时，我司理联益堂部数，公（开）（推）举新昌盛﹑合和两家为值理；次日将数部交与合和，今在数部中有登，此乃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一月十六号之事也”。 （广益华报1902年6月7日第5页“东华输案”）

此次刘汝兴表面上是公举新昌盛﹑合和两家为值理，但并未得其它值理赞同的情况下，直接“将数部交与合和” （广益华报1902年6月7日第5页“东华输案”） ， “后各旧值理通知劫行急顿忌连并威厘。两人嘱我再请聚集将事复议，到场者极众，此两洋人亦曾在场。议事者皆云用回旧值理方合，且说多将值理人工减轻，每次轮班六个月，受薪水十磅；每年轮值理两班，每班两人共费四十磅。日前轮值理四班，每班两人共费八十磅。故各人欢悦此法，公举作为实事。急顿忌连及威厘两人，无非到场听事，未曾公举。此后则有安昌及新兴栈两家，连当值六个月，从九月直到四月，每人薪水十磅，曾有登在进支部。此两家在任六个月，各受工银十磅，后各值理用新部数”。 （广益华报1902年6月7日第5页“东华输案”）

合和实际操作了两个月。对于此事，轮船公司代理劫行如此说：“五六年前安昌店未经我劫行允准，将联益堂部数交该店欧阳万庆为值理，是以我心不悦。直到合和店向其讨回联益堂部数，不愿他为值理”。（ 广益华报1902年5月3日第4页“三续报馆被控”）

真正来说，李益徽与刘汝兴之间的矛盾以此初显。

除了独断将值理职务交与合和外，另一见事可见刘汝兴行事的方式：

“我为会中司理钱财者，游河耍乐之银乃是三十八磅八元三毫（该事发生在1900年6月28日光绪寿辰日的保皇会活动）。因支去此三十八磅八元三毫后，则互相辩驳，游河时我亦同齐耍乐”（ 广益华报1902年6月14日第2页“续东华输案”）。每当轮值便是其时的联益堂司理钱财者，只不过期满交数部时能否通过其开支数。换言之这“三十八磅八元三毫”是刘汝兴个人以联益堂名义支去，这有点打脸了。试看1901年7月27日第3页 “续华商集议” 中刘汝兴与部份华商要求修改联益堂章程的第11条：“凡动用本堂银両，须阖众总理允准方得擅支。若不得众允仍有欲动用，必须大聚堂内人集议，照投筒例以人数多寡而定从违”。

1900年值理维记收盘，所以有值理空缺出来，但一时未能议乞合适商家，所以安益利至好当值，也就是说该年安益利值了两班共个6月。按赵湘基所说“初时乃因安昌店叶炳南说他应受双工，他又云今将季尾时日不足拣别人，故求李补当双职顶维记名份且受双工，李补回言宁愿受十磅得人接职，不愿自当两缺而受双工。此我各值事佥恳勿却，李补交数我屡次在场，别位当班皆知李补领受双工，未闻半句嗟怨”（广益华报1902年4月19日第3页“续报馆被控”）。而何广也证实此事是“原告曾说虽受两职，宁独领一份工金每年十磅，而别为值理求他领取二十磅，此事是否﹖答曰，然。此等是何数部﹖对曰，进支部及议事部。议事后是谁登部﹖答曰，旧任值理之掌柜。登部后值理可观看否﹖答曰，可也。每次论班皆然如此是否﹖答曰，然。在何处登写﹖答曰，在旧值理店内待至议事时公众然后观看”（广益华报1902年4月19日第3页“续报馆被控”）。吴济川攻击李益徽九大罪的第二条是“一是擅支双份工金，贪肥一己囊橐”，即是此事；但始作俑者是安昌的叶炳南，李益徽堕入圈套而不自知。

关于叶炳南说李益徽应受双工一事，叶炳南在法庭中否认。然而周锦及夏祥两人作供是“于旧岁七月七号在衿布街永利栈楼上议事，亲听闻叶炳南在四五百人面前自认，有保举李补一家当两家工夫，应受工银二十磅”（ 广益华报1902年6月14日第5页“接续东华输案”）。

回望历史，颇为感叹。李益徽的另一罪状是“东邑维记生意收盘，值理职位空缺，而不集会份人举议东邑一商家充职，藐视东邑，滥受双工”（ 东华新报1901年7月17日第3页“续华人议事录”）。刘汝兴曾查问“查问何不公举别家为值理。各说现无时候，可以公举”（广益华报1902年6月14日第5页“接续东华输案”），既是“各”，那也是各值理都有份了；况乎“藐视东邑”近似有挑起群众群殴的意味。上纲上线的把戏，百多年前就有了。

在保皇会成立之前，梅光达先收了康有为及叶恩的来信，或先在联益堂打个招呼，李益徽是否有收到前东家新金泰的信不得而知，但新金泰以“植桂堂”名义认500份（合100英镑）,这样一来李益徽想不当领头羊也难了。梅光达先是参加了准备阶段，一看与会的骨干情况就早早离去，没有认过任何份数。保皇会成立于年月（东华新报1900年1月24日第3页“会谈义举”），而李益徽约在该1900年5月也脱离了保皇会（根据“保光绪皇帝会议事章程日志”推断，有关章程日志内容的分析在后面再谈）。李益徽在脱离保皇会前允诺拨银100英镑以供梁启超来澳洲时使用。

澳洲保皇会成立之后，康有为摧款电奇急，单就该年5月到12月汇款三单合计2400英镑(5月1000 英镑付香港﹑7月400 英镑付澳门12月1000英镑﹑付新加坡)。初时是催收各埠会款支付，中期则依赖会董总理及各会员加捐，后来则除了再加捐外还以加捐50份便可做保皇会新值理了。到了1901年3月新加坡方面有要300 英镑，该款只能“今暂向各同志支借转凑埋汇返”，谁料时在雪梨的梁启超令转汇日本。（见“保光绪皇帝会议事章程日志”）

1901年4月华商30余人在维记聚会，有人提议要联益堂捐70英镑作梁启超及其随从转回日本的费用。与会者大多数赞成，也有人反对。当日李益徽人在鸟卡素而并不在会。对于此事李益徽则说“要公众聚集后方可施行” （广益华报1902年6月7日第5页“东华输案”）。

后来李益徽同意支付50英镑，并嘱人写好支票交刘汝兴，但刘汝兴拒收，非要足70英镑才可以。时任保皇会管数的陈寿数次上安益利店追索该款，李益徽干脆躲到鸟卡素避而不见。

1901年7月7日(农历5月22日)　晚联益堂在衿布街永利栈开会，华人400 – 500人在聚在永利栈内外听有关华人老人回港船票的消息，李益徽及刘汝兴皆有到场。是晚有点怪，刘汝兴推举欧阳庆为当晚会议主席。欧阳庆就席后，随即宣读议事章程，内容大部份属会议主席的权力范围，明显事前已有准备。

刘汝兴在随后的发言中建议联益堂今后每年只推举两名值理管数，其余十位协理船务事宜而不支辛金，意在行善。（东华新报1901年7月13日第2页“华人议事录”）

李益徽则有点怒了，说“联益堂之值事无庸论推。在我话谁人做开，永远要做，如做皇家工一样”（ 东华新报1901年7月17日第3页“续华人议事录”）

吴济川随即在口袋中取出一纸宣读“李补（李益徽）所办联益堂事，其有不合例者约有九端….”，在场的东华新报记者方泽生实时笔录，并刊在东华新报上。

保皇会及东华新报这一连串的操作，假如说没有预谋，说不过去。而真的有主谋，谁有这个能量及需要？

时场外听众有点乱了，争吵有之，互辩有之，更有导致动粗。幸而有警察名到场，场面才控制下来。（广益华报1902年6月14日第2页“续东华输案”）

李益徽尽管不快，还是忍了下来，解决老人回港的船票才是大事。他是幸而已与船公司协商妥当，并在1901年7月13日东华新报的第页上刊登了广告。

在这方面来说，李益徽动作也不慢，在广告的内容中中可知船公司的难处（华人乘客的情况有待以后在“刘光福与中澳邮船公司”中说明）。至于联益堂也够难的了，即使完全不支付保皇会的50英镑，按补贴贫老人回港也筋能支付35名,更何况联益堂有规定是“无论任何情况，堂内必须要有20英镑存底以备急用”。

然而是祸躲不过，李益徽终于挨了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