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的砍伐及放牧時期並非斷開的，即使在淘金年代或澳洲日後的經濟發展中仍有砍伐或放牧的中國人，只不過是人數比例上非常少。另外社會對僱用華人的得失褒貶不一，到1852年前基本沒有統計數字了。

相反的是有木匠入境的紀錄。維多利亞省華人淘金潮及限制華人人境的措施，以至日後的“白澳政策”的發展都與一個華人木匠有關 – 他就是雷亞妹Ah Mouy, Louis（或稱雷亞梅）。

雷亞妹，廣東台山人，早年移民的馬來西亞檳城Penang學習木匠；1851年應船長 Glendenning的邀請，以合約方式到南墨爾呠South Melbourne 及Williamstown建6間房子；合約期滿後仍留在墨爾呠代澳洲人建房子。在他建房子期間，部份建材會由香港購置並運來澳洲。

1851年維多利亞省發現黃金並極易得到的消息就是雷亞妹傳遞回香港的。據說該信是寫給他的弟弟，通知他弟弟來澳洲掘金的。這信的內容和發出日期不詳，他的弟弟也沒有收到這一封信。但1854年維多利亞省華人數量從2341人到1855年的19000人, 再到1857年25424人; 1855年和1857年的澳洲官方統計數字還沒有包括非法入境的華人數量在內。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人物是劉光明Lown Kong Meng，他的祖父輩經商百年，也是承建商。劉光明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少年時到毛里求斯學習英語和法語。1853年乘自己的船到維多利亞省的金礦區，沒多大收穫；到1854年重回墨爾呠，並於1855年在小博街Little Bourke Street開設劉光明公司，銷售茶葉﹑大米及糖等，換言之對在金礦區的華人起了後勤補給的作用。沒有源源不絕的大米供應，大規模的華人居留是不可能的。

1855年是維多利亞省剛建省的第5年，總人口僅為347305人，突然間涌入超過人口5-7%的華人入境，如何管理及處理華人與澳洲人間的文化衝突，成為維多利亞省當局的難題。

維多利亞省當局的處理辦法有三：

1855年迅速通過第35號法案，限制所有到維多利亞省的船隻以其載重量的每10吨運載1個中國人計算，超載則罰款。

1. 對抵港的中國人征收10英磅人頭稅，到港時由船長支付。換言之船長必須在到維多利亞省前向中國人收取並彙集以到時繳交。
2. 在已經抵達淘金地的中國人實行“頭人制”，以方便管理。也就是說，間接承認華人中的首領，從而達到溝通和管理的目的。這些華人中的首領，英文稱之為Missioner，在一些中文資料中稱為榮譽領事，是不準確的（這一點以後再解釋）。

第35號法案無法阻止期待一朝暴富的中國人的步伐，1855年到1856年間在香港常有超過2000的中國人在等待出發，但要到達淘金地方的成本太高了：乘船的費用約12鎊，10英磅人頭稅，加上沿途的其他開支，則非得典當房屋不可（譚仁沛家人在1876年典當房屋得32鎊）。

為了降低入境的成本，改為借道南澳South Australia上岸，然後步行到礦區。假如從今天的角度去看，似乎不大合算。首先是須多步行400多公里，除了疾病和死亡的威脅外，旅途的生活成本卻增加了；另外表面上初期省去了10英磅人頭稅，卻又增加了非法入境的其他隱形成本。

南澳建省在1836年，到1855年時有人口97387人, 僅為維多利亞省的28%。南澳從建立起就沒有流放犯，而是完全由自由移民殖民，殖民計劃由南澳州公司計劃營銷，故而沒有入境的人頭稅。盡管紐省在當時也沒有人頭稅，而唯一可以上岸的是雪梨Sydney，但要抵達礦區卻路途遙遠。

華人借道南澳South Australia上岸到達礦區的行為導致維多利亞和南澳兩省當局的衝突。

鲁迅有一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華人借道南澳South Australia上岸到達礦區曾嘗試多條路線，大部份因沿途缺乏水源易放棄，最終以Robe（舊譯作“洛勃”，現譯為“羅布”）為主要的上岸地點。

原只有不足居民的Robe，單就1857年就有艘32船運來14607中國人，南澳政府不得不派醫生為華人檢疫，最終還得派了25人的英軍維持治安。然而南澳政府並沒有征收華人的費用，後來則連醫生的薪資也發不出來，檢疫基本流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