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会长: 

   尊敬的理事: 

   尊敬的女士和先生们： 

   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讲者，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有这么多说英语的朋友在听我演讲，但是我不能用英语说话，所以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再者我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不喜欢拿稿子，事先又不喜欢告诉翻译我会说些什么，所以给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他虽然在幕后，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讲得快了他翻译起来会有困难，所以我讲话的语速尽可能慢些。 

   这一次我是从美国的东部飞到西部，从罗德岛州飞过来，那天是下午，我们坐的飞机是追着太阳飞过来，而且一直是追着太阳飞，我就想，这有什么象征的意义？我想是有象征意义的——民主就是太阳，我是追着民主这个太阳飞的！ 

   太阳的旁边有一个民主基金会，你们是做着太阳一样的工作，你们把民主的阳光照耀着大陆的那些受难的、被囚禁的政治犯，用你们的阳光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大地上宣传我们中国的民主事业，你们的工作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我本人在狱中或者是狱外的期间，都收到过你们发动许许多多的人写的那些贺年卡，寄的那些捐款，我非常的感动。我为什么那么清楚有一个张昭富先生呢？我很早就看到过他写给我的卡，所以我今天能有这样个机会向张昭富们，我需要加一个“们”字，还有张昭富夫人这些女士们，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关注、帮助、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们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作出自己的牺牲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私心”，那就是，我牺牲可以，但是总该有人惦记我，关心我，我想这点“私心”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由于你们把这种阳光、这种关心送到了中国大陆，就使得这片阳光照到他们心中了，我觉得对于他们是有特殊意义的。所以在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似乎他们收不到信的情况下，你们也不断地作下去，这样的民主事业不仅是对那些政治犯，而且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广大民众都是巨大的支持。 

   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对于中国民主事业在目前情况下应该怎样作的看法，中国的民主事业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她毕竟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如果她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么她不仅威胁着中国人民的安全，她也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当然威胁美国人民的安全，所以中国能不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事情就是美国的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 

   我来到了美国之后，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一个民主制度要真正在一个国家确立起来，是需要民众的巨大支持的，这个里头有两点，一个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另外对于诚实劳动、合法取得的财产的尊重，这样的两点成为了坚实的基础，民主大厦才可能确立起来，我感到美国社会几乎是处在法治条件下的“无为而治”，我们在大街上很少看到警察和大陆最常见到的无处不在的“大檐帽”，但是这个社会既自由又非常有序，这就是法治的威力，在这种法治社会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对此使我深受教育，我今年六十岁，六十岁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甲子一轮回”啊，我觉得我很年轻，一切要从零开始。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在2005年去实现这个想法，因为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我在美国国会民主党午餐会演讲时说，我祝美国民主党好运，同时我说，我毫不隐瞒地说，我见美国共和党朋友的时候我也会祝共和党好运，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是中国民主事业的朋友。 

   我决心在2005年的时候，我要用我自己的双足，走遍美国，为了中国的民主，因为我深深地认识到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坚实的民众对民主的关心和支持上的，只有深入到社区，深入到民众中去，让他们关心中国的事物，让他们关心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事业，才可能形成强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巨大压力，所以我希望到了2005年的时候大家能够支持我。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说，我毕竟是六十岁的人了，我不可能一天走100里地，我可能走10里的时候不勉强走11里，在实在不行的时候我有可能以车代步,但是我一定要走遍美国,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 

   另外一点设想，就是世界人权公约和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法案，它决定了在华的所有的美国、西方民主国家的企业公司在取得合法的收益同时，它必须维护世界人权公约的共同标准。然而有一些公司企业却仅仅看到了那些经济上的利益，放弃了世界人权公约和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法律对他们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步骤，迫使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公司和企业，维护世界人权的普遍原则。在华企业，他们必须鼓励、支持成立独立工会，并根据世界人权公约的一些条款，责无旁贷地支持中国民主人权事业，我们只有采取种种的步骤才有可能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在世界的人权民主自由事业的强大的压力下低头。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