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匾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匾还没有挂哩。” --鲁迅《匾》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所以上亚马逊看看有什么书可以读。前段时间看到微信上关于方方日记改名《武汉日记》在美国出版的反对意见很多，我就想买一本看看。谁知道，点进去一看，只有预订，五月十九日才发行Kindle版。原来，除了业内的书评人，还没有人看到过”Wuhan Diary”这本书呢！

很多人是从亚马逊的介绍来看这本书的出版的，这并不是书的序。所以，不完全能代表作者或者译者的态度。先看看这段介绍。因为要忠实于原文，我没有修饰，就是死抠字眼翻译的--

2020年1月25日，在中央政府封锁武汉后，知名中国作家方方开始发表网络日记。在随后的一天天，一周周内，方方每晚的帖子为她几百万同城的市民们发声，表达了他们的恐惧、无助、愤怒和希望，反映了被强加的隔离带来的心理压力，因特网作为社区生命线和错误消息来源的双重角色，而最具悲剧性的是，她的邻居和朋友们被致命病毒带走的生命。

《武汉日记》作为事件发生时目击者引人的描述，《武汉日记》捕捉了在缺乏可靠消息下每天生活的艰难和多变的心态和感情。方方在家居的小小舒适中找到了安慰，并且被她的朋友，医务工作者们、义工们和武汉九百万居民的坚韧和毅力得到鼓舞和灵感。但是，因为她声称作家的责任是纪录，她同时痛斥了社会的不公、权力的滥用和其他阻碍抗疫的问题，从而卷入了网上激烈的争论。

正如方方实时纪录这环球卫生危机的开端，我们能够辨认出许多国家处理新冠病毒瘟疫时的重复的模式和错误。她提醒我们，面对这一新病毒武，汉市民的困境也是处处市民的困境。如方方所写：“这一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是所有人的一堂课。我们战胜病毒并从它的捆缚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是所有的人类共同努力。”

《武汉日记》结合了自身体验和史诗范畴，既有深层思考，又不乏日常描述，是一份非常时期卓越的纪录。

读完这段介绍，就让我想就方方日记是否应该在西方发表写点什么。我在网上找到了方方日记的全文和对日记本身的主要反对意见，仔细读了一遍，我知道这在中国好多篇是给删了的，那么日记本身是否有问题呢？

首先有很多人说方方写了很多错误的东西，如数据、事件等等。大家其实心知肚明，中国的官方数据肯定是有水分的。方方说了，她写的不是新闻，也不是小说，就是日记。她听到朋友们告诉她什么，就记录下来，不能以百分之百的准确性去苛求她。

那方方是不是在夸大其事呢？通篇读下来，我并不觉得。纪实作品中有个原则叫做“缺乏恶意 (absence of malice)”。只要没有主观恶意去造谣，只要是认认真真地记录所听所说，所思所写，就没有诽谤、污蔑一类的嫌疑。我在方方的日记中看到她的真情实感，看到她与武汉市民息息相通，是为自己写下的文字负责的。

接着要说到方方的批评，力度的确很大。但是难道不应该吗？连武汉和湖北的父母官都撤了职，难道他们就不能被批评了吗？是不是有人听惯了吹捧声，嘴上喊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事实上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呢？这么深刻的教训，难道不应该吸取吗？

很多人说到揭露社会阴暗面的问题--新中国文艺讨论中的永恒主题。方方的日记不只是有阴暗面，她写了多少感人的人和事啊！况且，越写到后面，希望越大，就像春天发了新芽的树，充满了生机。而且，阴暗面就不能写吗？一个城市陷入了劫难，九百万市民经历了痛苦，无数的人死去，如果还有人觉得是唱赞歌的材料，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方方日记本身，一言而概括之，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将人，将老百姓放在第一位。曾几何时，“人道主义”被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大批特批，但是后来，即使是我在学习新闻理论时，都学到了新闻媒体“党性”和“人民性”乃是统一的口号。那关注人，将普通人的疾苦放在第一位有什么错呢？

方方日记虽然以一种特殊的方法在流传，但是我想很多人看了，很多人有想法，赞美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这是正常的现象。只要在理性的范围内进行文明的争辩，没有任何问题。可怕的是现在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到了无理取闹的程度，反而不值一辩。

其实我还是要重点说说的，是《武汉日记》是否适合此时在海外出版。有人觉得这是给海外反华势力递刀子，有人觉得她是想钱想出名，后一条我不是方方，我不知道，但是在她的日记中，她说过，她最初就是想写下真实的想法，没有想到读者那么有多。再说，一个作家想出书，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吗？

认真要谈谈的是海外反华势力是谁？我不知道Marco Rubio或者Nancy Pelosi之类的是不是对《武汉日记》感兴趣，或者他们是不是根本觉得这本日记分量不够，但是我想，很多人关心中国，特别是武汉的疫情。我的邻居、同事和学生都真挚地问候我在中国的家人和朋友，特别因为我来自无锡(Wuxi)，听上去很容易和武汉(Wuhan)混淆。说到病毒，他们没有阴谋论，没有责怪中国人，反而对于一些极端种族主义者的攻讦非常气愤。他们很多人都说，想读《武汉日记》，想知道第一手的资料。我觉得，正是对于中国的文化和人民有兴趣的人才会真正好好读这本书。

那至于这本书是不是会给外国读者以错误的印象，觉得中国抗疫战一片漆黑呢？我想，只要译者认认真真地忠实翻译，反映了原文的意思，不会有这个问题。而英译本的译者白睿文深谙中文，热爱中国文化，翻译过余华的《活着》，我觉得他应该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其实，一本得到作者授权，准确的译本反而更加有说服力。否则，一些人所说的西方反华势力肯定会断章取义，胡翻乱译，从而把水搅浑。

再说，即使书里阴暗面多了，中国政府不是有很多对外宣传的机构吗？我的一位伯克利新闻学院的外国同学都在湾区的CCTV打工，外交部的发言人都有推特，难道他们还抵不过方方一个老人家，辩不赢薄薄的一本小书？

说到这儿，我想起我长大的八十年代，那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我家附近有一个“友谊商店”，我们普通市民是进不去的，得是外国人或者有外汇券才能光顾，出售的商品是寻常百姓家得不到的。这样内外有别至今还存在，我们有时会说“家丑不可外扬”，“外事无小事”，可是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但愿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不能知道真相的是我们自己，正如我们进不了专门服务于外国人的“友谊商店”。

记得同为法国作家、向往共产主义的纪德和罗曼罗兰在差不多时代访问了苏联并且看到了表面下的实际现象。诚实的纪德选择了马上发表《访苏归来》，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左派阵营攻击为叛徒。而聪明的罗曼罗兰要求在他逝世后五十周年才能发表，他的理论是：如果当时他说了真话，全世界人民会那他的话当武器。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罗曼罗兰的日记发表在1985年，人们早就看到了他所说的那一切，反而指责他没有尽作家说真话的责任和义务。

方方日记改名为《武汉日记》，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绝大多数外国人不知道谁是方方。至于英译本的价值取向、翻译水平和造成的影响，我觉得我们不妨先等着那块匾挂上去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