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悉尼保皇会缘起于雪梨行商公会及联益堂收到康有为的来信，故由联益堂叙会劝捐，每份4司连是这样来的：“今香港汇水，每镑英金找银十圆之间，故美国一圆可并香港二圆。照本处司连而计，大约四圆左右…”(广益华报1900年1月20日第4页“海外宜联会”)。 于是乎在“士丹的戏院演说立会源流。梓友聚听者，约四百余人。李君益徽为主席，先将保皇会义举提纲挈领，慨乎言之，与闻者罔不鼓掌称善。他如刘君汝兴﹑吴君济川﹑梅君炳﹑梅君东升﹑郑天禄﹑伍萼楼等相继兴言(东华新报1900年1月24日第3页“会谈义举”)。

刘汝兴本是安昌号股东，同样是联益堂的值理。早在1898年9月成立“东华新报”时为该报最大的股东（300股，共60英镑）。1901年6月退出联益堂。

翻查保皇党的会议记录，李益徽的签名到1901年2月即止。另一旁证是李益徽在陈寿殴打李益徽一案中的供词称他并非保皇会人员（广益华报1901年11月9日第2页） ，换言之他早已退出了。

最大的可能性是刘汝兴动用了联益堂的38英镑转到保皇会，在陈寿殴打李益徽案的审讯过程中，状师曾询问刘汝兴，是否未经众值理同意将款额交给保皇会，刘汝兴之答是已得其它值理同意（见“广益华报1901年11月23日第6页）。刘汝兴动用联益堂的费用已不止一次，另一次是用数十镑请火船游河（广益华报1902年4月19日第3页“续报馆被控”）。

陈寿殴打李益徽一案，事缘梁启超要离开澳洲，其费用（70英镑）自然又是保皇党承担。但保皇党已是捉襟见肘，需要“暂向各同志支借凑埋汇款到星架坡了，根本拿不出钱来。1901年4月在维记开会（此时维记已不是联益堂值理），有人提议在联益堂支出70英镑与保皇党作梁启超离开澳洲之用。多人赞成，而叶和不允。按联益堂有定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必存底银20镑，但此时联益堂的存款仅得70英镑。

按理更改数额至联益堂支出50英镑与保皇党，就没有以后的事。大概保皇党内无法筹另外的20英镑，故而非要收足70英镑，陈寿便十多次到李益徽追索70英镑，而李益徽则避到纽卡素去，其店的掌银则称东主不在。

直至1901年10月26日联益堂因报关事召集会议，在该如何将货物价格报关的问题上众议纷纷（审讯时各方证人证词都在站队，法官没有理会）。 李益徽是这样说他受伤的：“此时陈寿在旁，手携大棍左右而行，来到我身前，将棍尽力殴我头上。我用右臂隔之，故臂上连受两大伤，后探师求医。被告陈寿当入议事房时，与保皇会人同羣共进”。而陈寿则说“观益徽之意，欲举手打我，故用棍打他左臂” （ 均见广益华报1901年12月7日第5﹑6页“六续殴打值理”）。

此案的其它情况，以后再说。但此案从1901年9月24日到12月7日经审讯多堂后，判陈寿殴打有罪，“罚银二磅，连堂费二十九磅一十三员半。此案遂结”（ 东华新报1901年12月7日第2页）。而广益华报较为详细：“昨英十二月三号，官将陈寿殴打李补一案再审，官判原告理直。故罚陈寿银二磅，另填李补状师银二十一磅，医师银一磅零一元，堂费一磅二元半，传话银四磅十元，总共二十九磅十三元。如无银罚，则判苦监工四个月，以昭炯戒（广益华报1901年12月7日第5﹑6页“六续殴打值理”）。

此案在当年悉尼仅得两份华文报纸，均有详细报导，各自略有出入，期间两报互有抨击。最后东华新报心抱不忿，于1902年2月5日第3页刊登“致广益华报”，此为报争之端。全文如下：

广益华报记者先生 足下自有李补与陈寿殴打之案出，论者纷纷，莫衷一是。有谓李补骗瞒税务﹑心术不正者，有谓陈寿不计交情﹑不顾体面者。本报若连篇累牍而载之，则不刻论说﹑不刊新闻，全然登录此事，已足供数期之刊布者矣。然而于本报之名望大有所损，与本报之章程亦实有不符。故本报不愿出此，以贻天下笑。惟是前数期所登余司直稿论陈李者，初亦不欲登之报端。继而见其市有可凭，言非杜撰，万不能为之秘而不宣。且欲使天下知公怒公议之不可犯。或者某某自阅之，亦知其论之不污，而稍加愧悔耳。故照来稿而登之，而非有厚于陈寿﹑薄于李补之意存于其间也。乃昨阅贵报亦载有论陈李事，其后驳论本报一节，谓本报儿戏苟且，画蛇添足；并谓本报，不能掩尽天下耳目。呜呼﹗何所见而云然﹖耶何其言之不类耶﹖

夫陈李之事人人皆知，人人共闻。即陈寿一时之愤，咎不容辞；李补立心之诈，罪有应得，亦人人所共知共闻，而陈李所不能辨者也。岂惟本报不能掩尽天下耳目，即贵报之高明，亦何能掩尽天下耳目乎﹖虽然陈李一人之事，本报不欲论之，即前日余司直论陈李者，本报亦未改一字﹑赞一词。其中有伤及贵报者，本报且为之删除焉，则本报之所以待贵报者甚厚矣。

乃贵报竟敢不分清皂﹑不辨黑白，因议论陈李而涉及本报，且妄加论断而痛诋本报，如狂犬之乱吠，如盲蛙之乱鸣。不知具何等心肝而出此藉端，饶舌之举，其欲凭空而加罪本报耶﹖抑欲重贵报之罪耶﹖儿戏苟且，画蛇添足，贵报其不免矣。呜呼﹗人心不测，同类相残，陈寿与李补之事已属见笑外人，丧失胞谊。

然而用武之事，既往李补之迹已敛，而贵报又从而助桀为虐，火上加油，其欲使陈寿李补二人终日以兵戎相见而后快乎﹖陈李之兵戎未了，贵报与本报以笔舌，为兵戎之地而后快乎﹖则贵报诚不自量矣。

故有一言以告贵报曰，本报从无开罪贵报之地，贵报甘为李补之机关，贵报记者甘为李补一人之奴隶，则为李补解释其前非可也。因李补事而讥评本报，则不可也。藉端而妄发狂言，则更不可也。呜呼﹗众怒难犯，公议难逃，陈李之事天下人自有评之者，本报从未尝下一论断。

望贵报诸君子亦秉是心以主持报政，凡事必酌乎公论而勿为此妻妾之言，则本报有不胜欣颂祝祷者矣。气谊有关，耳目所指，所愿与诸君子共勉焉。区区之心，伏惟垂鉴。本报前次载有载有新闻纸阅系论一篇，并乞一为检阅是幸。言不尽意，即请着安。东华记者顿首。

陈寿殴打李益徽案审讯期间，保皇党再次发难。

1901年5月22日联益堂因维记在1900年收盘而值理空缺所做到的麻烦（在早年澳洲华人之“站队” 〔4〕中另说）。时已辞去值理的刘汝兴对原有值理的安排有异议，吴济川（保皇党总理）则直接攻击李益徽有九不妥。其后东华新报详登此次会议情况，从而直接使李益徽的收入大减。

在个人声誉及商誉大受损害的情况下，李益徽向官控告东华新报，要求赔偿个人名誉，也导致东华新报在1902年6月18日出版最后一期便被拍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