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读者应该对那位性格有些古怪但心地善良的大卫的姨婆留下较深印象，当大卫出生那天她一听说是生了个男孩就拂袖而去，而且从此就不再登门，直至后来大卫受不了继父的虐待逃到她那儿，由她一手把大卫培养成人。书中对她的描写很是幽默风趣，特别是当大卫继父与他姐姐上门商讨大卫的去向时，发生在两个同样尖刻的女人中的一场唇枪舌剑甚是令人捧腹。说实话，我对这位姨婆特洛乌德小姐还真是很有好感，因我也有一位性格亦有些怪怪但却是心眼很好的姨婆。

      我的母亲六岁时就死了母亲，十二岁时父亲又亡故了，多亏她的这位姨妈从小把她抚养大。我从未见过面的外婆共有五个姐妹，其他几位都年纪轻轻的就过世了，只剩下第五位即这位被称作五舅的姨婆。因为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众姐妹中又数她长得最为标致，所以深得父母的疼爱，于是不免娇纵点，后来她的强势与小时父母的娇惯不无关系。也许是因了我母亲的缘故吧，她直至二十九岁才出嫁，在当时可确算是老姑娘了，也因此她才嫁了人家作填房，不过因前边的太太没留下一男半女 ，所以没有进门就当后妈的尴尬。她夫家家境倒是不错，在当地也算是个殷实之家了，可惜这姨公公不学好，成天迷恋于赌博和抽鸦片，我姨婆那脾气哪能受得了这个，于是夫妻间吵闹不休，听说有几次她到赌台上把桌子都掀掉，让同桌的赌友吓得目瞪口呆；至于把鸦片灯摔坏把鸦片枪丢掉那更是家常便饭了，以至河东狮子就成了她的美名。几年下来姨公公就把家产弄得个精光，幸亏我姨婆早留了个心，自己的嫁妆没让这不成器的丈夫挥霍掉了。她嫁去后生了个女儿，没几年丈夫就早早的过世，年纪轻轻成了寡妇。俗话说鳏夫房顶少炊烟，寡妇门前是非多，她一气之下就回了娘家。夫家的叔伯弟兄不肯让她把女儿带走，只得孑然一身回来，娘家也巳无人，只留下了一所宅子。此时我母亲巳与我父亲结婚，她就经常住在我家，也幸亏她来了，我母亲才有个帮手，那些丫头仆妇再不敢对我母亲无礼了，下人们私底下说，来了这么个太岁奶奶比正儿八经的主子还厉害。不过虽说她脾气确实是大，但却有一付怜贫恤苦的善心肠，对上门的叫化子总会好言相对给于施舍，特别是老年或带着小孩的乞丐。也许是当年在夫家看丈夫嗜赌吧，她也爱上了麻将，又好胜；但她却老是输，输了心情就不好，母亲知道她这脾气，就暗底里吩咐与她一起叉麻将的人，不时让她羸几付，损失由我母亲偿还。父母亲偶有争吵，这位老太太就必然出马，一定要父亲低头服小才罢休，我父亲一辈子受制于母亲就是这位不是岳母的岳母教导的结果，不过我父亲脾气好，对她老人家一直必恭必敬的，所以她才能长期与我父母生活在一起。我看看现在的一些小辈，不要说与岳父母了，就是亲生爷娘老子也很难相处，国人自古提倡的孝道早巳被丢诸脑后，也许确实是时代变了，不少年轻的一代爱幼有余，尊老就不敢恭维了。

      解放初期，我父母逃往上海，家中留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幸亏她老人家来我家照料我们。有一年开学，没钱交学费，她带我到一家以前借了我们家很多钱姓陈的人家，那家女主人对我们不理不睬，这下惹怒了老人家，也不管人家有没有请她坐下，一屁股坐在人家的大门口对她家大声数落了一翻，引得周围乡邻都来观看，那家人不得不拿了些钱出来才算完事。当年我们家经济困难，她把她一生的积蓄基本上都化在我们身上了。我姨婆解放时年纪巳不轻，因眼睛高度近视，她戴的那付眼镜的镜片足有洋瓶底陀那么厚。此时她巳开始笃信佛教，每天起身后第一件事就是点上三枝香，开始唸“心经”，有时唸着唸着突然会叫我快去看看煤炉上烧的东西是不是糊了，我就笑着对她说，“姨婆，你唸经怎么不专心，菩萨该不高兴了！”她也不响，只是继续唸她的经。记得 我考初中那天早晨，姨婆把我叫到她每天点香的香炉前磕了三个头，口中唸唸有辞，那年我被录取了，她这才告诉我，幸亏她那天专门给我唸了一卷经，我才能考上，为了让她高兴，我母亲还特地陪她一起去兴福寺烧了香。姨婆除了每天唸经是她必做的功课处，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抽水烟，空下来时，她就左腿压在右腿上，悠闲地一踢一踢 ，右手握着水烟筒，左手兰花式地揑着一根黄纸捻子，嘴里衔着似鹤颈般的水烟筒口，咕噜咕噜的吸起来，每吸一口，两颊便深深地陷了下去，一筒烟吸好，她就把纸捻子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伸手将烟筒的胆往上一抽，吹口气，把烟灰吹得剩下一点点，然后把烟筒的胆拔出来在凳脚上笃笃笃敲去余下的烟灰，眼睛眯着，此时我不由得想，姨婆老了。记得有一次我觉着好玩，偷偷地学着姨婆的样子对着烟筒口吸了一口，不想把那很苦的水吸到嘴里，呛得眼泪都出来了，吃了这次苦头，从此就不敢顽皮了。姨婆的水烟筒是银的，据说是她丈夫的遗物，她很宝贵，每次吸完水烟，总把它擦得锃亮。

      四清期间，她女儿来把她领了回去，说是大队里要审核她的五保户身份（农村里女儿出嫁了，老人就算无儿无女，成了五保户），因为有人举报她丈夫是地主，结果一查下来，他们家老早就给他丈夫又抽又赌的用光了，连一分地一片瓦都没留下，这才确保了她五保户的地位。比起省吃俭用的他的哥哥弟弟解放后被清算斗争，他真是算得幸运了，没有因财产贻害妻儿。为了怕再有什么纠葛，她就干脆住在老家，她女儿嫁得不远，可以常来照料。接下来我母亲被戴上地主帽子，恐牵连到她，所以也不再坚持由我母亲为她养老送终了。1967年正是文革轟轟烈烈之际，姨婆走完了她七十八岁的漫长人生无疾而终，因当年母亲在管制期间，不能去参加她的葬礼，就由我作为代表，见了最后一面，她临死时两手交叉叠在胸前就像往常唸经时的姿势。按照她临终前的吩咐，一是把她那银水烟筒放进棺材里让她带走，二是让女儿把她与丈夫合葬在一起（当年农村还可土葬），于是两个活着时争吵不休的一对冤家夫妻终于在地下又重新相会了。

      姨婆见证了我们家从富贵荣华衰败到一贫如洗，却始终没有遗弃我们，她在世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这一辈能重振家声。我想，重振家声是不可能的，只能有负老人家的厚望了，但如今姐妹弟兄都能成家立业，也总算可以对她老人家有了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