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补遗

前文所说孖士确Mascot华人教堂，在2 Tramway-street的是属长老会。在Ricketty Street的一间当时没有资料，现在作补充。

这一间圣公会华人教堂是经司徒仟创立，但所搜集的资料有点冲突。

有一种说法是“…..查雪梨埠英国教堂，则有姓司徒名仟者为牧师。士吉治人长老会教堂则有周容威牧师。司徒仟先生日前在美国领受洗礼，至今二三十年。周容威先生入教至今，亦共有二十余年。此两人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可谓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又可遗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另在雪梨埠边地名砵呢，亦曾得梓友相助，将教堂建成。现有东邑陈先生，名福﹑字祥利，打点共有两年。查此人信道，亦足十载。已上两教堂皆从司徒先生亲自劝捐，连地段共享英金数千磅。可不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欲梓友齐心帮助，捐资建堂。如不诚者有能为此乎….” ( “耶稣教门”：广益华报1903年6月6日第4页) 。

广益华报的孙俊臣并非教会中人，上段话有真有假。所说 “在雪梨埠边地名砵呢，亦曾得梓友相助，将教堂建成” 的是在North Botany的圣公会华人教堂，而“砵呢”则是当年华人报纸中“砵尼”的另一个音译。

司徒仟自1881年开始就在北砵尼North Botany和Waterloo经营茶叶及传道，因为这里在1884年有“大约800名华人及其妻子和家人，以及160名欧洲人”，刚开始来的人不多，到1883年有一次竟有250名华人到会。（ “Australia’s first Chinese Anglican minister”：http://john-lewblogspot.com/2015/the-church-of-englands-mission-to.html）。

司徒仟大约在1875-1876年间到达雪梨，从刚开始到他逝世，都并非是全职的播道者。他是在美国加州皈依了圣公会，到达雪梨后他是自觉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向华人传教，但他需要一个教会认可的身份，所以向雪梨圣公会的神职人员提出要求。1877年7月14日的天主教教区通讯委员会同意委托他主持这类工作。

1885年在北砵尼North Botany建成启用之日，司徒仟才第一次以牧师的身份来主持。这一间圣公会华人教堂的设计同样是哥特式简易教堂，尽管知道的是在在Ricketty Street，但具体位置仍待确定。

至于广益华报所称“现有东邑陈先生，名福﹑字祥利，打点共有两年。查此人信道，亦足十载”，英文资料中没有透露，然而却有这种可能，因为司徒仟除了在这间教堂当牧师外，还得协助圣公会在域士佛街Wexford Street附近的两间华人教堂的工作( “耶稣教门”：广益华报1903年6月6日第4页)。

广益华报的孙俊臣不大清楚教会的运作，才会出现“已上两教堂皆从司徒先生亲自劝捐，连地段共享英金数千磅。可不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欲梓友齐心帮助，捐资建堂。如不诚者有能为此乎….” 的报导( “耶稣教门”：广益华报1903年6月6日第4页) 。据英文资料所称这间圣公会华人教堂费去1000余英镑，对比长老会的华人教堂开支是可信的；如果用去“英金数千磅”在规模上会大得多，后来清拆的机会也少，不至于现在连查都查不到了。反观在附近的长老会华人教堂，于1920年后由于信徒越来越少，呈现破落而出售。事实上到现在为止，仅能查到这间圣公会华人教堂的启用年份，清拆年份也不清楚。

写到这里，突然考虑下一部份是否该落笔写华人在教会的情况。周容威在华人社会非常活跃，但仅限于个人，家庭成员中除了长子外几乎绝少有报导，甚至在周容威逝世时也不见其家人的讣文。司徒仟的资料在“Australia’s first Chinese Anglican minister”较为详细，但仍有一些当年的中文报纸资料可以补充。另外有几个华人传道者所走的路都不一样，更不用说纽省范围内在各城镇的华人传道者（个人能搜集的以早年华人报纸为主，所以集中在纽省N.S.W）。来澳后也常见澳洲教会所出版的小册子，多是简单报导；时下无论是华人的长老会或圣公会，都各有介绍自己的历史，不算详细。因自己并非教友，以俗人角度来陈述，或许略为公平。

另外要补充的是有一份广告，一直是不敢肯定的，那就是“坑”：

这是司徒仟在1908年所登的广告，其中“砵尼坑”是不敢肯定的，几乎在所有早期的中文报纸中到没有在雪梨有“坑”的字眼，所以怀疑另有所指，而这里所说的“坑”是Cooks River的两岸。出租的并不是他自己的物业，是代租两个菜园，各为19.5英亩及13英亩。

正常来说，司徒仟不会乱用“坑”字，因为他从被圣公会允许传道后曾到纽省及维省不少小城乡镇去传道，同时在“砵尼Botany”的菜农也会知道“砵尼坑”是甚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