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客教授谈“中国大饥荒”：三个惊人的发现/罪恶超过红色高棉/轉載

往事如烟乎 于 2014-8-15 16:13:2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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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这一谴责和警告，竟然成了共和国主席自身的亡命之见，竟然成了绑架全体中国人民厄运的导火索，竟然成了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浩劫的直接缘由 ，这样的罪该如何理解？该给以怎样的审判才不辱华夏民族和不耻人类文明历史？
 
    冯客教授谈“中国大饥荒”：三个惊人的发现
 
    前不久，香港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冯克.（Frank Dikotter）以他的历史著作《毛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一书赢得英国塞缪尔R26;约翰逊文学奖。（见《祝贺关心中国大饥荒的冯克获奖》（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0249564）
 
    日前冯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就这段中国历史进行专题演讲。他说，在查阅研究当年的历史档案中，他有三个惊人的发现。
 
    冯客教授目前任教于香港大学，他利用驻港期间的便利条件，对当年的这段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四年前中国大陆开始对部份三十年以上的档案解密，对公众开放，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趁此时机开始了档案调查，使他对此段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并撰写了《毛时代的大饥荒》一书。此过程，他对文革时刘少奇的遭遇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提起“毛时代的大饥荒”，人们就会想起 “大跃进”。当年，以毛为了超英赶美，发动全中国民众大炼钢铁、放卫星……。冯客教授指出，这个企图大幅度增加中国工农业发展的误导性政策“不慎”引发 “三年自然灾害”，最后导致一场令人痛心的大饥荒，据人口统计学家统计，令三千多万人死于非命。
 
    他强调，这场对中国人民的灾难是发生在和平年代，而非战争时代。
 
    冯客先从广东省档案局开始调查，在阅读过程中，他看到有大量关于此期间的史料，包括公安部报告、屠杀调查、省级领导的坦白，如甘肃省长张中良、及普通老百姓给领导人的信函。他在研究中他对此段历史有三个新的发现。
 
    1、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 其中包括儿童与孕妇
 
    使他吃惊的第一个发现是，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而受刑对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妇女、更有孕妇。他说：“档案局有非常详细的报告，谁为什么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广东，孩子们被捆绑后推下水塘，一个12岁的小男孩被关进一个吊起的笼子。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个例，但当我在其它档案馆 (调查时)，暴力(的记载)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异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压。”
 
    这个意外的发现促使他在之后的4年，走遍全中国，查询了广东、甘肃、山东等数十个市、县和北京的档案局。他说，档案史料中记载的大饥荒，许多地方更像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死亡营，而不是张艺谋的电影《活着》。
 
    冯客表示，他至今还在用饥荒一词来描述这段历史，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程度的灾难?当人们提起波尔布特时，会想起群体灭绝?柬埔寨有8百万人，估计有170 万~250万人，在红色高棉时期死亡，少数被杀，而多数是被劳动至死或饿死。在研究中，他发现安徽阜阳有8百万人，与柬埔寨人口相同，当地的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大饥荒时的情况，数据显示有240万人死于非命。而中国在1958至1962年期间，死亡人数是红色高棉的20倍以上。
 
    档案馆有很多具体数据，多数来自于公安部，也有来自于统计局与省、县62-64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数据，冯客估计“大饥荒”时代，中国至少有4仟5佰万人死于非命。其中6-8%死于暴力，超过比波尔布特统治时的死亡总数。
 
    在四年的研究中，冯客花了6个月在档案局阅读史料。对于大跃进中滥用酷刑，冯客表示“一开始，我很难看到缘由，但慢慢明朗化”。因为人民公社建立后，人们失去了一切，房子、生活、耕牛、工具、包括几年前刚刚分到的土地，所以耕农没有任何动力劳动。大饥荒开始后，种植的粮食，也不属于耕者所有，要全部上交。为了生存，在甘肃和广东等地，出现了袭击和抢烧粮库的事件。他举例，1961年1月底在广东的一次粮库袭击后，农民将粮食烧掉并留下了愤怒的字迹：粮食不是我们的，所以不如烧掉它。因此执行党的政策，就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强迫饥饿的农夫劳动。
 
    2、很多在饥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饿死 而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
 
    他的第二个意外发现，是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而非无食被饿死。
 
    冯客表示，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被没收、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而为了满足党组织不断下达的更高上交指标，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着、所谓的坏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这样的例子在档案中并不少见。例如，四川许多县，80% 的人死于无食惩罚。
 
    但大饥荒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死人，冯客表示，强硬的公社化手段导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环境的破坏，也导致了人性的恶化与人们在道德上的妥协。
 
    他举例?“在湖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一个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这个父亲三周后伤感而死。”从档案史料中他发现，活埋在全国一次、一次地出现。
 
    在大搞工农业的政策下，从1958年开始许多农村土房被拆后用于肥料，被误导的农民认为大跃进一定能实现，不久就会重造高楼大厦甚至是飞机场，也将土房拆毁，建造人民公社所用的砖头也来自于个人房屋，而农民为了生存私自藏粮被发现后，地方官员也用拆房的办法使农民不能藏粮，最终导致大量房屋被毁。
 
    3、一切灾难是由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 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与一队人同行，在淮河与黄河流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期间发现裸体死去的妇女和孩子，经调查发现她们为了要口饭吃，把身上的衣服变卖了。胡耀邦的调查结果是，大跃进的水力工程破坏了当地环境，使土地丧失承水能力，最终导致了这场恶果。
 
    在冯客的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饥荒时的灾难，也记载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在对民众的采访档案中，冯客发现，“偷”是一个最决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为了能否存活的问题?“销售员在店里偷东西、协助人员开假发票、在账本上做花样……”
 
    “一个名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报到最高领导人，他的双腿被铁丝捆，有人用一块十公斤的石头砸他的背，他的一只耳朵被剁，最后一个人用滚烫的工具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偷了一个土豆”他说，
 
    但为了生活，偷窃一时成了社会风气?工人偷工厂、农民偷吃未成熟的生粮食?有时在农村，农民用两本账本，一本给党的官员看，一本给自己看?收粮后先给自己分一点?在运送过程中人们用竹子偷粮，再把沙子参进粮食中弥补重量?在厨房里，厨师做饭也尽量偷一点?当饭摆在桌上时，有时一半已经没有了。
 
    他还说，据档案记载，1961年1月甘肃省发生了500起农民成群抢劫货车的事例，在1月底的一次劫车中，4仟农民把货车抢劫一光?有一次农民们从货车上抢劫了军服后，穿着军服再抢劫了当地的粮库。在湖南的一个县，两个月中30个粮库被抢或被烧。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失去了一切后开始堕落，社会也开始崩溃。冯客表示，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残?邻居之间互相盗窃，家庭中的弱者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有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将孩子卖掉?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对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还是孩子的生命选择中痛苦挣扎，被逼将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杀。此时中国的自杀率急剧升高。
 
    冯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农村的贫民，为了生存必须在道德上做出多种妥协，所以大破坏与堕落同步进行”。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中执行着。
 
    刘少奇对大饥荒认识的改变
 
    一直以来，刘少奇都坚决认为大饥荒是其他人的错误，而毛是对的；直到1961年1月，他走访了整个湖南省后，他的认识完全变了。他在给毛的一份密信中表示，与公安和省领导谈话中，他得知全省估计有40%的房屋被毁。而冯客在档案中发现，四川部份地区，则有60%-70%的房屋被毁。
 
    在《毛时代的大饥荒》中记载一段了刘少奇与毛的争吵：刘少奇告诫毛停止假装大跃进的过错只是十分之一；过错是十分之九。冯客表示，这场在1962年刘与毛的争辩，定下了刘在之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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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纪念人民日报亩产万斤报道发表55周年
 
老醉汉 于 2015/3/21

人民日报是中国GCD的喉舌，为了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派遣记者和编辑，不远万里，深入农村，1958年春上到湖北麻城，后来到福建海星工作。8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湖北麻城水稻亩产36900斤、福建海星花生亩产10500斤的报道。

一家报社，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中国的粮食产量一举提高到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乐观精神，这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创造精神，这是“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自信精神。每一个中国GCD员、尤其是统计局和发改委的D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钱学森认为：只要充分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加大栽种密度，多施化肥，夜晚点上电灯让稻田继续进行光合作用，亩产万斤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中国率先实现。有三个人对钱学森的观点提出批评，一个叫巴金的作家，一个叫方励之的学者，一个叫袁隆平的农技员。争论到了中南海，毛ZX一锤定音：钱学森实践了一条列宁主义的种粮路线，在粮食生产上我们要反对狭隘本本主义和狭隘教条主义。于是乎，巴金送进五七干校，方励之下放工厂，袁隆平发配到海南岛的荒郊野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人民日报自1948年创刊以来，坚持不说假话专说真话，这源于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GCD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专拣领导喜欢的说，专拣好话说，专拈成绩说，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GCD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GCD员。从人民日报社参观回来的人说到人民日报，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人民日报精神所感动。湖北麻城、福建海星的军民，凡亲身受过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和亲眼看过人民日报记者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GCD员，一定要学习人民日报记者这种深入一线报道、靠前报道的群众路线精神。

    人民日报是个报社，他以报道为职业，对报道内容精益求精；在整个中国D报D刊系统中，它的数字是最可靠的，对人民群众的激励作用也是最大的。在人民日报亩产万斤系列报道的鼓舞下，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放卫星的高潮，我国水稻亩产一路飚升，很快就突破了亩产11万斤。虽然接下来的三年发生了饿死3800万人的大饥荒事件，但这主要是天灾，与人民日报没有关系。

    我和人民日报天天见面。后来我也给人民日报写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人民日报一次也没有发表。对于人民日报亩产万斤的报道，我是很支持的。现在大家纪念人民日报亩产万斤报道发表55周年，可见当年报道的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这种乐观、创造和自信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做过中国梦的人。(文/一点五)
 
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旧文
 
    中国是个农业国。尽管现在工业、轻工业以及其它领域的科技已经发展的很不错，但我们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
    
    因此，即便是今天，中国人对农业并不陌生。

    而过去，我们对赖以生存的农业则更加熟悉。

    五十年前，朴实的中国农民突然说起梦话，他们兴奋而自豪地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他们种植的水稻，已经达到亩产“十三万斤”！此条消息，刊登在当年《人民日报》上。尔后。又有新的消息，不断打破此项纪录。

    也许直到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并不知道水稻亩产一般是多少斤。以为这只是多虚报了一点，对于一向喜欢面子的中国人，这不是什么值得谴责的事。

    但醉汉要告诉你一个常识，水稻亩产八百斤以上，都属高产。单产千斤以上也有，但那不是均产。就科学试验来说，目前，想大面积突破亩产两千斤，也跟我们想去月球旅游一样。

    那么，亩产十三万斤是个什么概念呢？

    简单地说，就是夸大了将近两百倍！

    形象地说，就是你有六百五十元人民币，报纸以及领导却告诉你说：同志，你现在有十三万元人民币了！

    假如这六百五十元人民币，真的跟买彩票中奖一样，变成了十三万元人民币，那么，中奖的人就是跟范进中举一样兴奋地发疯也值得。

    可惜的是，范进中举是真的，换言之，他疯得也值。而我们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却是假的，我们这个疯，发得冤。直接的后果，就是在虚报了这么多产量后，却无法向国家交纳相应的公粮。在一大二公大一体的体制下，只能倾仓上交，致使几千万生灵活活饿死。

    按说，像这样连孩子都不会相信的谎言是骗不了人的。但悲哀的是，就有那么一大批人相信。其中，大多数还是我们的党政领导。

    他们真相信吗？

    他们不是白痴，显然心里是不相信的。

    可他们为什么要假装相信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伟大的领袖相信。

    只要他老人家相信，大家就相信。

    这里，除了人们对他老人家的盲目崇敬与信仰外，更多的是惧怕。说穿了，是在淫威之下的屈服、顺从。残酷无情的棍子，打断了这些人的脊梁骨。顶戴花翎，压弯了他们的腰。

    邓拓用《伟大的空话》讥讽了一下，代价是以死谢罪。彭德怀用《万言书》指正了一下，结果是凭空给他捏造一顶“反党集团”的帽子。

    在这种专制专横氛围下，谁愿意直抒胸臆？

    于是，说谎与欺骗很快在全党全国成燎原之势。疾风劲草，只能被烧焦。

    可他老人家信不信呢？

    要说他信，那他那非凡的大脑某部分难道有病？

    要说他不信，以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格，像撒出这样弥天大谎的人岂不要掉脑袋？

    有史家言，他是用指鹿为马的方式，来区分路线斗争中的敌我。

    这些安邦定国大事，醉汉不感兴趣。

    醉汉只想问一下：像这样明明白白欺世欺天下的谎言，与大规模饿死人的罪孽，为什么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得不到清算与澄清？

亩产万斤可以和皇帝的新衣、指鹿为马并列为三大自欺欺人之名作，皇帝的新衣是虚构的，所以还是中国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