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不得回顾一下联益堂的历史了，要不很难理解当年所发生的一切。

联益堂始创于1893年，代售劫行和般非立（太古船行在1897年加入）的船票及货物代运。船票的10％回扣归联益堂；货物代运主要是金箱（回扣率为7.5％，回扣中的2.5％归货主，另外的5％归联益堂）；至1902年劫行认为7.5％太多，要求降低到5％。劫行之所以将华人方面的代理权交华人，主要是语言方面，因为华人代理必须在出售船票及承接货运时，除接单外还得派员到码头安排人与货物平安妥善到船出航为止。

联益堂还没有开办前，是另一华人沙三代理，劫行认为沙三管理不善，故找到李益徽，希望他接手代理。

李益徽则建议成立一个能包含各地方籍的组织来合办代理，这些地方籍的公司（东莞高要香山增城）各选两间作值理，值理每年酬金10英镑，除广告开支外所余资金经各值理一致同意时作华人善事用。此举得劫行赞许，联益堂遂告成立。最早期的八家是：安益利（李益徽）﹑维记﹑广茂安（何树贤，高要人）﹑均利﹑安昌（叶炳南）﹑新兴栈（赵湘基，四邑人）﹑义益（李官益）﹑广兴昌（梁衍蕃，增城人）。这八加分四组，每季轮值，期满时八家齐集清算数目，由上家交下家接理。除值理外，其余商家均可加入，并有参加会议的权力及公举值理空缺。1900年维记收盘，八家变七家，一时间选替补有争议，是故有人提议李益徽暂代，并受维记应得之酬金，联益堂会议记录中有记载。李益徽便按此办理，留下口实，成为被攻击的罪名（霸任值理，贪利好名；擅支双份工金）。

1901年7月安昌（叶炳南，保皇党协理）及义益（李官益，保皇党总理）以联益堂名义召集悉尼华商开会（到会42名），要求船行增加老人位及商酌增减联益堂章程，除此两人是联益堂值理外，其余并没有出席。该月7日华商在衿布街永利栈议事时，吴济川（保皇党总理）将早准备可的纸条公开宣读，攻击李益徽九条罪状，时方泽生（保皇党值理）照录并交东华新报刊登。

1902年1月1日东华新报刊登余司直来稿，说的是日本船行初到悉尼时，蔡旺（其时已回国）与陈寿往见，而李益徽则抬高船位价格来取得代理权；又称太古洋行祖期到合和号找欧阳庆托其代理，而欧阳庆与沙三有私交，所以推托了，故而太古洋行才找联益堂的。

般非立洋行和日本邮船公司随即付函到东华新报，声称余司直之言不实，要求登报更正。在审理李益徽告东华新报一案时，三家轮船公司均有函交状师为李益徽辩解。

在1901年的报章中查不到联益堂值理的名单，仅查到的值理人有李益徽﹑刘汝兴（6月退职）何广﹑周波﹑赵湘基等。

到了1905年，联益堂的值理全部换人：安益利(李慎徽) ﹑ 广茂安(何树贤) ﹑广和昌(李春) ﹑新兴栈(赵沛昌) ﹑ 利生(叶同贵) ﹑均利(余利) ﹑新遂和(伍时华) ﹑广荣昌(前为周锦,后为周保)。联益堂运作到1917年6月止，是时华人筹办船务。

在审理李益徽告东华新报一案时，所有证人必须准时到堂，发假誓或不到场，罚款100英镑，或入狱作抵。所以该案自1902年2月21日直至6月底才全部完结，余波则到11月终结。

审讯期间，主审官主要厘清有关联益堂各次聚会的情况﹑证人与李益徽的关系﹑有关在联益堂值理工作的运作﹑东华新报刊登攻击李益徽的过程及影响﹑证人是否有犯罪的记录﹑华人翻译联益堂的函件等等。

最后由四位陪审员一致裁定东华新报赔偿李益徽700英镑，另加堂费736英镑。但在1901年中时东华新报的年报中仅余114英镑，且本息未派，还须支付打官司时的状师费用，当然，东华新报仍有应收未收款项和存货资产，共为1242英镑多一点。故而只有拍卖一途。东华新报被拍卖的对象任买者发价，在1个小时内全部卖清，所得款项未见公布，但都先存在法庭保管。

此时有人跳出来了，说在拍卖时部份对象的业权是他所有，故被拍卖的款项应先还给他才对，这人的名字是冼俊豪，保皇党总理之一。

冼俊豪提出两份申请，第一份是在1902 年9月6日东华新报因生意不前及打官司而银根无法周转，“故报馆值理六人签名，交权与刘汝兴及欧阳庆两人将东华报馆之字粒﹑部账﹑家私﹑器皿，写与冼俊豪作为按当，揭银二百磅。后至英五月，揭银一百磅，共揭三百磅”（ 广益华报1902年9月6日第4页“衙中争利”）。这官司连打两场，终以冼俊豪贏而終结。

平心而论，纵观保皇党或东华新报的流水账，冼俊豪拆借款与东华新报是有可能的。而冼俊豪在此案结后，也离开了澳洲，到广东作参议员去了。至于背后的运作，则需要在国内查找资料了。

东华新报在其被拍卖及停刊后的两个月内重新在原班人马的基础上以东华报出版。同时尽管保皇党在1905期间改名为宪政党，但其宗旨和文风都没有改变，换个马革又冲锋陷阵，发扬斗争精神，与民国报民报公报也吵了几次；依然年年“恭贺皇上万寿”如仪，崇孔尊儒历久不变直至清皇朝垮台，故而被攻击为妖党不已。下图为东华新报与东华报在不同年代的截图，请细心予以比较。

东华报能继续生存的原因在当年除了广益华报外就没有其它华文报纸了。广益华报从开始到结业，其版面变化不大，很少接悉尼华商的广告，国内消息的渠道多由西报翻译而来。东华报与香港及国内的渠道多且密切，故消息更快（有选择性），广告版以华商为主，更重要的是参股的华商从富有到一般的都有。这也是东华新报被拍卖后迅速以东华报出版的原因，因为它的根基并没有动摇。但印报字粒的来源似有可疑，能或需要如此大量的中文字粒，且能迅速派上用途的人绝少。那只有两个可能，一是低价拍入，转手卖给东华报，急速间得到高回报，这有个风险是以后就别想在华人圈子混了；另一个是东华报或保皇党内有人在拍卖时霸市低价收入，要动员人到现场压市，保皇党是做得到的。

经过这些折腾，保皇党内的几个活跃人物在1903年底都告退了，包括刘汝兴﹑郑蕃昌﹑李官益及冼俊豪。前台打手的陈寿不见了踪影，吴济川在1902年成了饮酒烈士。郑禄在东华报内失意，到墨尔本求贷的办了“爱国报”。两个在保皇党有名份而未见公布捐款数量的人开始在华人圈子中露头角：叶炳南和叶同贵。

最失意的莫过李益徽，前后两次官司费用半千以上，还没有计算由此而带来的商业损失。假如能完全取得东华新报的赔偿，那输赢都有限；当然他也晓得东华新报的底，全赔是不可能的，能收齐东华新报的拍卖款，也算补偿多少；岂料临到收款却跑出冼俊豪这一档事，甚而连者官司也输了。寻常人碰上这些事，不死也大病一场。

对整个华人社会而言，是最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后，能露面的大多盘怀有自己的小算盘；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相互攻击并越来越烈，有如泼妇骂街（两报或数报对骂的资料，我是几乎没有兴趣细看的）。另一方面，华人再集资在澳洲本土发展的事也没有出现了；中澳航业公司是另一回事，大部份在澳华人受伤更惨。李益徽的事影响仅在小范围之内，中澳航业公司却是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