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千金”是我们那个水乡在文革期间的新生事物。我们那个水乡，本市的知识青年是不愿来的，但上海插队到黑龙江、云南边疆的知识青年却千方百计设法落户到我们乡下以逃脱去黑龙江、云南的命运。于是我们乡下到上海捉垃圾的垃圾船上就常有一些上海知识青年来光顾，当然男的是不行的，女的可通过找对象把户口迁过来。乡下一些家里穷、成分差的大龄青年就通过捉垃圾找到了上海老婆，乡下农民把她们称作“垃圾千金”。我要说的这位“垃圾千金”嫁的人家只有父子两人，父亲是队里的饲养员，养着队里四头大水牛，儿子在队里挣工分，他就是“垃圾千金”的丈夫。父子俩都没文化，儿子还有些“摇”（这儿乡下称智力较差的人为“摇”），所以二十八岁的人还没有娶上老婆。老子见邻近队里有的人找到了上海媳妇，于是求队长让他开了次上海；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给儿子物色了一位“垃圾千金”做媳妇。听他们一起开上海的人回来讲，老头子吹牛说儿子是高中毕业生，自己是看毒蛇咬伤的医生，家中有三间一转头的砖瓦房，这才把“垃圾千金”骗了回来。“垃圾千金”与他儿子结婚后才大呼上当，但生米已煮成了熟饭，也只有认命，每天跟着起早摸黑的干农活。那老子吹牛会看蛇咬伤倒也不全是吹牛，有一年，他放牛时脚上被蛇咬了一口，刚巧有个捉蛇人在他们宅基上捉蛇，就给他采了一些药草捣烂了敷在伤口上，又采了些药草煎了给他喝，居然治好了。那捉蛇的在他家住了几天，教给他怎样采集那些蛇咬伤的药草，据说还给了他一张秘方，后来他也就开始给毒蛇咬伤的人进行治疗，阴差阳错居然也治好了几个（实际上有些也不是毒蛇，但他总说是毒蛇）。

“垃圾千金”是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肚子里墨水也不多，人长得倒蛮好看，看上去很温婉，一点也没有想象中上海人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架势，田里的活儿样样干，三年间还生了两个女儿。可她这个乱点鸳鸯点来的女婿可真不敢恭维，人长得难看且不去说他了，关键是大事拎不清，小事又糊塗，脾气还不好，宅基上人都说一朵鲜花插在鸡屎上（乡下人把漂亮女人嫁了个蠢男人就说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而她这个男人連牛屎也不夠格，只能算鸡屎）。她的公公倒是农村里那类能说会道、手脚勤快的“巧”农民，队里的几头牛养得膘肥肉壮。他患有大x泡（当地人对睾丸鞘膜积液的俗称）几十年了，我给他动手术治好了，所以他对我很尊敬，还多次对我说要给我那张治毒蛇咬伤的方子；但直到我调离时也没有给我，所以我怀疑是否真有那张方子还成问题。这家伙治蛇咬伤居然给自己吹出了名气，当地甚至邻近乡一些被蛇咬伤的人也叫他治；不过他很乖巧，见一些病情重的人先初步处理后，把钱收掉，就对病人家属说：“我给治得差不多了，现在送到医院去挂挂盐水，好得快点。”我就经常给他做这些擦屁股的事情。但也有一次他闯了祸，塘南有个五十多岁的农民被毒蛇咬了，开始症状不太严重，他按他的土方法处理了一下；不想这病人第二天死掉了，家属要找他“做人命”，他一听慌了，连夜赶到我那儿，叫我请大队干部帮忙到那家人家做工作，我却不过情，总算给他解了围。事情过去后他居然生了个怪念头，跑来托我给那个寡妇讲要娶她，当场给我骂他缺德，他却嬉皮笑脸的对我说，他娶她可解决双方困难，一举两得。

文革结束后，上海知青可以回上海，也可在当地安排工作。“垃圾千金”很想回上海，但老头子随便怎样也不同意，他怕儿媳妇到了上海就把他儿子甩了。这倒也不是老头子瞎担心，他儿子结婚后也曾挑了一担农副产品去上海孝敬丈母娘，他丈母娘见了一次面后就再不要这女婿上门了。老头子知道他这宝贝儿子毛里有病，也就认了。“垃圾千金”后来分配在我们镇上食品站。这老头因父子两代都不识字，所以对孙女的读书倒很重视，每天都是老头子来回跑六里多路接送。有一个孙女后来读了卫校护士班，毕业时老头子来找我，托我能不能帮忙分配在市里医院，当时市级医院缺护士，我帮他一联系就成了。老头子对我很感激，又说起要把那张治疗毒蛇咬伤的宝贝方子给我，我对他说：“我等你把方子拿出来等了十多年，这方子还是你自己留着传给你孙女吧！”他也觉察出我对他的揶揄，黑黑的脸上居然也泛起了红晕。

注：我所在的那个乡每个大队都有一条船开上海，那船挺大的，靠背牵或摇橹前进，到上海十六铺垃圾码头装垃圾，回来下在地里作肥料，当地人叫“捉垃圾”。

后记：“垃圾千金”在送她女儿去医院报到时，我曾陪同一起去，十多年的岁月沧桑，使这位原来白白净净的漂亮小姑娘变得与农村大妈不分伯仲，令我十分感叹。我想若是当初不是逢到插队落户，又若当时没有乱点鸳鸯谱，不知她的人生境遇又将如何，也许这都是命吧！我无意对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策妄加评论，然而仅仅从知青的婚姻而论，在他（她）们这一代人中又留下了多少遗憾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