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了不少名人的子女为他们的父亲写的传记，在这些名人的后代的眼中，他们的父亲都很伟大，人格高尚，学富五车；有的从小参加革命，叱咤风云，建过丰功伟绩。总之他们伟大的父亲都是人中俊秀、英雄豪杰，令我好生羡慕，居然有这么一个好父亲；却又感到非常不幸，怎么上天没给我安排一个令我值得骄傲能向人夸耀的好父亲。经过历次运动，原来的一些名人被揭露出来也并非都是令人钦佩的，甚至有些还是叛徒和靠着出卖朋友或造谣诬篾往上爬的，这又让我很庆幸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不过，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可没因了我父亲的缘故少吃亏，这且慢慢再说吧！说老实话，那些伟人的子女写的他们父亲的传记或是回忆文章早就被我忘得干干净净，倒是朱自清写的“背影”中一个极其普通父亲的背影还深深地印在脑海：“……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绵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说了些别人家的父亲，下面还是来说说我的父亲吧。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而且是长子，所以祖父对他寄托着光宗耀祖的希望，十二岁时就把他送到上海读书。不想这位小少爷读书不行，化钱却象流水，上海的亲戚怕担干纪，赶紧向我祖父建议，还是回乡下去就读吧，于是仅仅在上海待了一年，祖父赶紧把他弄到乡下，就在家乡的师范学校里读书。我父亲虽然是大少爷，倒是一点也没啥少爷架子，出手又大方，所以深得家中上上下下的好感；不过祖父对他却很不满意，怕他是个败家子。虽然到了成年，老爷子还一直紧抓着大权不放。我父亲倒也乐得逍遥自在，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因在家中无聊，就去家乡的小学里教了几天书，家中也不靠他这薪金，没多久就不去了，成天在家打打牌，和祖父的一些帮闲及家族中差不多大小的爷们每天高乐不了。父亲与我母亲结婚后，虽然祖父把他的一分家产给了他，但他还是对家事不管不问，有什么事问他，他总说去问“大少奶奶”（即我母亲）吧，这样几次下来，下人有什么事就再不来请示他了，家族中一些穷亲戚有时来借钱，私下里都相互关照，说不要去向“大少”说，要借还得直接去求“大少奶奶”，幸亏我母亲很能干，所以我父亲他老人家这辈子就从没当过一天家。有一年，县上来人要叫我父亲出任镇长，我母亲得知后与来人大吵一场，说象他那样的人自己也管不好，还能管镇上的事？由于我母亲的坚决反对，这镇长的位置就由我一位堂叔父干了，解放后不久，这位堂叔父就被枪毙了，我父亲总算逃过了这一劫。父亲平日言语不多，对人从不疾言厉色，即使对家中的下人也从不呵斥。再加他也不管事，大事由祖父定，一般的家务事由我母亲掌管，所以解放后他倒没有遭到农民的清算斗争。说起我父亲的笑话事也不少，有一次他被外地来的一股土匪绑到了苏州，那些匪徒心想这位家财万贯的大少爷身边总该有些钱吧，不想掏遍他的口袋连一个铜板都没拿到，那几个看守他的土匪发火说：“你枉空堂堂一个大少爷，身上竟然一个小钱都没有。”我父亲赶忙说，“别急别急，等我家账房先生来，你们几位我另外给你们一些好了。”后来经我们当地一位我祖父亦官亦匪的朋友出面把我父亲保了出来，我父亲请那几个看押他的土匪送他回来，好酒好肉招待外，每人送了五十个银圆，后来就是这几个土匪把看押我父亲时的情况说出来的，家中上上下下传为笑谈。也因此我父亲得了个诨名——“窝大少”，意思是很窝囊的大少爷，我父亲得知底下人背地里这样说他也不生气。

     解放后，我家的财产都分给了农民，象我父亲这种养尊处优惯了的人一下就失去了生计，靠变卖一些金银度日，这样坐吃山空，家中经济的拮据也可想而知。我们姐妹弟兄五人都在上学，除了吃穿外，上学的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加背了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包袱，在学校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歧视，于是我心中暗暗埋怨父亲。多年以后，当我结婚生子也为人父后，对父亲倒有了些许同情和理解，想想父亲生在那个时代也是不得巳的事，要怨也得怨祖父怎么挣下了那么大的家业，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儿孙。因父亲在我将近高中毕业时遭遇了一场灾祸，从此就离开了我们；而且他平日也很少管我们，所以平日我与父亲也很少交流。对父亲印象中最深的是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有一次上物理课，老师讲起同学们可以自己动手装一台矿石收音机。现在六十岁以下的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什么矿石收音机，不过当年在我心目中那可是不能企及的宝贝呢。这矿石收音机最贵的零件就是一付听筒，得五万元（老人民币），那可是一个学期的学费了，因此当时连想也不敢想。有一天一位家境甚好的同学来我家玩，说话中向我炫耀他巳有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说得我非常羡慕，不过羡慕归羡慕，只因知道家中的经济窘况，所以也很识相，从未向父母要求买一付听筒。事情过了半个多月，有天放学后，父亲很难得地脸上布满了笑容，象变戏法似的从一个合子内拿出一付听筒，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宝贝，随后父亲又帮我凑齐了其他一些零件，并与我一起装好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又去废品收购站买了些旧电线作天线，帮我架在阳台上。当我第一次听到从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时，那高兴劲儿就别说了。高兴之余，也没问他那来的钱，后来二姐告诉我为了买这听筒，父亲还被母亲骂了一场，原来这钱是父亲把他很喜欢一直舍不得卖掉的一块白玉扇坠转让给了他一位朋友，才算遂了我的心愿。父亲离开我巳多年，而今我也巳步入了老年，但父亲那天脸上的笑容以及与我一起调试那个宝贝收音机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想起来不禁潸然泪下。

     上面文中提到父亲遭遇的一椿飞来横祸发生在我即将高中毕业的那个学期。有天晚上家中突然来了三个公安人员，开始很客气，他们三人与我父亲在楼上谈话，因声音甚轻，也不知谈些什么，不过临走的时候三个人好象很不高兴，撂下一句话说，“不要连累家人。”他们走后，母亲问父亲找他有什么事，父亲说他也不知道，主要问他解放前干过什么，他实在想不出曾干过什么；母亲也帮他回忆，但总也想不起什么。第二天第三天晚上还是那三个公安人员来与我父亲谈话，对我父亲口气也不再客气，最后一天还拍着桌子把我父亲大骂了一通，气咻咻的走了。我母亲在惊恐中过了一个多星期，突然有一天派出所来了个民警，叫我父亲去派出所，去后就没放他回来，直到傍晚才通知我们给父亲送衣服及被褥去，母亲草草收拾了下就叫我送去，父亲在接过我送去的东西后，回里边屋去，边走边回头，眼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奈。就此再也没有了父亲的音讯，直至一个多月后，法院送来一分判决书，原来我父亲的罪名居然是“国民党**区分部主任”，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我父亲以前压根儿就从没参加过任何党派，哪儿来一个什么主任！然而父亲却顶着这个罪名永远离开了家，离开了我们。直至文革后期，有一天我们家突然来了个中年人，进门后就向我母亲自我介绍说他姓庞，是代他父亲来的。原来他父亲与我父亲是师范里同学，他家很穷，当年我父亲可没少给他经济上资助，后来他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头儿，不知是出于报恩的动机呢还是要拉一个当地乡绅来充个数，居然把不是国民党员的我父亲按了这么一个官职，也从没与我父亲说起，难怪我父亲说什么也交待不出了。我母亲这才明白我父亲居然是死在他曾经帮助过的这位老同学身上，命运对我父亲竟开了这么一个悲惨的玩笑。听姓庞的儿子说，当年他父亲也曾想证明我父亲是冤枉的，然而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再加他父亲确实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头，他再说啥也不会被相信了。他父亲临去世前，嘱咐他一定要找到我母亲，请求原谅。

     记得父亲有一次从看守所送衣服出来时，在衣缝里塞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的大意是由于他的关系，我当年考大学肯定不能被录取，希望我能愿谅他给我带来的不幸。可惜真是不幸被父亲言中，当年高考我竟然名落孙山，让好多同学产生了疑问。想当年，我初中毕业时以全班第二名被保送进高中，进入高中后，功课也总是名列前茅。因家中经济困难，我本来想初中毕业后报考中专以减轻家中的负担，（那时读中专非但不要学费，还免交伙食费。）开始时父母亲也很为我能体谅家庭的难处而高兴，后来当得知我被保送进高中后，父亲就又不同意我去报考中专了，说再困难也得让我上大学；因为他当年读书不努力，没有上大学，辜负了我祖父对他的期望，倒是几位他的堂兄弟大学的大学，留学的留学，让祖父在家族中很没面子，所以他一定坚持要我不要放弃保送的机会，这样我就上了高中，不想最后还是由于父亲的关系，影响到了我的前途。那时候我巳经很懂事了，知道这也不能怪他；当然也不无遗憾，谁知道造化弄人，父亲吃了冤枉官司，连命也送掉，子女还受牵连，这只能说是命运给他铸就的悲剧。

除了与我一起按装矿石收音机时父亲那难得的兴高采烈和那天在派出所时他行去几回头给我留下的印象外，父亲留下的其他印象就都是淡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