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去看从保皇党向联益堂索要70英镑﹑陈寿殴伤李益徽﹑吴济川当众痛数李益徽九大罪状﹑东华新报连篇报导到冼俊豪索要赔款，从而导致李益徽告陈寿案及告东华新报诽谤名誉案，部份似是突发，部份近似预谋；既有主动出击，也有被迫维权。更多的是无奈地在法庭公开自己的站队位置，也抖落出不少不为人知的华人内部表面上是口和心不和的权争利斗。在短短的年多之内，一石激起华人间的波浪从水花四溅的越漂越远。自始华人集资已不在澳洲发扬光大，让国货在海外争取市场；反而将资本投入香港和国内的广州及上海开设大规模的百货公司，代理欧美日本的货物来赚自己同胞的钱了。

说完全没有，那也不是，起码到了1917年又大规模的集资成立中澳船行China-Australia Mall S.S. Line，澳洲华人被割得更惨。其余的多次集资是将资金投向国内或国内成立公司来澳洲吸取资金，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作为有纯中国血统的华人，是在国内奉献终生，还是跑到国外将所学所得以不同的方式为故土所用？只能写“纯中国血统的华人”，一旦混血就有可能到身体内只有万份之一或更少了。现在 “中国” 的概念是近现代才划出来的，深层次是包含清末民初的国土范围，要飘到三皇五帝的年代，则连自己是甚么人都胡里胡涂。暂时不说了，范围太大也离题，反正以后谈到澳洲华人的抉择时也得说到，那时再说。

先说陈寿殴打李益徽，东华新报说的是“陈寿动手，虽则鲁莽，料其中亦有因也”（1911年1月1日第3页）。然而何为“鲁莽”，是心血来潮，还是借机报复？当广益华报将过去的一段公布于众的时候，东华新报还是在说当晚动手打人的事，表面上是没有错，当晚是“人人皆知，人人共闻”，前事不提，只论当下近乎是传统了，难怪近现代有些人“理直气壮”却经不起推敲。

另外东华新报敢登谎言，这才令人惊叹。

余司直是谁，东华新报没有说。传媒有权保留作者的私隐，是道德规范。但不审稿直接发出（或有意所为），是另一码事了。

还是抄一段原话：

“答曰日本船行初创于本埠之时，我华人欲为代理者不止一人。当时蔡旺与陈寿见联益堂行善不力，欲另设一商会。乘日本船行初创之机，乃往见其船行欲求为之代理。当时每客舟资十磅，及无贫老人船位。其时寿旺两君已求允每客位收银七磅，老人位收银三磅半云云。不料另有人欲夺旺寿两君之权，而欲自得其利，乃将价目抬高。正位许以八磅，老人位许而四磅。当时李补有辞联益堂值理之意，曾到劫行处自谓不做联益堂值理云云。其时正垂涎于日本船行代理之任也。其后见势不行，适在日利马房楼上议事，乃推出于公众归联益堂代理。此实出于不得已苦衷，非其素愿也。所辞联益堂之职后，仍泰然居回，其立心如何，显然可见也”。（ 东华新报1902年1月1日第3页“来稿照登”）

日本船行Nippon Yusen Kaisha (NYK)在悉尼开张是1896年。那我们再看陈寿自己所说：

“我（陈寿）为保皇会司理部数者，业有两年。日前在本省庇利窝连那埠开店及种菓，有八九年久；今自设写字楼在东华报馆内。我识原告（李益徽）有十四年，向来互相和睦；直至十月廿六号晚，方不投机。四个月前联益堂允将银七十磅，交与保皇会；惟有李益徽一人，抗拒不支。为此一节，亦未尝有吵骂失和等”（ 广益华报1901年11月16日第5页“续殴打值理”）。

那可以倒数陈寿在悉尼的时间是在1898－1899年间，之前陈寿仍在庇利窝连那埠（mungji: 无法查核改埠的英文名称）开店及种菓。那陈寿如何与蔡旺联手去日本船行求做代理？1901年时蔡旺已离开悉尼回国，无法查证。但陈寿一直住在东华新报的馆址中，登报前与陈寿商量一下如何圆这一说总可以吧？偏偏将这一时间对不上号的让一个不知是谁（起码读者是不知道的）来背这个锅，真把天下人当傻瓜了，难怪日本船行出来澄清事实。

陈寿说自己“自设写字楼在东华报馆内”。查保皇党会议记录及报纸登载，他捐款50份（10英镑）而位列总理之末，按份额算是勉强，做司理部数者在安排上也合理，向李益徽追款也在情理之中（追款理由且不提）。但“自设写字楼”则所干何事业则没有提，这个恐怕是说自己在东华报馆内办公吧？

对陈寿殴打李益徽一案，广益华报与东华新报在报导庭审方面几乎是同步的，假如李益徽接受来自西澳的陈霞的调停，或真如该报所登余司直所说“然陈李皆为华人，素号同种同乡之谊，如陈某有过李某有遮盖之心，则恕其鲁莽可也。如不能恕，亦祇须集街坊知识乡亲而责罚之，以了此事，不宜讼于异族之官吏也”，此事大抵会告一段落。

只不过余司直之文连登两期，连责李益徽各种不是，却望轻饶陈寿，好一句“不宜讼于异族之官吏也”，大概在阿德莱德唐人街的Fun Tea奶茶店中遭掌掴踹飞的留学生自该倒霉。

之不过东华新报这样一登，大概是压一下李益徽，陈寿已然轻判，那就不了了之。这个坑是挖了，李益徽不但跳了下去，连自己也拖了下去。这恐怕是设局者始料未及的事。

在1901年5月22日晚在衿布炉街永兴栈楼上的联益堂议事，起因的各轮船公司来函称对老人回唐的优惠条件改为每有10名乘客回华则设一名老人回唐船票（特价），依比例类推。联益堂当晚的议事是如何应对。

刘汝兴声称在1901年5月22日晚到场议会的约500人。而开会前刘汝兴（已离职值理）要求设会议主席，李益徽则不同意，因联益堂自创设开始已有定规。刘汝兴则称“本堂设再善法，凡议事必有辩驳”， “务求尽善尽美”，“遂推举欧阳庆就席”。 （ 东华新报1901年7月17日第3页“续华人议事录”）

问题来了，欧阳万庆为东华值理并兼副总理（捐保皇款时是200份最多的一个），到场时身携保皇党会议规条并将之宣读，要求到会者遵守（广益华报1902年6月14日第2页“续东华输案”） 。联益堂议事而遵保皇党会议规条是那门子的事？至于欧阳万庆在法庭审出的其它事，下回再说。

“饮酒烈士”吴济川随即在口袋中取出已准备好攻击李益徽的纸张宣读。 “九不合”的第一条是“长为霸任值理，贪利好名”（ 东华新报1901年7月17日第3页“续华人议事录”）。方泽生（保皇党值理）照口语抄录交东华新报主笔刊登。

从时序看，攻击李益徽是一气荷成，有条有理的。是预谋还是偶合，端视各人的看法了。

这里又要查证一些事。

永兴栈（Wing Hing Jang & Co.） 在衿布炉街28 Campbell St。在当年该街被称为唐人街，华人杂货店及餐馆多集中在这里。事实上当年唐人街的范围并不局限在衿布炉街，因为附近有不少华人店铺，并一直伸延到Surry Hills。

此图的年份是1903年。假如有朋友到住在悉尼或旅游的话，可以到该处查证是否在这楼宇中可供500人开会。只能说当时不少人在街上或对面Bellmore Market的等候消息。

搬倒李益徽的真正目的，在法庭审讯过程中的各人供词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既是长期霸任，潜台词则是该让位了。

前曾述过梁启超临离开悉尼前，保皇党要联益堂捐70镑的事。赵湘基在法庭上的供词是他曾议将50镑送与保皇党，并已由何广写好支票送到保皇党，而刘汝兴嫌少不肯收（广益华报1902年4月19日第3页“续报馆被控”）。

时保皇党劝捐不易，同时劝捐的收入并不固定，假如取得联益堂的控制权，则款项来源相对稳定，也易于攞用，恐怕这才是搬倒李益徽的真正目的。

保皇党经这两次诉讼后，刘汝兴等退职，活动也少了。到了保皇党改名为宪政党后未见起色，这从伍萼楼等致康有为信中可见一斑：

“又凡有本党内弊之事，关于人心之涣散、名誉之玷辱者，敝同人未尝宣布各埠以固团。故党内腐败之情形，攻伐之弊窦，澳中各埠多有未知，人心尚未瓦。…. 唐君法尘四月时已复埠，仍主《东华报》笔政，顺此又。澳洲雪梨帝国宪政会伍萼楼、梁创、冼俊豪、叶炳南、郑蕃昌、李官益、关濯波、黄在舆等顿首上”。（见1909年10月后, 藏上海博物馆手稿）

当我们有幸看到当年的一些报导时，再看看时下各类澳洲华人史，会发觉有许多出入及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