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七月中到八月中，我回国省亲，父亲因为腹部主动脉瘤做了支架手术，我急于探望他。母亲身体平时就弱，前两年做过大手术，我也放心不下。

及至见面，我放心了许多。母亲虽然消瘦，父亲也行动不太方便，但是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一位钟点工每天来给他们买菜烧饭，其他都尚可。因为父母家居室简陋，我住在哥嫂的新房处。

八月一日，我在异地的婆婆家住了几日后，下午就要回故乡。婆婆素来早起早睡，我自然黎明即起。黄昏时我已回到哥嫂家中，得知哥哥因为“阳了”隔离在他们的旧房里，我和嫂子在新房中一起做晚饭。此时天热人疲，毫无胃口，我只想洗个澡赶快睡觉了。晚上七点，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将我们惊动，我母亲告诉我们我父亲晚饭没吃，腹痛难忍，她六神无主。我嫂嫂是医护人员，她叫我母亲该快打120叫救护车，然后我们出门呼了一辆网约车赶往父亲去的医院。

父亲在急诊室，脸色蜡黄，一叠声喊痛。但是急诊室中忙得人仰马翻，有胃出血的，有静脉曲张破裂的，根本没有人顾得上他。我和母亲、嫂子三人连值班医生都难觅，倒是给护士教训了一通，说我们太心急。好不容易等到做了CT，还不够清晰，说要做增强CT，父亲是肾病四期，这对他自然有伤害，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也明白其中的关键，再次进了增强CT室。

医生看完片子，马上主张做手术，因为父亲以前做过阑尾切除手术，不知何故，伤口又有变故，一段肠子进入，形成了腹内疝，需要马上进行手术，医生轻描淡写地说，“把肠子理顺”。由于父亲心脏、腹部都做过支架，大家都颇为担心--这是个全麻的大手术，父亲已经是八十六周岁的高龄，做时风险重重，做完元气大损是肯定的。因为哥哥不在现场，母亲也回家休息了，我接过了签字的笔，手都在颤，机械麻木地签完了一大堆文件，尤其是其中手术后遗症的警告，简直像是生死协议。另一点让我不解的是，父亲一直以为这是个局部麻醉的微创手术，和上次腹腔支架差不多。我想和他说明实情，才起个开头，就被嫂嫂打断，这和我在美国熟知的病人知晓权大相径庭。事后才发现她的确道理，若是耽搁，后果不堪设想。

手术前，我和母亲、嫂子被主刀医生教训了一通，甚至说：“不是我求你们做手术，是你们求我做手术！”我听得一头雾水，我嫂子却一下子心领神会，知道他的意思，让母亲封了个红包，恭恭敬敬地奉上。医生皮笑肉不笑道：“这下你们给我压力了哇！”

父亲进了手术室时，已经是半夜两点多。母亲向来身体弱，睡眠差，我们让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来接替我们。我和嫂子在手术室撑到了三点钟，实在困乏，眼皮打架，嫂子体贴我在婆婆家连日早起，让我在父亲病房的床上稍微歇一会。我刚合拢眼皮没多久，即给催起，原来是又要签字了。没想到父亲有一段肠子坏死了，马上切除。我和嫂子又给医生教训了一通：“我们半夜三点钟给你们家属做手术，你们直系亲属倒是舒服啊，一个个睡觉去了。”他甚至怒冲冲地将那段血淋淋的肠子展示了一下，不知是不是嫌我们红包给得不到位。

好不容易手术结束，父亲被送到了ICU，我们每天只能在下午探望一个小时。但是我总算能休息了--算算从八月一日早上五点到八月二日下午五点，我真是硬撑过来不睡的。接着几天我们去ICU看父亲，他插着各种管子和心电监护，似醒非醒，弱得让我看了要掉泪。好不容易转至普通病房，我们顿时送了一口气，觉得这下应该好了。此时哥哥也“阴了”，我们不复需要来来回回打网约车去医院，能搭他的车一起去探望父亲。

刚看到清醒的父亲，我真的是心头万千滋味，心疼他吃的苦头，也庆幸他又躲过一劫。而且这次我们请到了一对一的全程陪同护工阿姨，她经验老道，为人也诚实。没想到，这才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手机，看了手机上的证券账号后，他叫哥哥帮他抛掉一个股票，但是哥哥怎么也找不到。我们走前，他忽然说：“把我脖子上的刀扔了！”我们听得一头雾水，后来发现大概是他颈部的留滞管让他感觉很不适，误以为是刀子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收到了母亲的电话，说医院半夜把她叫去，让她去安慰情绪激动万分的父亲。母亲守到天明都无法安抚他。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忽而清醒，忽而糊涂，我们请教了专家，原来他陷入了老年人全麻手术之后的谵妄状态。因为病症日轻夜重，父亲时常白天鼾声如雷，晚上精神矍铄，护工阿姨抱怨不已，同病房的病人苦不堪言，我们也得轮流上阵陪着。

父亲的状态很糟，他的室友抱怨，他整夜不睡，又说又唱。他还伴有幻觉和错觉，一会儿说输液管是一条蛇，一会说他交大的同学带着他离开过病房。最让我难过的是，他整天要吃食物--一会儿讨白馒头，一会儿讨烧饼，一会又要喝粥。我经常陪的时间长了，其他陪护的人还没来，略尝腹中空空的滋味，想来父亲更是千百倍的难受。

此外父亲天天吵着要恢复吃阿司匹林肠溶片，这更做不到。他让阿姨推他去走廊上，大喊：“救命啊！”惊动了整个病区。我回家拿了维生素片想哄他吃，这时他却不上当，看似颇为清醒。到了这个地步，每天来查房的医生也嫌他麻烦，态度越来越不耐烦。阿姨更是苦不堪言，通过中介要求加钱。

我们想请医院找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来对口会诊。没想到那位主治的医生一口拒绝，让我们自己解决问题，并且说我父亲伤口恢复得很不错，不久就可以出院了。母亲此时真的是以泪洗面，惶惶不可终日，整夜无法入睡，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走投无路下，中国的人情网开始发挥作用了，我咨询了外地的从事康复的同学，嫂子请教了她以前的同事一位神经内科主任，亲朋好友也发动自己的关系找专家，出点子。最让我们家感动的是一位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在微信上给了我们具体细致的建议，并且安慰我们：“这不是疑难杂症，回到熟悉环境，应该没有问题。”在用药上，这几位医生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建议服用同一种对症的药。一开始效果还不明显，但是慢慢地，父亲开始脑子清楚了。

有一天下午，我还在一边陪他，一边昏昏欲睡，护士来给他伤口换药，他忽然对阿姨说：”快给我套一条裤子，否则这样成何体统。“我真的觉得他是”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还开始注意仪表，让阿姨给他刮了胡子。接下来他日日好转，脾气也好多了，甚至对我母亲说：”我以前与你多有争执，现在心中甚是懊悔。“母亲听得居然泪下。

很快，我回美国的日子要到了，我去医院和过两天就要出院的父亲告别，他极其不舍，还对我说：”这次生病连累你了，没有玩好，没有吃好，连你的生日都没有过好。“不善表达感情的我，不禁弯下腰来抱了抱他，强颜欢笑：”我明年再回来看你们呢！放心！“父亲回答：”嗯，你要好好的！”回想这九个陪伴在父亲病床前的日日夜夜，真的是又操心，又担心，简直是惊心动魄。幸好，父亲转危为安了，而心中一直记挂的就是那句话，“你要好好的。”远隔大洋，两头牵挂，我们都要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