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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2 月12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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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每周一篇正式发表徐文立2004年开始写的系列内部通信1－9《我们怎么办》。
徐文立：我们怎么办（2）
徐文立：我们怎么办（2）（2004年8月15－19日）
不是回应的回应
第一部分
XXX：
你是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的，懂的要把政治动向放在政治大背景中去观察和考量。
你说:“我仔细分析并坚信那胡编乱造的文章显然是出自国安人员所为——目的也显然是为了搅浑民运圈以让胡锦涛顺利访美。”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联系到中共破坏我们今年的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活动，先是在清明节前抓、放二位“天安门母亲”，以威慑；后是“六四”前夕，利用所谓“反台情绪”（原反国民党，现反台独），……，深层上捎带摧损和瓦解国内自由知识分子阵营；他们在打击……的过程中故意点了……的名字，这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大陆的知识分子历来有怕与台湾粘任何边的恐惧症；遇到与台湾粘任何边的事，首先是摘清自己，所以因“自保” 而溃不成军。
五七年是有真右派的，真右派们也大都是自诩“清高”的知识分子。遇到事，首先是摘清自己，所以因“自保”而溃不成军。在这方面，有些个别所谓“清高”的知识分子的德行比黑社会还不如。
应该承认，中共他们是有一些操盘高手，他们摸清了以知识分子自居的文化者、民运人的七寸在哪里，加上中共他们一贯的政治流氓、党棍作为，轻易就能让“自保”的队伍溃不成军。有一些所谓的“民运分子”也学会了这一套，用这一套来对付他们自认为的“政敌”，擅长并习惯这样作为的十有八九者在社会上本来就是流氓成性者，现在依然流氓成性。可悲的是，往往是流氓成性的能“成事”，我不羡慕他们，也不想效法他们。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反对毛氏的阶级斗争“唯一论”，而走向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虚无论”。
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在人类社会中实际上是存在的，但不是唯一的。
我们只是要避免和防止按毛氏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处理所有问题，凡事都搞上纲上线。然而，我们又不能够忽视某些政治动向所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政治背景，而囿于个人的恩怨、纯道德评价、地区性问题，而忽略对大是大非问题作必要的政治分析和考量。
“江胡水淼者”似乎很了解情况，但是对一些基本的真实情况，甚至天天飘在坊间和网上的基本的真实情况，他却又似乎不了解，他却又故意不了解，而完全在那里捏造。这就让人感觉他是有意在那儿混淆视听，挑动某些人的情绪，挑拨一些人的关系，起码客观上搞乱我们的阵营。
他的种种迹象表明，他在故意地偏袒某个人；他在故意地为某个人张目；他在故意地挑动某些人的情绪；他在故意地挑拨几个人特定人的关系；他在故意地打击几个特定的人。为此，他要故意摆出了一副“公允”、“正义”、“为了中国民主党好”的架势。所以，又很难说他是真的有什么样的政治大背景。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要准确地判断他到底是在维护哪个小团体的狭隘利益，而忽略他可能有的政治大背景。
因为我们不是阶级斗争“唯一论”的信徒，不屑搞那种阶级斗争式的上纲上线。只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把人类社会从来就存在着的阶级、阶级斗争，由此而引发的政治斗争；或者不由此引发的、但实实在在存在的政治斗争、权力和权利斗争，统统都视而不见而忽略掉。
我们要学会把可能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只看作人类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着的一种重要的斗争，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斗争。
人类的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是很复杂的，往往一些看似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甚或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于引发人类最暴烈的行为——战争这样的特大事情，有的时候，有的事件，甚至有的战争，仅仅是发端于一种与事件毫无关联的偶发事件、某个个人的某种情绪、或与此事无关的彼因素。
所以，我们要分析一种政治动向除了要靠敏锐的政治嗅觉，更要靠判研事实和证据。
当事人的眼光、分析问题的能力是最不可靠的，它太受个人的情绪、好恶、利害所左右。
特别是斯大林、毛泽东遗留给人类社会和共产专制社会的那种“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阶级分析和路线分析”的两个棍子。当年，斯大林、毛泽东最擅长的就是用这两个棍子，肆意地去打击他们的政敌、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和事，直至打击无辜的民众，那就成了滔天罪恶。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
是什么就是什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重事实，要重证据；要耐得下性子，等待时日，自然会水落石出；即便做不到水落石出，也比判断错一件事情，冤枉一个人要好得多。不管这个人是所谓的自己人，还不是所谓的自己人；所谓自己人与非自己人永远都不会有一条明晰的界限。但是，他只要还是个人，我们都要给予他作为一个人的尊重，和对反对、批评你的意见的尊重。只要是意见，不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或是半善意的还是半恶意的，都应把它视为一种警戒、一种提醒、一种规劝，听取了并改正，就是一种营养。
我在1993年5月26日“假释”至1997年11月29日，近四年多，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景。朋友和不是朋友的人都曾经“逼”得我很凶，我都百般地搪住了。因为我知道，一个人自己站都站不稳，不要说人家想打倒你、推倒你、搞倒你、夸倒你、捧倒你，甚至只要轻轻地碰你一下，你都可能倒下去。何况，我们要从事的是伟大的可能尽毕生的精力在中国都完不成的“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事业呢。即便是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和西方世界，我们同样需要先“安身”才能“立命”，甚至在这个地方安身更加艰难。我们语言不通，他们美国和西方世界又是一个面对全世界的无数纷杂问题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像掉进了一个世界事务的大海之中一样。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们组成一个团队不就行了吗？不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人力和财力不足的问题了吗。是的，这很有道理，但是，这些朋友想过没有？要组成一个政治性的团队是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条件的，如果我不是从1993年到1997年去准备了些必要的条件和秦永敏、查建国、高洪明等等国内的朋友、王希哲等等海外的朋友的鼎立相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空中民主墙”、“中国人权观察”、“政治反对派阵线”和全国性的组党活动。
我们的朋友总是抱怨：中国为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已经奋斗了一百多年了，可是迟至至今却不能变为现实。
实际上，任何事情特别是这样伟大的事业，急是急不来的，它是一定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的，那就是：几乎每个民众都要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权益”需要他去维护并能够维护；而这种“需要和能够维护”又是需要“高度自治”作为必要的传统的。
西方的皇帝、国王、总统、总理也和东方的、中国的皇帝、国王、总统（主席、党魁）、总理一样都会被权力所腐蚀。任何人毫无例外地都会被权力所腐蚀。然而，建立在尊重私有制度和个人权益基础上的、逐渐形成的社会高度自治基础上的民主自由国家，只是以制度性的安排来确保社会的统治者或管理者不可能把他们的权力变成长期的、唯一的和不受监督的。
就个人而言，孔孟所主张的“修身齐家平天下”并非没有道理，只是我们应该把它进步为“修身、安家、为天下”。今后中国的民主社会，恐怕再不会允许和存在职业革命家和职业政治家了，恐怕再也不会允许仅靠政治吃饭的了；仅靠政治吃饭的人，往往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仅靠政治吃饭的人往往愿意把政治引向极端，因为只有这样，他的这碗政治饭才能继续吃下去。对于这种人，什么更新换代、有限责任、有限任期，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那个权位、那个不要说不合理的特权，就是人类社会必然有的合理的特权，对于任何人的腐蚀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对于我们为现代的民主政治事业奋斗的人，在修身方面又增加了一个安身的内容。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除政治以外又有自己的专业，首先应该自己能够养活自己。
其实，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不是我们从共产党那儿接受过来的“绝对平等”、“绝对无等级”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摒弃的话，哪谈得上什么“团队精神”，什么有效率的、而不以内斗为主的政治团队呢！
海外的民运几次大联合所造成的几次大分裂就是明证。
看看人家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的自由民主是这样的吗？不，不是的。
我们不能说，在共产党的国家里，他们完全不讲民主、自由、平等，还有现在也跟着讲人权。然而，他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冠着“假”字的，当我们逆反地去追求真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落入共产党长期灌输给我们的那种假自由、假民主、假平等、假人权的陷阱当中去。
这事很悲哀！
所以，我们有些朋友来到美国会说，美国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如果，我们至今仍然闭着眼睛不看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现实，而陶醉在自己的虚幻的假自由、假民主、假平等、假人权的陷阱当中，比如那种不顾个人生命，不顾家庭安危的思想和行为，在有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当中，是不可取的，他们不认为这是真的英雄主义。
其实，美国和西方世界很前卫、但又是一个以保守主义、尊重传统为主的社会，他们有的党居然敢把“保守”二字冠在它的党的名称上，“保守”在他们这儿不是贬抑词，他们没有我们那个社会长期弥漫的假英雄主义，他们更加尊重个人的正当的利益，更加尊重家庭的价值。
美国社会比起那些北欧的所谓的福利社会，更强大、更有生命力，那就在于它保持着一个移民国家的良好传统，即“慷慨”又“吝啬”，它有限度地慷慨地敞开大门，它又“吝啬”地（在不得已时才启动最低生活保障）让每一个移民者在“苦海里挣扎”，让每一个移民者自我去奋斗，迫使每一个移民者都调动自身的最大的能量，去创造美好生活。这，才是美国的强大的奥秘之所在。
当然，在中国大陆那样严酷的现实面前，总是要有少数人冒着牺牲个人和家庭去苦斗，对于这些苦斗者，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但是在当今世界，我们不能要求在那样严酷条件之下的朋友们，全都不顾个人的安危，全不顾家庭的安危，我们希望他们要善于保护自己和保护自己的家庭，而不得已要付出的时候，也要把这种损失减低到最小。
我们应该从那种清教徒式的革命模式当中挣脱出来了。无视个人生命的安危，无视个人家庭的安危，不应该是我们的价值取向。一百多年来，左倾思想占上峰的历史应该结束了。我们既然来到了自由世界，就要学懂真民主、真自由、真平等、真人权。尊重自己的同时，也要学会尊重别人，特别学会尊重别人的家庭。
我想，国内的朋友尽管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他们更懂得、更了解国内的社情民意，更懂得用什么样子的战略和策略去指导他们的行动，他们是有为的聪明的年轻的一代，他们不会认为美国政府是我们开的“私家店”，他们不会认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可以主宰世界事务和中国事务，那是不可能的。
人类社会既没有灭世主，也没有救世主。
一代人有一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在努力，我仍会努力，我会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努力。
无须扬鞭自奋蹄。
但我会量力而行。
我会走得稳妥而又巧妙。
与年轻的朋友比，我知道我来日无多，我会抓紧，请给我时间。
徐文立2004年8月19日凌晨三点五十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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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先生：
我仔细分析并坚信那胡编乱造的文章显然是出自国安人员所为——目的也显然是为了搅浑民运圈以让胡锦涛顺利访美。
您诚挚的，
XXX
8/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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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所附内容皆明码明电发过，对共产党、对很多人早不是秘密，特此周知。附件略删。
附件一
……
附件二
文立兄：
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一个“湖水淼[竟然还与‘东海一枭’相比”]？这个人的用意一目了然。国内不认可这种人。他[他们]的目的与阴谋不可能得逞。中国民运阵营是不会再被牵着鼻子走的。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任何别有用心的阴谋。我敢断定“湖水淼”就象其名字一样，将很快消失在阴沟之中。国际社会也不会再被这种人牵着鼻子走。我及我的国内同仁们是支持你的。
祝你愉快！！！
你坚定的民运战友：XXX
2004.8.19
[文立先生可以公开]
附件三
答XX信
XX：
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如果说需要原谅，应该是我请你原谅。其实，我在国内的许多来往的信函中，早已发现了一个热情而又富于理性、有独立创见又善于协商共事的XXX。但是，苦于烦杂的事务而没有努力去寻找那个交汇点，觉得心仪也就够了。事实说明我错了，好在我现在改了，我立即设法找到了你的Email地址。这之后，我想任何力量也不可能将我们之间阻隔。
我和所有的流亡者一样，尽管用了一切力量去了解我的母国的微小的变化，但是毕竟少了身同感受，却多了现实生存的紧迫。所以，无论是我个人、还是今后一定会有的一个为中国民主事业、为中国民主党服务的团队，对于国内的事物恐怕都不可能有指挥权，只有建议权；都不可能起主导的作用，只可能起辅助的作用。尽管这样，我会尽心尽力。
我在中国大陆从事民主事业2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在中国大陆从事政治活动，右了固然不好，但左的危害往往是致命的，当然能找到一个相对“万全”的平衡点是最不容易的。对于我们来说的大好局面，往往都是为一些左倾的小团体和个体的冲动所葬送。因为任何重大的失误的恶果，都是要由反对派的全体来承受的。当我高兴地看到国内一个朝气蓬勃、协商共事的群体出现的时候，我的这种担忧再次变得强烈起来，我很怕左的东西占上风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我建议这个无形的群体的内部可以不可以协商地订出一个规则，一是保证自己不去做那种左倾冲动的事情。二是有关重大的政治决定应该有一个较为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如大陆严峻的政治形势不允许对这类问题进行讨论的话，也应该找到除明文明电讨论之外的一种方式来代替。我知道不容易，至少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窘迫。
当然，有些话、有些事在中国大陆不便说、不便做，可以让我们在海外的朋友们来说、来做，可好？
当然，政治的险恶和复杂，一定会出现如俗话所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那也真是防不胜防。那只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关注中国中心”（CCC）的网站限于资金和人力，刚刚初创，就陷入了停顿期，如果有条件将它办得更好的话，希望它承担这样三个任务：一是为海内外从事和关心民主事业的朋友们提供一个思想库，至少将囊括自康、梁至当今的宪政民主思想之总汇；二是为未来的宪政民主共和国的新宪法提供一个研讨平台；三是为具有基础意义的《公民课本》或曰《公民常识》的编纂提供一个虚拟空间。当然，其他为中国民主事业、为中国民主党的现实服务自然不在话下，所以，这个网站的域名叫CDP1998，网址为：www.cdp1998.org。
所以，不久将会在网站上并同时向你们发布两份都近一百页600K左右的《公民常识》（讨论稿）和《中国民主党资料汇编》，希望不要撑破你们的信箱。
保持联络，我的朋友XX。
徐文立2004年8月23日
附件四
答XX信
XX并各位同志和朋友：
谢谢！
信的内容让我看出你的成熟和实在。
X的署名是他本意，我基本认可。
你说：“国内目前的主要任务，我个人认为，还是在民众间，宣传民主的理念，发展组织，保存力量为主。”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中国的民主事业一定要以国内为主、国外辅助。
因为：
一，惟有国内才能最准确地把握瞬息万变的情况，国外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常常是瞎指挥。以国外指挥为主是不可取的。当然，国外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供国内朋友们参考。但是，采纳不采纳、采纳多少，决定权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国外可以启动某些个别事情，请国内呼应，那不宜是经常性做法。
鉴于目前国内不宜以一个正式的组织面目公开出现，所以要形成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是困难的。我高兴地看到国内已经形成了协商共事的良好机制。这种方式，我个人以为，应当维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这种机制有利于磨合，逐步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中心。
二，我高兴地看到，国内具有领导才能的年轻的同志们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既有战略眼光，又有策略手段。他们足以担当起领导国内民主运动的重任。我和我国外的朋友们将竭尽全力地支持你们。只是我个人还不具备必要的条件和能力做得更好。
我会努力，请给我时间。
……
……
我目前的个人经济状况，除个别的，基本上不可能对国内的朋友们在经济上有什么帮助。
我目前也不具备条件邀请任何人来美国访问或居留。
……
徐文立8/21/04 凌晨3：00
附件五
……
附件六
……
附件七
关于《关注中国中心》（CCC）发布
《公民常识》讨论稿的说明
徐文立
（2004年9月1日）
编纂《公民常识》或《公民课本》是为未来民主中国奠基的一项伟大工程。
人类现代史告诉我们，民主不仅仅是一个进步的制度选择，它更是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
唯有人们像渴望空气、水和食物一样地渴望民主制度的时候，民主才有可能真正在那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又有人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
这样一来，让这个讨论，又回到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的哲学旋涡当中去了。
其实，人民和制度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既不是先有谁，也不是谁决定谁。
宪政民主的共和国，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宪政民主的共和国，自然首要的是做好一个制度安排，重点是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执政党的权力、特别是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同时也限制在野党的权力、限制在野党领导人的权力；同时也限制一切试图谋取公共权力的人的权力。
人类历史向我们表明，每一个人都是自以为是的。
有政治抱负和试图谋取公共权力的人更是一批自以为是的人。
但是，每个人会因为他作为人，而必然固有种种缺陷。
有政治抱负和试图谋取公共权力的人，也必然会因这些缺陷，而危及公共权益。
现代社会，在经济领域里，几乎仍然在沿袭着古老而有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尽管也有了一些诸如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制约机构，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所固有的管理模式。
这，正是让一些自认为是共产专制的异议者，然而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迷惑的地方。
因为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它是靠市场的优胜劣汰这样的自然的淘汰机制在运行着，它不惧怕任何可能危及全社会公共权益的劣势公司对社会的危害；因为现代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法治社会，它的反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等等法案，有可能把这种有效率的机制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在政治领域，现代社会是采用权力分割、权力限制、权力有限和相应的权力责任制，来保证公共权力的使用者只有更多的造福于社会，更少的危害公共权益。
但是，每个公民也不是一个天然的圣徒。
每个公民有必要在知道自己天然拥有的权利、并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这种权利的同时，也要知道自己的权利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规则”的认同意识；“边界” 的认同意识。
每个公民有了这样的一些意识，才会防止“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才有可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今天发布《公民常识》（讨论稿），让我想起了美国潘恩的《常识》，整整影响了美国整整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世。所以，这个讨论稿的发布有着它的特殊的意义。
《公民常识》是国内的朋友精心撰写的讨论稿。我们欢迎朋友们对这个讨论稿发表意见，以供修改。同时，也欢迎朋友们提出自己的《公民常识》和《公民课本》的讨论稿，以供大家讨论参考。（请见：www.cdp1998.org 请发：[email protected]）
在有条件的时候，可以在海内外由一些专家学者和更广泛的人参与的情况下，形成几个定本，供全社会现在或将来选用。
我个人，就目前的能力和条件而言，来做这件事情已经是勉为其难的了，更惶论去对国内的民主事业起什么领导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只有辜负一些国内朋友们的期待了；明着辜负，总比暗着损害国内朋友们的期待要好得多。
我和一切政治流亡者一样，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首先，一切政治流亡者都会遇到一个巨大的生存压力。说白了，就是永恒的哈姆雷特的那句话：“是活下去，还是死亡。”
问题就是这样严峻。
我和一些幸运的少数朋友一样，是在全体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事业共同付出努力的朋友们所产生的共有的结果下，而拥有了一点荣耀的人。然而严酷地是，美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不会一辈子认可这些“虚名”，这些“虚名”仅仅作为推荐某个人来美国、并任某工作的资格都完全不够，更不要说能够靠这些“虚名”得到什么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实质性的帮助了。
全要靠我们自身努力，自己救自己。
美国社会和西方是个很现实的社会，它首先要看你对于它能带来些什么，它才会付出什么。
的确，在海外流亡者中有那么一、二个机构是有钱的，但是他们和政治几乎是不搭界、或者故意不搭界、或者是离得比较远的；他们反而是和美国社会和西方的现实利益靠得很近的机构。
中国现代的二十多年的民运史也表明，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和政治流亡组织不可能对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起到领导的作用。
不要说生发在海外的这样的个人和团体，就是从国内被迫流亡到海外的这样的个人和团体，尽管都作了种种的努力和尝试也都做不到这一点。
这是为什么呢？
政治，虽然需要理论的指导，否则它没有远见。但是，政治首先不是一门理论。
政治，主要是把某种理想和政治抱负变为现实的艺术。
政治，更多的是实际操作。
政治，是众人之事。
政治，是绝对不能缺少对众人的感同身受；是绝对不能缺少对社情民意的深入细致的体察；是绝对需要对瞬息万变的情况的把握；是绝对需要对眼前问题机动灵活的应对。
政治，“法无定法”。
政治，在现代是对人权的尊重、对法治的敬畏。
但是，它首先面对的是现实。
隔洋观火，隔靴搔痒，是定然不可能作好一个领导者的。
何况，海外的政治和物质资源，其实是极其有限的。
更何况，海外的政治流亡者个个都志向高远，几乎人人自我为中心。
所以，要真正在海外形成一个对于国内有实质性帮助的政治团队是难之又难。
所以，我只有选择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一条比较现实的路径。
但是，我会尽心。
但是，我会尽力。
附件八
……
XX：
谅我暂这样称呼你，谢谢你发来的极短又极重要的文章。
在一个事业中、在一支政治队伍中“认识”一个领军人物已属不易；认可一个领军人物更是困难。然而，又绝对必需。
因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事业中、在一支政治队伍中绝对必须“认识”、认可领军人物；可是几乎每个人又都是自以为是的；更不要说那些自认为是政治人物的那些人们了。
当然，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以为首要的是不是出于公心。
对于一个想献身于社会事业的人，要求他“公心至上”并不过分。
因为，以我为中心、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只是为了自身的名和利来从事社会事业，充其量也只会做到个三、四流的政客罢了。而且，事事、处处充满了小家子气。
我为什么用“公心至上”，而不用“天下为公”呢？
因为天下人不可能都为公，这样的要求太高，不切实际。
而且，作为一个民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明确地知道和毫不掩饰地维护个
人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对于试图获取公共权力，并为全社会服务的特定的人群，既然他们有社会抱负，对他们提出“公心至上”的要求并不过分。实践证明，也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会再提“为人民服务”了，因为那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产物。
自然，在一个事业中、在一支政治队伍中“认识”、认可一个领军人物，只有“公心至上”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大胸怀、大眼光，才能够做到。
其实，为识别我们队伍的领军人物，你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独特的视角，那就看看我们的对手是怎样对待那些自认为是头面人物的那些人们的。对方的那份含着尊重的惧怕，那种小心翼翼的、甚或是礼遇的对待，恰恰让我们能够识别出我们的领军人物是谁或是哪些人。
所以，我说你看得准，看得对，赞得好。
我是把你的来信看成私函，然而又是希望公开发表的。所以，我决定在发表时删
去你的附件，因为附件的内容太一目了然了，太过涉及别人了，这样于大局不利、对事业不利。也请见谅。
朋友，我希望你能够让我知道你是谁。
顿首
徐文立
200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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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谢谢!
谅我不能公开发表你对我的仗义执言,我会把你的来信送请给朋友们看。
江泽民任中共军委主席时，他自称“江胡水淼”（请注意是“胡”而不是“湖” ）。
真是“江（大）胡（二）的水很‘浩淼’啊！”？？？
2004年9月19日江泽民不任中共军委主席了，2004年9月20日他就自称“胡水淼”了（请注意还是“胡”而不是“湖” ）。
真是“胡的水很‘浩淼’了！”？？？
人一走，茶就凉啊。……哈哈!
也许都不是他的本（“笨”）意。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他是谁。
但看得出，他有点着急了。
他有点客气地称我为“文立：您好！”了，可能他不屑小家子气。
用附件发些资料给你看，看过这些资料的朋友就不必再费神了。
文立
9/24/04
徐文立先生：
来信及转发的文章都已收到，对您的不公开我给您的短信的决定我也十分理解，对您的胸襟也十分钦佩。不过，我还是准备公开迎战，把文章张贴出去。恐怕又得给您带来麻烦，请见谅。
……
XXXXX
2004年9月29日 10: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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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XX、XX：
1，你们这类对话极好，可惜我不能参加，我电脑最易受攻击。
2，《关注中国中心》（CCC）主办的www.cdp1998.org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任何政府、任何民间组织、任何网站给予过它技术和财力点滴的帮助和支持，到目前为止所用7000美元左右的硬件、开办、设计、维护等等费用全部由我（徐文立）工资中垫付，仅一名技术员（还有其他工作）的工资即4900美元。好在后来有位朋友慷慨地捐了3500美元，为此我也捐了3500美元。
3，你们这类对话，cdp1998.org 最应该登，但cdp1998.org 原则上不登除批评中国共产党及政府之外的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文字，让除中国共产党及政府之外的任何个人和组织感到有点不舒服的话，也尽量不登。
所以，请将此“对话”作一些删节，略去一些人名。并请尽量通顺、没有错别字。那将立即登载！
中秋快乐！
徐文立
9/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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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专访徐文立
2004年9月12日，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赴风景绮丽的罗德岛拜访—徐文立先生，就如何建立全球民运体系，团结全世界中国政治异议组织及热受中国民主事业的仁人志士的伟大构想，展开了三个方面的讨论和请教，徐文立先生毫无保留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此，我们特向徐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徐先生全家对我们到访的热情款待，表示深深地敬意。
一．我们想召开一个民主理念讲习班，聘请一些有民主运动实践经验的有名望的前辈，给新的民主党人，给爱好和平的热爱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进行民主理念的传播和讲习。
二．我们搞民主运动，就是为了将中国建设的更好，如何用实际行动关怀国内为民主事业仍被中共关押坐牢的民主人士，如秦永敏、查建国、何德普他们及家属们，在经济上给予援助，保证家属们能正常生活、孩子们能正常上学，让难属们感到海外民运组织时刻在关怀他们，从而鼓舞更多的人参加中国民主运动，请你谈谈对海外基金会的成立和捐募设想。
三．我们目前海外的民主运动，处于各搞各的，缺乏联合，没有统一的力量，没有团结的力量，更没有集体智慧的力量，有的人还在华人中造成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海外的每一位中国人，尤其是有民主理念的人，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关心中国的民主运动。所以，我们想成立……，目的在于：团结所有民主力量。为此，就要建立一个坚强有效的领袖班子，有一个整体的步骤一步步往下走。
徐文立答：
一．你们说的这个讲习班或是理论研讨班，是个好主意，但名字叫法，我个人认为可以叫的更宽泛一些，如果叫做中国民主党民主理论讲习班，可能会把一些知名的民运人士拒之门外。因为，有一些人不认中国民主党这个政治组织，甚至对中国民主党在国内进行组党这件事情，抱着反对的态度。如果你们把它宽泛地叫做：中国民主运动讲习班，就可能使得那些对中国民主党这件事情表示反对或没有兴趣的人，也能认同，那就更好。我们做事要求效果，怎祥能办得好，怎样能取得更多的人参与、更多的人能够来。当然，你们要邀请我去，我肯定会去，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先谈谈讲课的内容、需多长时间。我想，在海外积极从事民主事业的精英们，特别有一些过去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但是呢，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派人士，他们当年在务虚会议上做出过杰出贡献，中国的整个改革与务虚派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当然，我不否认，相当大的作用是来自民间的，但是，由于他们（指民间）政治地位的局限，不可能对全局起作用，而务虚派呢，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党内，当时掌握相当大的权力，如在海外的著名人士：苏绍智先生、郭罗基先生、严家祺先生、于浩成先生等等，当然还有敢于直言的刘宾雁先生，老一辈的司马璐、戈扬等先生。今天，我给你们的郭罗基先生关于中国民主运动战略的论著就极为重要。郭先生风趣地说：我这个作品发表十年了，都没有一个人说过好，或者不好也没有人说过，十年后怎么就被你（徐文立）给发现了呢？怎么只有你发现了呢？我说因为我很同意你的看法，那时候，郭先生写作、发表这部论著的时侯，我还在监狱里呢，我到这儿（美国）后才发现的。所以，象这些老前辈有很多话可讲。希望你们搞得好一些。王若水先生的遗著，更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这个讲习活动很有意义，因为，各种原因来到美国的年青人，愿意参加中国民主党、愿意参加中国民主运动，但他们在理论方面不是搞的很清楚，所以，请前辈们讲讲课，可以让大家了解更多民主方面的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讲话内容可以各种观点，一家一言，对与不对，让听者去选择、去判断，这样可以打开更大的门。如果让我们这些人，又要唱戏又要搭台子，有点太累了，因为年龄问题，有你们这些中青年的来搭台子（指民运舞台）的事情，而且，你们的身份使得各方团体、个人好接受。如果，由某一个明显派别、派系的人去做会造成不必要的抵触，这个门就开得小。民主事业的门开得越大越好。
二．你们希望能给国内的为民主事业、创建中国民主党而被中共抓捕坐牢的人的家属以予帮助，这是很好的想法。我来美国不到四个月，就建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叫“关注中国中心”（CCC），其中，很重要的任务也是想这样做〔经济上援助狱中受难家属〕，因为，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国内民主人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有后顾之忧，自己一旦被中共抓捕进了监狱，家属没有人照顾，或者子女上学有经济问题；自己献出了爱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难怪有些怨气……。因为我来美国时间很短，还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支持。所以，在这方面对国内的帮助，我只能从自己工资里出，我还要出一些助手、秘书的工作补助。比如：请人建一个网站，还有其他工作，一个月我要付他1800美金，总共4900美金，要不然人家没法生活，说起来也不算多，大家还是奉献的。但是呢，对于我来讲，已是很吃紧。因为在美国生活很艰难，特别是刚来美国的人。大家都知道有工资的时候买房子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你租房子也要花钱，基本上租房子与货款买房子所花的钱差不多，而且，买的房子还能升值。所以，有的人极力煽动什么：徐文立刚来美国又买房子又买汽车，简直是笑话，你在美国生活，没有汽车你怎么生活啊，买菜都买不了。何况，我那是二手破车，房子是最普通的小平房。
在美国买房子比租房子便宜，将来的房价还会增值，当然，让我在这方面去搞更多的经商我也不会，我也不懂，我也没有时间去搞，但在生活技巧上我要去想。另外，我和我的夫人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她为我……等于说……用句通俗的话说：她为我守了这么多年的活寡，我不能让她再没有家。所以，我必须要给她一个家。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才能够做“为天下”的事，这个安身立命很重要。但是，这不等于我们要放弃民主的追求和对大陆民运的支持。特别要关心国内难属们的孩子，功课不能耽误，孩子们在我心目中很重要，他们代表着未来。所以，他们的教育问题，对于那些长年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更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你们能去做这些，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情，但是我们还要采取美国式的做事原则，就是说：可以帮，但是不可以依赖；要帮他自立、自强，不要让他养成依赖的习惯。所以，不论是对国内孩子来美国上学，还是对国内难属们的帮助，都要采取一些措施。
对国内难属的帮助可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一对一，大家把事做在明面上，就是我帮助谁了，谁帮助我了，大家心明眼亮。这就减少了中间环节，减少有可能有人在中间做手脚；还有一种办法：像世界银行也采用这种办法，就是大家互助的方式，每个参加的难属自己出一点小钱，海外的一些人出一些大钱，建立一个互助会，这种互助会，大家｛难属｝可以货款，你有条件就还；实在没有条件，你可以提出足够的理由可以不还，可以减免掉。但是，也要有一种意识，我只是借钱或者是贷款，然后我再去努力再去挣钱，再去填补这个贷款，使得这个贷款不至于用一次就尽，那成了无底洞，那谁也填不起，把这个计划变成一塘活水。你可以借，超出你入会的钱多少倍。但是，到时候你要还上，使得下一个人想用钱的人可以再借。这样，可以避免总是在那儿填窟窿，总是为钱枯竭而担忧。当然，下午我们也谈到了，可以学习当年国民党不能够在台湾“一党专制”的时候，采取的“党营经济”，可以由党和民主事业的这些人，组织出资或集资，搞一些企业，因为是“党营经济”所以跟私营经济不大一样，管理的透明度更高，监督上更有力，使得党产、党业真正属于党的，党的事业不属哪个个人的。但经营的方式，可以借用国际先进的方式，不能象国内国营企业大锅饭的形式，管理方法上可以借用现代式的，共产党在国营企业中也开始借用现代管理方式。所以，我们搞“党营经济”的话，也不能走老路。不过，“党营经济”又可能是祸根。
三．至于说到海外各派别、各党派全盘的团结起来一起做事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次大联合的结果都是大失败。鉴于这样教训，我个人不赞成搞这种大联合。但是，比如说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召开一个全球性的会议，我是赞成的，使得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这是完全必要的，只是我个人感觉到目前条件并不成熟。所以，我没有着手去做。CCC的网站叫cdp1998.org 就是在创造条件。
如果你们觉得条件成熟，有这个条件搭这个台子做这件事，我肯定很支持，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党派及个人联合起来，把民主党的大门开得大一些。不要硬性规定，谁是正宗的，谁是不正宗的；谁就是，谁就不是；只要你认为你是中国民主党，你愿意举这面旗帜，都可以，因为未来的中国民主社会政党政治，应该是采取比较开放式的，不会像共产党搞的那么神秘，门禁那么森严，应该更加开放。因为一个民主社会，你是哪个党不是哪个党，实际上就是你支持和不支持哪个政策而己。有的政党说，税收应该多一点；那一个政党反对税收多一点。只是在这方面的区别，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正常社会，对一个政府来说，政策的不同，就在于有的政党主张社会积累应该多一点；有一些政党认为消费应该多一点。也就是说应该税收少一点，大家多化一点钱；还是多交一点钱，作为国家积累。一个民主国家的分歧常常是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所以，也谈不上严格的政党形式……。比如说：美国人你随便问他，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可能说，我今年是民主党人明年可能是共和党人。所以，美国是民主社会的政党政治。所以，我们现在建立民主政党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不要把人与人之间搞得很紧张，也不要说由谁来定，谁是民主党谁不是民主党。当然，我们认为有些人他只是打着民主党的旗号，就让他打着也行，为什么不可以让他打呢？为这种事去争论，也很无聊，没意思，你也没有权力干涉他，你说你动用什么力量，去干涉他不能用民主党的牌子？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民主党能世界聚会，我本人也是乐观其成，举双手赞成！也会尽力支持！只是我个人目前的状态……。那当然，我是早有这样的想法，一定要形成中国民主党的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结构，这样对国内民主党支持才有效。不管别人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应该说基本上形成了有全国规模、世界影响的、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反对党，就是中国民主党。而且，中国民主党许多领导人还在坐监狱。但实际上，中国早己打破了“一党制”，中共认为台湾是他的领土，那么台湾有两个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香港也有许多民主党派。所以，你要说它（中共）一党专制……，它（中共）只不过是把大陆的统治权控制在一个党手里。作为中国民主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打破“一党专制”，就是要能够制衡这样的执政党，为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才建立起这样的民主党。共产党想把中国民主党灭掉，我看是灭不掉的；国内的许多民主派人士虽然没有公开打这个党的旗号，实际上都在民主党的纲领、宗旨下做事情。
以上是我对三方面问题的看法，不知是否满足了你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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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
郭罗基
中国一定会变，而且变数很多，为每一个变数设计一个方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民主运动应当确立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纵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随机应变是需要的，但不是临时应付，而是万变不离其宗。随机应变是策略问题，万变不离其宗是战略问题。确定战略，就是为了统观全局，贯彻始终，唯民主是宗。
欲知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首先必须考察一百多年来中国为民主而奋斗的历程；然后把眼光放大一点，考察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社会变革方式；再把眼光放大一点，考察世界历史上发达国家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最终必然会得出相应的结论，究竟怎样在中国实现民主？
一
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激烈地反对不民主、热烈地追求民主，为什么至今未能实现民主？
近代的民主思想是十九世纪中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化为政治主张，最早提出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是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的兴中会，就是以美国式的民主政府为理想。为争民主而倡革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断言：“事成之后，必为民主”。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人们以为必是民主代替专制、共和代替帝国。到了一九一九年前后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发现，所谓“民国”，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所以他又重新强调民主，再加科学，“民主和科学”成为进行启蒙运动的战斗旗帜。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后来当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民主和科学”的旗手在共产党内却成了“老头子”，实行的是家长制。
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推翻了军阀独裁政府。但新军阀的独裁又代替了旧军阀的独裁，而后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共产主义政党，在中国所进行的是民主主义革命，还加上一个“新”字，区别于以往的民主主义革命，以示彻底。毛泽东说过：“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一九四五年黄炎培在延安谈到历史上朝代兴亡的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问：“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如果实行民主，确实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走出了一条新路。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并没有走上这条新路，还是走的一条老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果建立了更加严密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毛泽东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秦始皇和马克思怎么能相加？不过是“中体西用”，秦始皇为体，马克思为用。
一百多年的中国民主奋斗史，有两条重要的教训：
第一，反对不民主，不等于民主。推翻了专制独裁，还可以出现新的专制独裁。
第二，谈论民主，不一定理解民主。民主的宣言，也可以导致不民主、反民主的实践。
历史轮到我们了。这两条教训，值得当今新一代的反对不民主、追求民主的人们反思、深思、三思。
事件的悲剧性在于：反对不民主的人们往往自以为代表民主；当他们上了台，又有别人反对他们的不民主。谈论民主的人们往往自以为实行了民主；又不许别人再要求民主。
中国古代也有“民主”概念，它的意思是“民之主”。古书中记载，推翻了夏桀统治的成汤就是“民主”。近代的民主概念是人民主权。“民之主”是为民作主，人民主权是人民自己作主；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一切。近代中国在反对不民主的时候，追求的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推翻了不民主的统治，又出现为民作主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才能享受民主，这不就是“民之主”吗？追求近代民主，结果又回到古代“民主”。何以如此？中国争民主虽有一百多年，但还没有摆脱几千年来传统的社会变革方式。企图以传统的方式走出传统，这是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极大的矛盾。为这一悖论求解，才能找到出路；否则，历史将一次又一次地循环。中国传统的社会变革方式是什么？
二
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特别发达，围绕着夺取权力而无休无止地进行政治的或军事的、宫廷的或草莽的、公开的或秘密的、礼仪的或流血的斗争。项羽见了秦始皇威风凛凛的仪仗队，不禁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取而代之”就是中国历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政治抱负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简而言之，你下台我上台。不仅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一切纷争总是在权力问题上见分晓。
人们常常称赞中国人民具有高度的反抗压迫的精神；人们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也有高度的忍受压迫的精神。平时安于忍受没有权利的生活，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起来暴动、造反，针对压迫自己的政治权力进行打倒、推翻，以取得政权作为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农民起义不仅杀贪官，而且矛头直指中央政权。古代叫“取而代之”，共产党叫“翻身运动”。无论是“取而代之”，还是“翻身运动”，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当自己的命运改变的时候，不过是把不幸转嫁给别人；自己被压在下面就要求翻身，翻过身来又把别人压在下面。最早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自封为王，还没有打平天下就神气起来了。《史记》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陈胜被压迫的时候，和一起扛长工的伙伴说“苟富贵，毋相忘！”他果然“富贵”了。当年的伙伴去看他，却拒不接见。哥儿们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好家伙，陈涉——即陈胜当了王了不起啦！”)项羽兵败，未能实现他所提出的“取而代之”。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取代了秦王朝。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揭示一个秘密：“汉承秦制”。改朝换代，权力转移了，原来的制度照样延续下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能说没有进步，但以夺取权力、垄断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运动波澜起伏，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一以贯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中国人对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最容易产生激情。欧洲的传统和中国不同。中世纪的农民暴动，只反庄园主，不反国王。近代的工人运动也过于迷恋经济斗争。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学说，对于欧洲工人来说不是很容易接受的，但中国的农民理解起来却毫无困难。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中国的农民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仅止于“第一步”，以后的事情就不好理解了。中国共产党起事的时候，空有一番改造中国的雄心，一旦政权到手，还是在传统的轨道上滑行。林彪作了一个总结：“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有权的人一切都有了，那么，没有权的人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力夺取政权运动达到了很高的历史水平，武装斗争，纵横驰骋，地下工作，神出鬼没；但下世光景也来得很快。汉、唐、明、清都有几代太平盛世。而共产党用暴力夺取的政权，短暂的开国气象一过，在第一代领导人身上已开始衰败。这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同。现代中国是处在世界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不可能再沿着老路走下去了。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还能走老路吗？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和共产党较量，一是未必能取胜，二是即使取胜无非是又一次无谓的尝试。中国的历史舞台不能再照旧演连续剧，而是要换剧本了。既然中国传统的社会变革方式不合时宜，就要看看人家怎样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三
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区别何在？
专制制度的特征是：政府权力不可制约，人民权利没有保障。
民主制度的特征是：人民权利有保障，政府权力可制约。
专制的两个特征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因为政府权力不可制约，所以人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多少有一点权利是政府恩赐的。专制的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权力决定权利。
民主的两个特征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因为人民权利有了保障，所以政府权力才可制约，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民主的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权利决定权力。
用什么来保障人民权利？用什么来制约政府权力？宪法，唯有宪法！以宪法为保证的民主政治就是宪政。宪法的权威在于：以人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
怎样从专制制度转变到民主制度？通过立宪。立宪的道路有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也有法国式的革命立宪。无论什么样的立宪道路，总是从争取人民的权利开始。
英国是立宪成功最早的国家。英国的立宪就是始于人民争取权利的运动。十七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民向王权展开了斗争。一六二八年国会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是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一六七六年国会又通过《人身保护法》，进一步保障人民的权利，以对抗王权。一六八八年发生“光荣革命”。一六八九年国会通过《权利法案》，成为英国确立君主立宪的标志。争取人民权利的同时，就是制约君主权力，逐渐从主权在君转移到主权在民。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威被至高无上的宪法权威所取代，专制制度就变为民主制度。英国虽然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是实行宪政的保证。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宪法都明文规定君主必须服从宪法。日本宪法指出，天皇的诏书违反宪法的条款一律无效。比利时宪法第七十八条写明：“国王除由建国法及归附于建国法所特别揭示的法章外，不得有其他权势。” 法国的立宪道路不同于英国，是革命立宪。法国国王和贵族拒绝妥协、不肯让步，资产阶级只好领导人民把他们推翻。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破巴士底狱，政权转移到制宪会议。制宪会议立即发表《人权宣言》，它的第一条就是“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还强调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利。一七九一年通过的法国第一部宪法，即以《人权宣言》为序言。革命立宪与君主立宪虽然手段不同——暴力或非暴力，目的相同，都是争取人民的权利。但《人权宣言》的原则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并未成为事实，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也不能实现，又出现拿破仑称帝、王朝复辟的动荡局面。从一七九一年到一八七五年，八十
多年间法国制定了十一部宪法，就是因为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没有得到正确解决。
美国的立宪道路也使用了暴力，但又不同于法国。美国的宪法和宪政优于法国，
但从自身的历史传统中走出立宪的道路，这方面不如法国典型。北美人民是在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了独立战争之后立宪的。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在费拉德尔菲亚产生的《独立宣言》，为追求独立而宣布“独立的原因”是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相比之下，可以看出一个半世纪后中国的五四时代在呼喊民族救亡时，过分突出“国权”而没有进一步强调人权的局限性。独立战争胜利后，一七八七年在费拉德尔菲亚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实行联邦制。美国的政治家们最初只是注意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宪法上没有关于人民权利的明确规定，因而引起人民的不满。一七九一年在宪法中增加了十条权利法案，主要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这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的不可分割性。而后美国宪法虽作了几十条补充，至今一直有效。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寿命最长的宪法。
人民有了权利才能制约权力，而人民的权利必须自己去争取；人民争取权利、制约权力的过程，就是政治民主化。出现政治民主化才需要宪法，有了宪法又促进和巩固了民主政治，这就是宪政。
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本来是不需要暴力的。统治阶级抗拒人民的权利要求，不得已只能用暴力把它推翻。所以，应当说非暴力的争取权利运动是正常的，而暴力的争取权利运动才是不正常的。苏联和中国的历史学家总是颂扬暴力，认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使用了暴力，因而民主革命是彻底的；英国的资产阶级用妥协的方式实现民主化，就不彻底了。他们把革命和妥协变成道德概念，似乎革命就是好，妥协就是坏。革命或妥协必须以条件为转移。旧的政治权力愿意、允许、可能接受制约，用非暴力的手段完成立宪就是好；相反，滥用暴力就是坏。有些历史学家因为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而加以责备。英国曾废除王室，后又恢复。现代的英国资产阶级已足够强大，若要废除王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资产阶级是很精明的，拿出一大笔财政支出来供养王室，想必是这个王室对维持社会稳定有用。连一部成文的宪法都不需要就能实行宪政，难道不是说明英国的民主制度是很巩固的吗？
四
中国已经有了宪法，但没有宪政。
中国的立宪史将近一百年，立宪的道路非常曲折。英国式的道路、法国式的道路都走过了，而且出现多次交替。晚清的立宪，袁世凯的立宪，是英国式的道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解放战争，是法国式的道路。两种道路都没有走通。根本原因就在于立宪是为了夺取权力或垄断权力，与人民的权利要求无关。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立宪的第一次尝试，有进步意义，但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帝党与后党的抗争。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处斩，京师竟有一万多人去“看杀头”，可见不关人民痛痒。袁世凯的立宪是为了排挤革命党，独揽大权。国民党以为行将消灭共产党，于是颁布一九四六年宪法。而共产党的立宪是废除国民党的“伪法统”之后巩固“镇压反革命”的成果。立宪是全新的历史课题，但在中国又落入传统的社会变革方式的窠臼。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存在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宪法与宪政精神不相符；其次，中国的现实又与宪法不相符。从追求的目标来说，重要的是解决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中国需要一部能够实行民主宪政的宪法；从达到目标的途径来说，必须从第二个层次做起，力求宪法的兑现。行宪而后修宪才有意义，否则，纸上的宪法无论多么完美，只是空中楼阁。行宪靠谁？主要是人民的推动。 宪法上规定了诸多的公民权利，但事实上享受不到。为什么？孙中山说宪法是“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争取到了权利，宪法才可加以保障。行宪也必须从争取权利开始。
中国行宪的障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现行宪法并没有提供共产党垄断政权的根据。如何改变一党专政？是不是再来一次打倒、推翻、夺权？自辛亥革命以来，几度夺取权力的运动总是进行得轰轰烈烈，然而并没有象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那样带来宪政。就因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只是权力的转移，而不是权利的实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就在于人民对自己应有权利的冷漠和对丧失权利的容忍。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起初，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下，主人向公仆跪进陈情表。傲慢的公仆不予理睬，可怜的主人涕泣泪流。后来，运动的要求集中在与领导人对话。几位学生领袖和李鹏对话时，虽然表现了藐视权势的气概，但所争者是对运动的评价，而不是人民的权利。或是向政府权力乞求，或是对政府权力挑战，总之忽视了人民的权利要求；权利意识淡薄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弱点。民主运动遭到镇压以后，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站住脚，是因为多数人不敢讲真话，又进一步放弃了权利。因为政府太坏，逼得人民不敢讲真话；正因为人民不敢讲真话，政府就可以坏下去。这是两难推理。从何突破？政府会不会自动变好？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也曾大讲“民主和法制”。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换成了坦克加步枪。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寄希望于党和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上，必须由人民作出突破。中国实行民主宪政，首先是人民履行讲真话的权利，对政府不作违心的表态；讲真话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
中国人习惯于夺取权力，还没有学会争取权利。六十年代，美国黑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中国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毛泽东两次发表声明，全国到处游行示威。但中国的支持是希望“推翻美国政府”、“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一九六四年，美国黑人争得了与白人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权利法案的形式肯定下来。如果坐等“推翻美国政府”，也许美国黑人至今还是无权。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权利也要自己去争取。
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应当是争取权利的运动，而不是夺取权力的运动。是人就应当有人权，是公民就应当有公民权。人民不仅要有一般的权利，还要有特殊的权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同的权利要求应予分别满足。人民不仅要有个人的权利，还要有群体的权利；民族有民族的权利，华侨有华侨的权利，为了改变中央集权的体制，必须强调地方的权利。无论是一般的权利还是特殊的权利、个人的权利还是群体的权利，都应全面体现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在一切权利之中，首先必须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有了言论自由才能充分表达人民的意志，向着其他的权利延伸。而冲开报禁是实现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争取权利的运动比夺取权力的运动更具广泛性、群众性，人人可以参与，时时可以进行。从自己开始，维护人的尊严，维护公民的尊严，立即行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每天都在呼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激越的歌声曾经鼓舞我们去挽救民族危亡；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在唤起我们做人的自尊。
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应当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人民可以状告政府、状告共产党。当然，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是有缺陷的。唯其如此，广大的人民起来以身试法，才能确知宪法和法律的缺陷所在，有力地迫使宪法和法律作出修改；修改后的宪法和法律也才能有效地施行。
争取权利的运动将使人民在反对不民主的过程中学会民主，受到民主的训练；或者也可以说是用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化的目的。夺取权力的运动，特别是暴力夺取政权，常常是不择手段的。手段否定了目的，所以取得政权以后难以实现民主化。而且夺取权力的运动不免会发生社会动乱。中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夺取权力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号召自下而上地夺“走资派”的权，结果导致“全面内战”。原苏联也是因为改革运动演变为反复的夺权运动而陷入困境，用尽了“震荡疗法”、“输血疗法”，均无起色。“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苏联的教训，足可鉴戒。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活动家们，应当极其谨慎地选择道路、极其负责地告诉人民。在国际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在国内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中国可以走这样的道路：充分利用已有的微不足道的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充分利用现存的并不完善的法制去达到更高更好的法制。
人民争取权利，不可能与政府权力无关，正是为了以自下而上的压力来推动政治改革。套用毛泽东的说法，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是以权利包围权力，最后达到以权利制约权力。
正象晚清的立宪、袁世凯的立宪最终归结为“改革官制”，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只是“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实行民主宪政所要求的政治改革是变革权力结构。
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共产党集权制。一切公共权力集中于政府；政府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作为“伟大领袖”、“核心人物”的个人。政府的权力是不可制约的；共产党的权力是不可转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就是共产党集权制的特征。中国是一个头重脚轻的社会。社会上层的力量十分强大，社会下层的力量非常软弱。社会的动荡大多源于上层权力机构的争斗，但下层的力量难以制止，而且往往被裹胁进去。人民争取权利运动，就是为了把头重脚轻的社会颠倒过来，发展社会下层的力量，营造民主制度的基础。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的绝对的定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果然腐败了，它所领导的政府也腐败了。为什么会腐败？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从制度上找原因，总是归之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生了腐败怎么办？人民无可奈何，只能等待上级来整顿下级。“六四”以后惩治腐败，强调“一级抓一级”，似乎决心很大，殊不知问题就出在“一级抓一级”的体制上。在这种体制下，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只有一种，那就是以较大的权力来约束较小的权力，以高层的权力来约束低层的权力。乡一级的腐败只能由区一级来抓，区一级的腐败只能由县一级来抓，县一级的腐败只能由市一级来抓，市一级的腐败只能由省一级来抓，省一级的腐败只能由中央来抓。这样的体制必然发生两个问题：第一，上面不抓，下面就出“土皇帝”；第二，中央的腐败谁来抓？集权体制有一个假定：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是绝对正确的、不会腐败的。事实正好相反，即使本来很正确的人，一旦成为不可制约的绝对权力的体现者，就变得不正确了。到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时候，用什么办法来扶正？毫无办法！
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腐败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八九民运的根源就是经济改革以后释放出来的能量冲击腐败的政治。“六四”开枪，是用强力压制了矛盾，并未解决矛盾。矛盾的解决延期了，矛盾的再次爆发，很可能会出现更猛烈的形式。但愿采取和平的、理性的、渐进的方式解决矛盾，不要丧失最后的机会。矛盾的解决只能是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
彻底的政治改革必须改共产党集权制。首先，变绝对权力为分权制衡。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存在绝对权力的地方就不会有宪法的权威。权力机构实行分权，互相制衡；上有宪法权威，下有人民监督，才能建立民主制度。在权力制约权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是权利制约权力。民主运动完全可以根据现行宪法去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但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共产党要“领导”也是可以的，只能在公平的竞争中去争取，而且必须定期得到人民的批准。
民主体现为原则、制度、程序。美国的民主不是体现在谁当总统，而是体现在按什么原则、制度、程序产生总统。在民主制度下，不能说哪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少了他民主就消失。同样的道理，不民主也是体现为原则、制度、程序。不要把不民主人格化，不能说哪一个人死了不民主的政治就会终结。人民正是要提防抛出替罪羊，转移视线，挽救制度。中国的强权人物邓小平虽有铁腕也难抗自然规律，去日苦多。邓小平不会把不民主的政治带进坟墓，但正象毛泽东身后一样，也会出现变革的机遇。民主运动的战略与邓小平的死活无关，然而为了把握邓小平身后的机遇，迫切需要确定恰当的战略。
进行争取权利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都必须转变观念。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启蒙运动，但进行得不彻底；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重新进行启蒙运动。中国人向来缺乏权利观念，而且往往认为是权力产生权利。如果不把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颠倒过来，以人民拥有权利为当然前提，就不可能发动争取权利运动；没有争取权利运动，也不可能以自下而上的压力来推动政治改革运动。
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争取权利运动、政治改革运动。用一句话来表示，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就是：以思想启蒙为先导，以争取权利为中心，通过政治改革的途径，在中国实行宪政。
(本文是作者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人士“中国改革问题圆桌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附件十二
答郭罗基
1.
答郭罗基
您的文章，我是从“北春”上找到。
我认为此文极为重要，它为当前中国民主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政治上，当前中国民主运动就是要为建立“宪政民主”的共和国而奋斗。
“宪政”就是“限政”。
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中国从根本上走出百年来“民主运动总是为专制政权作“嫁衣裳” 的怪圈，就是要在当前中国民主运动中特别注意不突出任何一个个人，如您所指出的，用“权利包围权力”，即用“争每一个人的权利”去抑制个人的、党派的、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
坚持“人权第一”，走“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道路，是“争每一个人的权利”，用以抑制个人的、党派的、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的不二法门。非必需，绝不取它途；非必需，它途也只能是极暂时和有限的。
徐文立2/28/04
2.
此文成于1994年，事实表明，我提出的战略方针并没有为民运所接受。那时你不可能看到，整整10年以后 你才看到，也只有你认为非常重要。我犯了一个错误，现在觉悟到了，民运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战略方针。所以要另起炉灶，搞民权运动。
郭罗基 2/28/04
3．
文立，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必须宣传这个思想，这个路线，这个权威。宣传个三、五年，中国的民主就有希望了。
XXX 3/2/04
4．
X（XX）、X（XX）都是从中国全局考量问题的大智者。他们永远不会把他们的支持给予任何一个个人，包括……、……，……谈到……，完全是全局需要，不论是从“法治”之“法”的角度……说句公道话，还是……。
当年，他们的所为，依我观察，X主要是想用正确的观点、立场影响邓、胡；X则想用正确的观点、立场影响思想界和整个社会。
对于XX这样的能从中国全局考量问题的大智者，立意低了，一定参不透。他们才是国之宝啊！
2/22/04徐文立致XXX
依我了解，X、X都是把个人的荣辱交付给历史而不是交付给现实的。
徐文立/又及2/22/04
附件十三
答XXX
诸位：
我非常赞成以下两段话，删节号当中的内容我都不大赞成，今天没有时间阐述它。再谈。
附上一份去年我在哈佛费正清中心讲话的内容，这是整理稿的第一部分，一直没有时间把它完成，请批评。
当然，我现在人在国外，所讲的话可能和国内的朋友从内容到语气会有所不同，但总的都不会脱离公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路线。
徐文立2/26/04
（XX语）
你说的渐进路线，是非常有价值的，世道和国民的水准，基本上只适合渐进的路线。
（XX语）
我们所面临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估计要10到20年的奋斗。对胡温来说，我们需要变得更温和一些，这种策略很重要。要让共产党容许我们存在，我们就要承认他们的存在，这样或许更有利一些。温家宝说过一句话：“要逐步提高人权标准”，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中国要实现和平演变，需要中共逐步向民主政党转型，……。不通过这种方式，和平演变是做不到的。我认为胡温是比较好的，这条路子继续走下去，就是一条和平演变的路子。我们和共产党是一种竞争关系，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争取民众认同和群众支持，我们要避免和共产党面对面的斗争，把一切交给群众去评判和选择。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附文
中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希望在于渐进
徐文立
（2003年2月12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讲话）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在中国这块古老、又经历了二千多年专制统治的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一代又一代地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奋斗。可是，每当中国人看到了民主制度曙光的时候，这种希望却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经历了这样一次又一次挫折之后，我们不能不深思一个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到底是中国人不喜欢民主这种政治制度？还是中国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去使民主制度在中国成为现实呢？
中国民主事业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的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就义，他们当时失败的其他原因且不说，但是过于急于求成的确是一个致命伤，他们企图用“百日维新”就想把西方当时已经确立的君主立宪搬到中国来。
孙中山、黄兴他们不满意康梁的君主立宪，试图用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早期的一些共产党人也试图走这样一条路。可是，中国却在不到一百年中再次地沦入了两度专制政治的时期。那么，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是不是要有一些必备的条件呢？那又是哪些条件呢？这些条件中又有那些是最重要的条件呢？
（一）
(未整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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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答XXX
1.
XX：
我了解目前国内的困境，以及你们为走出困境所采取的必要的步骤。我更能理解北京作为大陆政治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对此，我个人意见有三：
(1)在国内，存在是第一位的。
采用灵便的方法交换意见、协调作法，是完全必要的。但要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来作到以上两点，不但不可能反而会遭至巨大的损失，这已为以往的历史反复证明过。
总之，切忌急躁盲动。
有时宁可少做一些，也要求政治反对派的阵营整体不垮。
(2)稳固的宪政民主的国家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民权基础之上的。
宪政就是限政。
二十世纪中国人跟着国民党或共产党更多的挣的不是民权而是党权，所以结果都为独裁者或独裁政权做了嫁衣裳。为了走出这个怪圈，我们这一代人的民主事业就要以挣民权、维权为正确方向，争的、维的是各个阶层不同诉求的正当的公民权益。当然在目前阶段，要把工作的重心向弱势群体(特别包括各类被囚的良心犯和他们的难属)倾斜，也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事业走出困境，而不成为少数人传递异议意见的小圈子。
(3)我个人因在国外，自然不可能是这个协调机构的成员。
鉴于特殊的理由，请也不要推荐我成为这个机构的国外联络人和代言人。我会选择恰当的角度配合和策应你们。
有什么问题，请你、XXX和XXX和我联系。我会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请特别注意，联署任何文件，未经我个人同意或委托请不要把我的名字署上。
徐文立4/3/04
2.
……
3．
文立兄：
04/03信收悉，我会尽快将你的意见转给有关朋友。我个人觉得你的意见很中肯，符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如有可能，我会尽力劝说取消协商会议，以免招致大的损失。
…………。
就此祝
全家好！
XXX04/04/04
4.
文立先生：
你好。知悉你操劳过度，艰苦奋战，为之担忧。身体，尤其是一个身当重任者的身
体，异常重要。为了强健身体，你是否可以服用“六味地黄丸”？这种药长期服用，可
以增强体质，减少睡眠，支撑重负。而且没有副作用。据很多人的体验，效果是非常理
想的。
仔细拜读了你发送过来的所有的邮件和文章。改良当然比革命，更能减少社会变革
的成本和国民的痛苦代价。目前的大陆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整个统治阶层之中的
思想意识或曰思变观念的渐进，使得改良的空间慢慢增大。
近代有两个伟大的思想家是我们所敬佩的。一个辜鸿铭，一个是梁启超。他们都拥
有异常深远的历史眼光，都多认为革命比改良有害。但是辜同时也承认太平天国和后来
的革命，基本是统治当局极端的腐朽自私无能并拒绝改良的压迫结果。我也认为，国民
革命是满清王朝末期的寡头统治集团压迫出来的革命。是一种无奈的，没有改良道路可
走的革命。
你事务繁多，打字也不方便，不必每信必复。问你全家安好！也于此问希哲兄全家
安好！
XXX于XX
5．
XXX兄:
你们好.经济天下的事业,是我们的终生事业.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冷漠蔑视,侮
辱打击,都不足以使我们气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循序渐进.急躁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的共识曾经是:中国民运应该分三步走,或者说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启蒙和维权,推动党内民主,建立民主宪政.各个阶段,各有侧重.同时也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启蒙和维权,可以从带动国民进行请愿开始.请愿的问题很多很多.我稍微罗列一下,供诸位参考.
1.中小学生的减负;
2.国民的普遍的义务教育制;
3.要求国家禁止拖欠教师工资;
4.要求修改刑法中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的条款,提高刑罚的幅度;
5.要求运用法律,严格惩罚家庭暴力犯罪;
6.农民的维权问题,比如农业税,统筹提留,摊派,集资等等,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如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医疗和劳动保险,在县乡镇真正精简机构以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等等;
7.关于工人阶级的问题,我们一起寻找问题,那问题太多了,随时都有可以请愿的问
题;
8.关于提高职业军人专业或者退伍的待遇的请愿提议;
9.关于国家减少基层警察的管理幅度或者说为警察警察减负的请愿提议;
10.在县乡镇的公务系统,带动人们要求中央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和教育领域的财政
拨款,这是地方干部乐意的事情;
11.在商界,首先我们对他们进行研究,区分不同的群体,然后找到他们共同关心的问
题,创造大请愿的题目和机会;
12.对其它社会群体逐一研究,然后找出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请愿.
请愿是最温和的合法的启蒙和维权的活动.但是久而久之,就会有良好的社会效应.
XX于XX某网吧4/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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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答XXX
1.
XX:
很对，在国内，存在是第一位的。
徐文立4/2/04
附件：
XX：
你和朋友们的愿望和要求我完全能够理解，也是我应该那样做的，正如我在国内、在狱里的时候所料想的，一旦离开了母国的大地，我的作用必定是更加有限。何况一些早来的人，几乎占尽了资源。同时，一些人又败坏了资源……。
更奇怪的是，有个别人很怕我做事，比共产党还更怕我做事，已经有些人在开始用明枪暗箭来诋毁我，这些我都不会介意，也不会回应。战斗者永远要侧着身子，这反而是一种很正常的姿式。重要的是我，要充分地了解情况，安好家，好在我现在在布朗大学有一份工作并讲课，已初步能作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奠定一个正确的、良好的多党政治的基础，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把中国民主党建设成一个开放式的新型的政党。只要哪怕是口头上，为争取一个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未来中国而工作的人，都可以打中国民主党的旗号，其实海外的许多人早已开始这样作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内斗，抢位子，抢旗帜，我主张在海外先做实事，不勉强也不急于搞组织建设。所以，当我跨上美国国土的第一时刻，我就对外宣布了：一，我不当头(是指中国大陆所有异议人士的头)；二，我不攻击任何人(不包括有可能会严厉批评某些有罪行的人)；三，不回应任何人对我的攻击(当然不包括对我亲属的攻击)。
惭愧的是，一年来，我几乎筹措不到任何一点钱来为我们的事业，虽然我是尽了力，人也瘦了20多斤。惭愧的是，几乎拿不出任何钱来帮助遇难的朋友，为工作、为朋友花些钱，只好从自己的工资中抠，……。
实在对不起，不能再谈下去了，明天又有两个半小时的课。用时方知少啊；要给学生一杯水，真得自己要有一桶水才行。惭愧的是，至今打字还不灵光，还是你嫂子代劳的，谢谢你问候她还有我的女儿。
此信，请转所有朋友。
文立2/24/04
2．
徐文立先生，您好！
目前，国内大家主要通过网络进行活动。知识分子们认为仅仅依靠文章就可以让中共放
弃独裁统治，在中国实现民主。我以为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由是我以为当务之急仍然是组织问题。我有一想法，请指教。
……
祝平安
XXX 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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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答XXX
XX：
中国民主事业是一个整体，所以不论任何人召开有利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会议，你受邀请前往参加都是应该的。
中国民主党人应该努力成为胸襟最宽广的人，在为国家和民族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党派的偏狭。只是因为中国民主党还不是一个组织完备的党，我个人认为，任何个人目前还不能说能代表整个中国民主党去参加任何会议，只是在这一点上请稍加注意就可以了。当然，我也不例外。
徐文立2004年4月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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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答XXX
1.
XXX：你好!
你多次托他人转来的信和一些建议，我均收到。你的有些建议是很好的，我会听取和采纳。
你有关海外流亡人士主动向中国共产党当局的领导人提出在他们外访期间，请他们吃饭，向他们示好，建立情谊，交流政见的建议。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有风度的政治创建，但不知你想过以下几个问题没有：
一. 请人吃饭总是要钱的。钱从哪里来？绝大多数流亡到海外的人士，一开始都存在着严重的生计问题。刘国凯已来国外多年，至今要开大卡车为生，手掌粗得像锉刀；赵品潞在做装修工期间吸入了不少有害气体，以至得了肺癌，客死他乡。我也比他们好不了哪里去。为政治，我至今没有能力募到一分钱；除了繁重的政务，我每周还要讲两个半小时的课；今年有了工作，明年未必还会有，这种精神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一年多来，我所进行的工作，大的就有20几项，其中额外的开销和对其他朋友经济上的帮助，全部是从我自己的工资中去抠……。可能个别的流亡者有钱，可悲的是，常常有钱的并不做什么正事。
二. 政治就是政治，它决不是请客吃饭所能解决的。政治斗争基本上无巧可取。政治斗争是绝对讲究实力的，在你没有实力的情况下，或者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对手连眼睛夹都不夹你一下。当他们作为贵宾，被他国元首邀请之时，我们提出如你所建议的那种邀请，只会落得个无人理睬的尴尬结局。
三. 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时候，更要讲究自己的风骨。在他们似乎很风光的出访期间，我们发出那种不着边际的邀请，非但不会显现出我们的政治风度，反而只会成为人家的笑柄。
四. 作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正途，是关心最广大民众的疾苦，动员和融入到民众争取和捍卫自己合法权益活动中去，“用权利包围权力”，走“宪政即限政”的道路，才可能使中国的民主事业走出为独裁者和独裁政权做嫁衣裳的怪圈。
五. 政治犯的家属不但要承受外界的巨大压力，还要承受家庭的重担，以及对狱中人的生活的接济和精神的抚慰。一般来说，不宜再从事其他任何政治活动，包括转达政治性意见。你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和我通电子邮件。
六. 以上诸点，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
徐文立2004年4月17日凌晨AM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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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徐老师你好。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人是谁？XXX 收到请回话。
2004年8月15日
XX：
总是会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的名字“江胡水淼”析为：
“江”（大）“胡”（二）的“水”很浩“淼”啊，他是不是会后悔怎么会起了这么一个匿名的名字。
也许他不后悔，也许这正是他的本（“笨”）意；也许他不懂，他不知道中国文化能让中国人作出这样的解析。
真是“内举不避亲”啊！
“江”（大）“胡”（二）的“水”真的很浩“淼”。
“江”（大）“胡”（二）的“水”真的很浩“淼”吗？
“江”（大）“胡”（二）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水”真的很浩“淼”吗？
我看不见得。
如果，“江”（大）“胡”（二）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水”真的很浩“淼”，他们不必这样把中国民主党人置于死地。
他们怕。
他们怕人们说他们的“依法治国”不是“法治”。
他们怕全体中国民主党人和全体中国人。
可笑的是：
这位“江胡水淼”者连“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而非“联合总部”）正式成立于1998年11月9日（而非什么“98年10月”），他都不知道或没搞清楚；
他连“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是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刘世遵等同志在全国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在海外王希哲等先生鼎立帮助下，成立于（我1998年11月30日入狱之后的）1999年2月6日，真正使中国民主党成为了初具全国规模、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政治反对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他都不知道或没搞清楚；
那么，这位“江胡水淼”者怎么会知道，我和我夫人在某一夜会商量什么呢？如果我和我夫人夜里都说了些什么，他却能知道，那么他的身份岂不让人很怀疑吗？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谁”会有这样的本事。
但是，我不大相信这位“江胡水淼”者有这个本事。
他，不过是牵强附会而已。
成立中国民主党，是在中国大陆“结束一党专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的政治事件；这是中国民主党全党同志付出巨大牺牲，共同努力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事件如果被人说成是，我和我夫人“一夜谈”所造成的后果，岂不是对为这伟大的艰苦卓绝的事业付出了青春和生命代价的全体中国民主党人的极大侮辱吗？
最令我不解的是，这位“江胡水淼”者及他的那班势力，既然已经把我徐文立“揭露”得那样“透彻”，那样“不堪”，那样“利欲熏心”，那我徐文立还有什么可能“以史为鑒，权当作镜子”？ 还有什么可能“有点自知什之明”？还能做到让“徐文立心中还有‘中国民主党’的大旗”，并“营救狱中中国民主党和资助民主党难属”，并“义不共容辞、责无得旁贷！共谋中国民主党大业”吗？
那么，这位“江胡水淼”者这番所谓的“义正言辞”，这番所谓的“鞭策”是真的吗？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懂，这位“江胡水淼”者及他的那班势力之意在哪里。
我偏不会，随了他们的意。
这一点，我很顽强。
我耐得住。
更令我不解的是，事到如今，还要用这位“江胡水淼”者的“小文”笔下的徐文立扛中国民主党大旗。
这位“江胡水淼”者及他的那班势力是真为中国民主党着想，还是想害中国民主党呢？
不解。也解。
还是那句话：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懂，这位“江胡水淼”者及他的那班势力之意在哪里。
我偏不会，随了他们的意。
这一点，我很顽强。
我耐得住。
一般的，我对于对我个人的攻击不作任何公开回应。
但是，任何人不要以为可以攻击和侮辱我的亲属。
这次，我依然不会公开回应这位“江胡水淼”者和他所代表的某种势力，只是请朋友们转告他们先学会把基本事实澄清了，再来“沉清”。
此信暂不供公开发表，可转阅。
徐文立2004年8月15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9周年纪念日于美国
附件一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成立公告(第1号)
1998．11．9
鉴于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赋予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鉴于中国大陆现行法律并无禁止公民组党的条款，鉴于中国大陆尚没有《政党法》可遵循，所以“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今日以公告形式宣布成立。
１、本党部遵照中国民主党临时党章的原则建立。
２、本党部经北京天津全体党员签名通过，产生了北京天津地区党部领导机构及领导成员。
３、本党部所遵照的中国民主党临时党章系严家其先生起草，经徐文立先生修订。本临时党章拟提交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审议并经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４、本党部暂按临时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原则进行活动，并吸收党员。
５、本党部暂定入党誓词为：
中国民主党誓词(临时)
我志愿加入中国民主党，拥护党的章程，忠实于党，公心至上，服务大众，不畏牺牲，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努力奋斗。
５、经北京天津地区党员签名通过，产生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主要领导人：
主席：徐文立
副主席：查建国、高洪明
秘书长：刘世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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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成立公告
一九九九年二月六日
（联总文1号）
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湖北党部、辽宁党部、天津党部、陕西党部、河北党部、河南党部、北美党部即日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
联合总部领导机构为总部委员会。由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王希哲、陈忠和、张汉江、萧诗昌、吕新华、魏林文、钟积林、刘飞跃、吴树江、王志强、王泽臣、王文江、付升、刘世遵、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王志新、王平渊、冬钱、林伊缅、魏晓冰、王强、施军、王根田、王林海、陈晓昶、丁贵雄，三十一名委员组成。
总部委员会四常任主席：徐文立、王希哲、秦永敏、王有才。
总部委员会下设两个常设机构：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和监察委员会（简称监委会）。
执委会委员：查建国、陈忠和、王泽臣、付升、高洪明、刘世遵、冬钱、张汉江、王强、吴树江、施军。执委会国内委员按排名顺序轮流每人主持执委会工作三个月。主持工作期间为总部委员会执行主席。
监委会委员：萧诗昌、何德普、林伊缅、王文江、吕新华、王志新、王志强。监委会委员按排名顺序轮流每人主持工作三个月，主持工作期间为监委会主任。
联合总部恳盼中国民主党各省市筹委会，根据各地情况完成建党程序，在正式组建党部后加入联合总部工作。
联合总部愿和中国民主党各省市筹委会、各地民运人士共同为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努力。
联合总部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宪政。当前三大任务是：加强自身建设、维护公民权利、推动政治改革。
联合总部坚持“公心至上、为大众服务”的宗旨；坚持公开、理性、和平即非暴力的政治原则。遵守中国现行法律，与中国共产党等其它九个党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共同为中国民主自由的事业而奋斗！
注：接山东筹委会负责人谢万军电话通知：山东党部成立，参加联合总部工
作。此事待后正式下文。
执行主席查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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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我们怎么办（2）（2004年8月15－19日）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