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潤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这是杜工部的《春夜喜雨》，诗中赞美了春雨。春雨在农家也是很受欢迎的，我们家乡农村中有句谚语“春雨贵如油”。春天的傍晚，独自坐在窗前，品着一杯新茶，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想象着麦苗儿被雨水濡湿后变得青翠欲滴，于是暂时忘却了尘世间的烦嚣，那本是令人很惬意的；不过每当这样春天的雨夜，一椿令人伤感的往事便会袭上我的心头，久久不能释怀。

那是春天的傍晚，下着雨，密集的雨点织成了一道帷幕；透过那从天上挂下来的雨线，我似乎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披着肥田粉袋走在我的面前。那天，也是春天的傍晚吧，我到一个农家出诊，那家的病人患肺结核已多年，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正规的治疗，病已拖到晚期，不时咯血，这天就是因为咯血不止而打电话请出诊的。六十年代的农村，由于自然灾害，农民的生活本来就挺艰难，这家人家摊上这么个病人，何况又是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男人，其贫苦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看这病人病情挺重的，就劝他去住院，他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没钱，何况家中又有两个小孩得照顾。我只得给他注射了一支链霉素和一支止血针。算好帐，我正准备走时，天却下起雨来了，我等了一会儿，那雨不仅没有停下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了，看看这雨一时半刻也不会停下，天却越来越黑，我就想走了；忽然我想起回去的路上还得走过一条四根毛竹拼起来的“奈何桥”，下了雨一定滑溜溜的象上了油一般，白天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勉强走过；这下雨天，又是晚上黑灯瞎火的，路上也找不到人搀扶，那桥我是再不敢走的了。我灵机一动，对女主人说，他男人还得配些止血药吃，是不是跟我回镇上医院去配，女人很爽快的答应了。把两个孩子安顿好，又到隔壁人家借了一把伞和手电筒给我，她自己披着两只肥田粉袋（因为宅基上再也借不到第二把伞了）就带我出发了。一路上她在前面走，不时提醒我注意脚下的坑坑洼洼。我有时把电筒照在她脚前，她对我说，她走惯夜路的人不用照她；又说这么黑天下雨的，害我走一趟真不好意思。走到那毛竹桥前，我有些迟疑，她伸出手就把我搀了过去。那晚走在桥上的那种心惊胆战的感觉即使在事隔数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依然如故。

到了医院，才看清她的头发和衣服都被淋湿像只落汤鸡一般，灯光下，她的面色很苍白，但仍不失为一张清秀姣好的脸。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卑鄙了，这么黑的天，让一个年轻女人冒着大雨送我回来还用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等一会还得冒雨回去，这都是因为我怕从桥上摔下的缘故。为了良心上少受些责备吧，我给她开了三瓶链霉素（当时链霉素很紧张，每个医生每月的计划才十瓶左右）。女人对我千恩万谢，这越发让我感到惭愧，所以我对她说打完这些针可以再来找我。后来她真的来找我配链霉素，我把一个月的计划都给了她还不够，于是就去找配药的老史商量，能否开开后门。老史的两道目光从洋瓶底陀厚的镜片上方向我直射过来，对我说：“这女人名声不好，你得当心”。我当时年轻，也不知为什么就得当心，不过我没把老史的话当回事，后来又断断续续给她开了几次链霉素。有两次她还送来了十来个鸡蛋，我坚持要给她钱，她却说什么也不肯收。

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这女人所在大队的保健员说起她，说她人倒是不坏，对生病的丈夫也挺好，就是喜欢“轧姘头”。生产队的队长和记工员都跟她有关系，两人还争风吃醋，记工员被队长撤了职，队里两个光棍据说也与她有“花头”。有一次她和记工员在一起被他老婆逮了个正着，那女人不管教自己的男人，却把这女人又骂又抓，那记工员在一旁却一声不响。自己遭记工员的老婆打上门，而记工员又没有管教自己的老婆，使她很失了面子，于是对记工员就不再理睬，两人也就成了冤家。

日子就这么挨着过下去，不久，文化大革命“造反、批斗”的一股风也刮到了农村，那几个地富分子横斗竖斗，造反派已经失去了兴趣。正当大家为找不到“斗争对象”发愁时，不知哪个造反派想起要把这女人拉出来斗斗（听说当初这家伙也想动她脑筋，却被她骂了一顿），于是一些人拉拉扯扯的把她带到了打麦场上，并且把她的头发从中间剪掉了一行，有个毛头小伙子上去就给了她两个耳光，要她交代怎样勾引男人，她一声不吭。又有人上去揪她的耳朵，这人就是那个记工员，她恨极了，就说：“我是学雷锋为人民服务，为你们这些人解决困难的！”听的人都笑成了一团，批斗会就此结束。当天晚上这女人就喝了农药，到天亮他男人发现后叫乡邻给她灌肥皂水，再送到医院来，中毒已很深了。那时候医院里年轻些的医生都“造反”去了，就剩下我和几个老医生，我赶紧给她洗胃，又给她挂盐水，注射抢救药，病情暂时稳定了些；但最后终因服药过多，又耽误了抢救时间而死去。临死前，她睁着无神的大眼睛一边喘气一边对我说：“谢谢你，不要救了”。望着她那惨白的脸和湿漉漉的披散在额头的头发，不由让我想起第一次她跟我到医院配药那个雨夜的情景来，令我十分伤感。因为是“坏分子”，队里人送她到医院后就回去了，她男人病在床上起不来，幸亏队里有两个老太留下来陪着她，也是这两个老太总算为她说了几句公平话：说她平日为人不错，鞋头手脚又好，队里的孤老太婆也没少穿她做的鞋；她男人一年倒有半年病在床上，她带着两个孩子从没怨言，也真难为了她，都是那些挨刀的男人不好。

这女人是响当当的贫农出身，嫁的丈夫也是贫下中农，在那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按说她是“革命造反”的依靠力量，万万不该被批斗走上绝路，可命运对她竟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雨还在下着，女人死的那天，也是这样下着潇潇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