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及其“联省自治”

刘劭夫

http://www.cdp1998.org/file/2019042301.htm

最近，在一个时政的微信群里，我无意间说到了陈炯明，群里竟然有人问我，“陈炯明是谁？”生于1878年的陈炯明，在辛亥革命及护法讨袁的上个世纪初叶赫赫有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竟然在很多中国人，甚至是关心时政的中国人那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时竟叫我语塞。陈炯明是中国帝制之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在南部中国，乃至在全中国政治格局上，都是一个具有全局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政治活动，他毕生所追求的“联省自治”的政治理想，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曾经推动中国建立联邦宪政的政制。留心中国现代宪政历史，一定绕不过陈炯明。鉴于此，便产生了要说一说陈炯明的想法。不是要做翻案文章，只是想还原一点真实的历史。在中国现代历史中，除了汪精卫，没有人像陈炯明那样，成为国共两党共同讨伐的乱臣贼子。时间并不遥远，一百年的时间都不到，历史就可以屏蔽和扭曲，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陈炯明出生在粤东海丰的绅商之家，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考中秀才。比较省城广州，海丰虽地处边隅，但离香港很近，易受欧风美雨所浸淫。青年时代的陈炯明经常阅读海船从香港带回的书刊，深受欧美宪政民主的影响，与同科秀才马育航（马思聪之父）等三十多人在惠州五岭坡方饭亭宣誓政治结盟，立志改变中国。陈炯明性慷慨耿直，任侠使气，时值惠州知府陈昭棠以清剿盗贼为名滥杀乡民，激起粤东士绅乡民不满，联名状告陈昭棠，公推陈炯明为第一具名人。陈详细了解惠州知府祸害乡里的实情之后，慨然应诺，并在广东提督大堂上，与陈昭棠当堂对质，列数陈昭棠之罪状，陈无言以对，当场被撤职扣押。陈炯明则把第一具名人所得的一千大洋奖励，捐为广州惠州会馆的建筑费。此事大快人心，乡人奔走相告，陈炯明于是名动省城，为日后从政打下基础。

庚子事变后，清王朝仿照日本立宪步骤，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开始在各省设立民意机构谘议局。宣统元年（1909年），32岁的陈炯明被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出身草根，十分同情民间疾苦，了解社会弊端，希望通过自己，纾解民艰苦难，改革社会恶政。所以，他热情的投入谘议局的工作，每一次出席谘议局会议，陈炯明做了社会调查，提交关乎民生、教育、禁赌、禁毒的议案。在谘议局的会议上，陈炯明慷慨陈词，兴利除弊，成为谘议局的风云人物。

在省城，陈炯明结识广东同盟会冯自由，朱执信等人，在朱执信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同年，陈炯明借着与丘逢甲一起到上海出席全国谘议局的年会的机会，联络在沪的革命党人，建立同盟会革命党人机关，谋划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

这段时期的陈炯明作为谘议局年轻的议员崭露头角，结交省内外反清排满的同志，积蓄政治力量，准备在未来的政治变局中施展抱负。1910年初，陈炯明联合新军革命党人倪映典，加上早年的政治盟友马育航等人，发动新军起义，因准备不足，行动仓促而失败，倪映典牺牲。1911年二、三月间，陈炯明与黄兴、胡汉民、赵声等革命党人，联合马育航、钟秀南等潮汕基本政治力量，积极筹划黄花岗起义。然而，3月29日的黄花岗之役，同样因为起事仓促，指挥混乱，顾此失彼，招致革命党人死伤惨重，黄兴受伤，起义以失败告终。广州新军起义以及黄花岗起义，都是冒险躁进而失败。其实革命党人并不具备胜利的条件。黄花岗起义之前，清廷广东省提督张鸣岐早已掌握革命党人的动向，做了万全的军事部署，单等革命党人钻入圈套。而黄兴等革命领袖面临突发事变，并未随机应变，而是怀着侥幸的心理鲁莽应对，坚持起义计划，企图一搏成功。这次起义，陈炯明担任起义领导机关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率领一路选锋队（敢死队）负责主攻广州巡警局，但听说清兵有所准备，起义军火不能运到，朱执信、谭人凤等人主张起义延期，导致号令不明，陈炯明是故放弃攻打巡警局并率军撤退。

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对于推翻满清革命的动员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几个月后，武昌起义最终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黄花岗之役失败后，陈炯明退居海丰，积极筹划新的革命行动。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粤东潮汕地区，陈炯明作为同盟会粤东地区的领导人，迅速集结他的基本政治力量，组成东江民军，光复惠州。继而领军兵临广州城，对广州形成合围之势，迫使广东总督张鸣岐弃城而逃，广州得以和平光复。嗣后，组成军政府，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被举为广东副都督。不久，因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南京，陈由代理都督而正式就任广东省军政府都督，这是陈炯明第一次主政广东。在粤督任上，陈炯明致力于维护社会治安，大力肃清盗贼、会匪、赌博、械斗等“四害”，推出一系列整顿吏治的举措，深获民望，使广东在全国成为政绩斐然的一个省份，显示了陈炯明卓越的施政能力。

其实，陈炯明作为广东本土的政治家，真正主政广东的时间很短。广州光复之初，百废待兴，而作为都督的胡汉民随孙中山北上南京，不做任何交接，把广东烂摊子甩给陈炯明，陈多次推辞，反复电请胡汉民回粤履职，又举荐汪精卫出任粤督。一是，彼时南北对峙，战火未息，清帝并未逊位，陈炯明志在北伐，光复全国；其次，广东兵患匪患祸乱全境，整顿编遣民军，肃清兵匪之患乃是当务之急，不仅得罪各方势力，更急需财政支持，而此时广东财政匮乏，靠在香港借贷度日；其三，陈炯明自始至终都不是孙文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不像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人，长期追随孙文。当此革旧鼎新之际，陈炯明并未以革命元勋自居，成为革命的新贵。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初，孙文从美国回到国内，他的早期追随的同志们就簇拥在他身边，排挤非嫡系的革命同志。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在1912年4月携胡汉民等人返回广州之前，广州报纸就对陈炯明治粤进行攻击，所以陈炯明避居香港，腾出位置请胡汉民复职。孙陈之间的隔阂由此已隐然产生了。

这里还发生一个小插曲，值得一说。孙中山在6月下旬去澳门其兄之家，对外称是回乡省亲，暗中差遣使者，约见陈炯明。陈炯明由省城乘坐兵船抵达。孙力邀陈下船登岸，然陈不允，坚持要孙上船商议，孙只好如命下船，两人密议至深夜两点乃别，陈即启轮船返回广州。此二人商谈什么呢？据侍者透露，陈说胡汉民之事实难接受，而胡已于日前乘宝璧轮赴港矣。陈问孙怎么办？孙如何回答，侍者不得而知。胡汉民不经议会擅自令广东财政司支出二百万革命经费，陈无法向广东人民交代。孙自然是袒护胡汉民。外人再也无法知晓孙陈二人首次密谈的真实内容。但是后人可以从这次密谈解读一些意味深长的意义。首先是两人关系，孙陈之间地位是平等的，绝无孙之于汪精卫、胡汉民那样类似于是一种君臣关系。孙要陈上岸，近乎移樽就教，陈不迁就，反而要孙下船见面。这种礼仪关系，表明了陈仅仅是把孙看作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此时陈炯明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长）。其次，在陈看来，这是一次同志之间事关公事的谈话，希望由孙出面解决胡汉民擅自挪用广东省公款的问题。但是似乎孙以自己的身份对陈以弹压。可以肯定，密谈不欢而散。但是却在孙陈之间埋下了隔阂。

第三，由此可见孙陈两人的政治品格及素养之高下。尽管孙中山自称医学博士，在西方的教育成长，但是在骨子上他还是一个草莽，为一党私利，可以置法规于不顾。而陈则是一个前清秀才，但是却谨守法度，明白治理天下规章制度须臾不可废弃。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是孙文政治品格的鲜明特色。这是孙陈之间的第一次龃龉，陈炯明也领教了这伙革命者是如何无法无天。这次孙陈之间的深入密谈，对于他们彼此了解对方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在孙文那边，他对于陈炯明的思想、人格、操守、抱负应该是看得比较清楚了，深知陈不可能为他所用。在陈炯明这边来看，孙文作为一个领袖的政治素养、人格魅力、治国才能等综合素质的缺失，都为陈炯明所洞悉。简而言之，这次谈话双方都明白，彼此不是一路人。他们最终的分道扬镳是必然的。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孙中山等一众国民党人声讨袁世凯为刺宋主凶。袁世凯先下手为强，先后解除了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的职务，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都督。陈炯明反复推辞拒不受命。袁世凯再三慰留，而胡汉民因擅自挪用粤省公款二百余万元偿还革命期间借贷的钱款，招致广东工商各界的公愤，为安抚粤民，稳定全省，陈炯明向袁世凯提出任职三个条件，一是由都督兼任民政长，第二是不再委派护军使，第三请中央拨款二千万元为稳定广东货币。在袁世凯应允三个条件之后，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

李烈钧7月12日宣布独立，接着，陈炯明于1913年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加入讨袁阵营。但是此时的袁世凯声势如日中天，在广东，独立和讨袁不得人心，省民和商界反对独立，反对战争，渴望保境安民，休养生息。袁世凯的中央政府通过笼络龙济光，联合南方陆荣廷等各路新军阀，策反粤军苏慎初叛变，炮轰观音山都督府，轻而易举的敉平陈炯明的第一次讨袁护法。陈炯明被迫出逃，流亡新加坡。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

1913年护法讨袁事败之后，孙中山等大多国民党人流亡日本。孙中山决意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建立个人独裁制，要求全党效忠他一个人，遭到多数党内老同志反对，黄兴甚至与孙绝交。

此时流亡于新加坡的国民党人陈炯明和李烈钧、柏文蔚、林虎、谭人凤一致反对孙氏作为。此事后来被孙文说成陈炯明企图另立异帜。在流亡期间，陈炯明前往法国，游历英法等地，借此对欧洲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况作深入的考察，作为中国宪政制度建设的借鉴。为了深入研究欧洲宪政国家的典章制度，陈炯明联络了游历欧洲的黄兴、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邹鲁、陈独秀、李根源、张曜曾、杨永泰、谷钟秀等人，组成欧事研究会，可见陈炯明对于宪政制度的向往。1914年4月，游欧途中的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联名致信东京、欧会友人，主张讨袁缓进。该信以反清讨袁失败的历史教训，恳切希望所有讨袁的同志们以国家民族之大局为考虑，保存力量、等待良机、切勿冒进。这封信是针对当时有人主张发动第二次讨袁战争的冒进主张而发出的呼吁，其实就是反对孙中山一个人的轻率躁进。而此时的孙文则公开指责陈炯明等另树异帜，分裂革命。至此孙陈的分歧开始公开化了。

1915年底，李烈钧、唐继尧、蔡锷等人联名宣布云南独立，并组成护国军，公开讨伐袁世凯。陈炯明为形势所鼓舞，回到惠州，召集旧部，组成共和军，于1916年1月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1917年9月，在李烈钧、陈炯明等人的支持下，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为武力统一中国之基地。早先，广东省长朱庆澜电请孙中山、陈炯明以及程璧光等人返粤主持大计，7月，孙中山率陈炯明、程璧光以及部分国会议员抵粤。朱庆澜拨二十营省长警卫军交由陈炯明统领，这二十营亲军的骨干都是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跟随陈炯明惠州起义的老同志。孙中山以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率部进军福建漳州。在漳州两年多，陈炯明开展社会改革和建设，政绩颇著，被称为“漳州新政”。在陈炯明卓绝的努力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当时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艾利森这样描绘漳州，“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现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艾利森强调了陈炯明所改造的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等等，颇有一些现代化城市的面貌。陈炯明也由此声名远播，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

“漳州新政”是陈炯明自清末以来改革中国、实现地方自治的一次最有效的实践，比起辛亥以来那些拥兵自重，以征伐为能事的各路诸侯，陈炯明凸显了治世的才具卓越。

早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陈炯明流亡香港，心情苦闷，寻找救国之路。结识了比自己小六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受到刘师复的影响，陈炯明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那就是通过自治、联省、联邦三大步骤，实现联邦主义。“漳州新政”的成功，坚定了他对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的信心，他坚信，“联省自治”才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这一理念贯穿他毕生的追求。

1920年10月，陈炯明离开漳州，挥师返粤，击溃桂系莫荣新残部，入驻广州，电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离沪南下广州，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为为建立十二省联省自治政府的初步计划。广东为南部中国最为富庶的省份，自1913年龙济光率领“客军”入粤以来，广东受外省军人的统治达七年之久，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故而对陈炯明如大旱盼云霓。况陈炯明的“漳州新政”美誉在外，家乡父老更是渴望粤人治粤，休养生息，重振经济，无不拥护“先争取地方自治，后建立联省政府”的主张。甚至连省外的粤商，也以实际行动支持陈炯明驱逐桂系。上海粤籍商人通过香港银行，给粤军汇去六十万元，海外华侨捐出巨款购买十二架飞机，可见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战争。

在重组的护法军政府里，陈炯明担任陆军部长、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这是陈炯明第二次主政广东。

上任之初，陈炯明就全力实施行政制度的改革，实践他的地方自治的政治纲领，实行县长民选。1921年的11月初，除了番禺、钦州、高要，雷州等县未完成选举外，广东全省计有南海、东莞、顺德、香山、台山、开平、曲江、惠阳、海丰、陆丰、龙川、博罗、潮安、梅县、琼山十五县完成了县长民选。这真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工程！试问，有史以来，中国哪朝哪代，曾经实行过县太爷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联想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状，怎么不令人黯然叹息！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现在别说选举县长，就是连乡长直选也做不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陈炯明出色的政绩而赞叹？在主政广东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在百废待兴的环境里，在孙中山的掣肘下，陈炯明就能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谁说中国老百姓素质差，不能实行民主？

民选县长这种创举，难免没有徇私舞弊的现象，但是陈炯明推行司法独立，凡有举报，一律移送法院审理。在选举县长和县议员的舞弊违法的十余件诉讼案中，以番禺县最受注意，两次选出的县长县议员均被法院判决无效。对于被选上的县长，省长陈炯明亲自传见训勉，鼓励这些父母官莅任之后，“自应急急救民于水火为先着，从整顿治安入手”。陈炯明以自己的治闽经验强调模范的重要性，各县都要树立模范乡村，加以推广，最终以实现全省大治为目标。

其次，陈炯明厉行禁烟禁赌。鸦片和赌博是造成民风萎靡，治安败坏的根源，陈炯明深知其害，不顾财政困难（烟赌税历来为广东重要的财政收入），颁布施行最严厉的禁烟禁赌法令。陈炯明的雷厉风行收到了效果，吸食鸦片和赌博偷盗的顽疾得到了治理，社会治安大为改观。

第三，陈炯明十分重视教育。早在他作为省咨议员的时期，他就提交议案，主张强制实行义务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因此广东的平民教育领先于其他省份。在治理漳州时期，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聘请钟荣光为国民教育高等顾问，任命梁冰弦为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校。陈炯明不惜经费，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校。据1919年12月5日上海的《民国日报》报道闽南护法区的教育所载，“计龙溪一县，学生数约为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翌年又报道，“以龙溪一县为例，本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及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夜校90余所。”主政广东后，马上聘请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以全省税收的十分之一以上拨为教育经费，广东教育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

笔者不厌其烦的罗列陈炯明主政广东的善政，无非是想说明的是，陈炯明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曾经那么文明的管理过广东省，曾经交出过那么漂亮的政绩。广东在短暂的和平时期，百姓开始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文化开始走上正轨，说明了地方自治能够给人民带来福祉，能够给社会带来长治久安。

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陈炯明一定能把广东治理成为“模范省”，进而实现联省自治，组成联邦政府的国家政体。中国实行过三民主义，实行过共产主义，没有给机会实行联邦主义（联省自治），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的遗憾！

陈炯明和孙中山的分歧乃至决裂，兵戎相见，看似是两个广东人的个人政争，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当代中国的两条道路之争，也就是说，是走孙中山以武力统一中国，再造大一统集权国家，还是走陈炯明的各省以地方自治进而实现联省自治，最后建立联邦政府的国家这样一条联邦宪政的道路？现在回头来看，孙陈之争，对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影响深远，可以说是决定了一百年的中华国运。

我们再看历史。从第一次护法讨袁开始，孙中山就没有放弃过以武力推翻袁世凯乃至北京的民国政府。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高举武力统一中国的旗帜。第一次讨袁失败之后，孙中山蛰居上海，一方面著书立说，观察形势，并公开表示赞成联省自治；一方面谋划夺取广东，重组军政府，以广东为革命基地，讨伐各地军阀，达到武力统一中国的志愿。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以成戡乱之功，护法之愿”。所以，当陈炯明电请孙中山南下广东，主持联省自治的大计，孙中山便率领一班反袁的国会议员，南下广东，意在组成与北京分庭抗礼的政府。孙中山的政治意图，与陈炯明对于广东复兴、联合西南十二省推动联省自治的初衷大相径庭。孙中山委派汪精卫前来说项，汪转达孙的承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政治成了个人颜面之儿戏！实际上，孙中山在上海之时，已经在筹谋议会选举正式总统，组成正式的民国政府。所以孙中山一到广州，在1921年2月，便召集在粤的国会议员，提出召开非常国会，选举总统的建议。他的理由是，南方选出总统，成立正式政府，可以得到列强的承认，分享关税剩余，向全国发展。他的内心的算盘是，把总裁合议制的军政府取消，代之以总统独揽大权的“正式政府”，不再受到其他三总裁——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以及陈炯明的制衡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圆孙中山大总统的梦。

当时反对选举总统的人，除了西南各省领袖以外，国民党的要人如吴稚晖、蒋介石都表示反对。粤军的将领从军事上的观点表示激烈反对。

陈炯明的意见是，此举必将破坏西南团结，孤立广东的地位，况且在粤的旧国会的不过二百五六十人，远不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依照总统选举法，须有两院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即五百八十人，才能召开会议选举总统。孙中山自己首先违法，又怎能口口声声喊“护法”，而指斥北方的徐世昌“非法”呢？

北京方面知道了孙中山要选总统，必将兵指北方。一面密使桂省陆荣廷、陈炳琨准备发兵广东，先发制人；一面派出说客离间孙陈，分化孙阵营。徐世昌密遣两代表，许以正式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之职，并允诺代付清军队所欠薪饷。条件是陈必须与孙完全脱离关系。并由香港立法议员刘铸伯，组织“商人公会”，资助陈炯明，唯一的条件是陈答应和北京政府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所有这些游说和利诱，不为所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结果让孙中山成功的选举自己做总统。陈炯明对于孙中山这一违法行为的默许或者说纵容，可能更多的是从大局考虑，不愿意祸起萧墙，所谓相忍为国吧。

在粤的国会议员，于4月7日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即席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各地报章撰文谴责，西南各省的议会、社团纷纷来电表示反对。孙中山原定于4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粤军主要军官联名上书劝告孙中山暂缓就职，并邀请胡汉民、汪精卫转达粤军军官的意见，又集体晋谒陈炯明，请劝止孙不可遂行就职，声明若劝告不从，则决定一致驱逐国会。陈炯明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制止了粤军将领妄动。孙中山就在一片的反对声中，5月5日就职非常大总统，实现了黄袍加身的夙愿。当然这只是一个虚号而已，孙中山的权力和号令仅不及广东一省，何谓“总统”之说！

事情的发展正如陈炯明和粤军将领们所担忧的，孙中山这边刚刚加冕大总统，两广又起兵衅。由北京政府所资助的陆荣廷桂军，6月中旬发兵进攻广东。6月20日，陈炯明亲往广西督师，四个月后才胜利班师回粤。8月中旬，粤军进驻南宁，孙中山先后派遣汪精卫、胡汉民、居正、邹鲁等前往南宁劝使陈炯明出师北伐，陈未应允。10月15日，孙中山乘兵舰抵达梧州，计划由桂林取道湖南，发兵北伐。25日，孙再由梧州乘兵舰抵南宁，会见陈炯明，面促陈炯明率部北伐。孙对陈说，“吾北伐而胜，固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

结果，陈炯明答应每月接济军饷50万元，拨调黄大伟部三千人马随孙北伐。孙的谈话，一副赌徒的心态，可见他的政治识见。陈炯明多次明确表明反对武力统一，1921年2月，也就是孙中山回粤后重组军政府意欲北伐的时候，陈炯明发表公开谈话，他说：“今日吾人已确信中国如再欲以君主政体或武力专制相统一，已断乎不可能。”“连年用兵，将士疲劳，宜暂休养。饷械未足，宜事补充；且湘省方倡联治，即议北出，宜先疏通；且南北议和草约经中山认可，已派代表征求江浙各省，宜得同意，不能突起用兵，自毁信义。”相比于孙中山，陈炯明的话，出于公心，堂堂正正，乃是君子之言。

孙中山滞留桂林六个月，湖南督军傅良佐并不同意孙中山的北伐军经湘北进，孙中山遂把北伐的大本营移至韶关，取道江西北伐。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离粤抵沪，向党内同志报告，歪曲事实，说北伐之所以不能取道湖南，是因为陈炯明引诱湖南当局多方阻扰，又怪罪陈炯明没有向北伐军补给粮饷军械。其实，湖南当局严守中立，阻止孙军过境，根本用不着陈炯明去“诱惑”的。当时陈炯明正埋首广东“地方自治”的工作，乐得孙中山远征北伐，免得处处受到掣肘。其实，湖南人民反对北伐军过境，比湖南当局尤为急切。就如李烈钧所言，“湘省久经兵燹，元气已颓。”人民苦不堪言，当时吴佩孚的北洋军尚驻岳州，北伐军入境湘省，吴军南下，整个湖南又变成战场。所以北伐军进军湘桂边境，当地人民拒用孙中山的军票。再说，李烈钧所部的一万七千滇军，几乎都随唐继尧返回云南驱逐顾品珍，李手下的军队，只剩得二千多人。所以孙中山把北伐军失败的责任推诿给陈炯明，是毫无道理的。不过，此时孙陈的矛盾开始激化，孙陈的分道扬镳已经无可避免了。

孙中山回到广州，在胡汉民的鼓动下，给陈炯明下达“最后通牒”，要陈必须参加北伐，以及提供五百万元的经费，如果办不到，陈必须离职。4月19日孙中山率军抵达肇庆，21日下令免去陈炯明本兼各职。当日，廖仲恺、伍朝枢认为还有转圜的希望，力劝陈炯明亲赴肇庆，向孙中山面释猜疑。陈已答应，临行忽接部下密报，谓肇庆舰上，伏有刺客，意图谋害。陈已知无协商余地，虽手握军队一万余人，但不愿“同室操戈，糜烂桑梓”，匆匆于当晚（22日晨2时），赴东莞石龙，转往惠州。

而驻扎在广西的粤军主力叶举部失去粮饷，只能返回广东，布防于石龙、虎门一带。孙中山命令叶举部撤离广州，否则以毒气弹消灭。叶拒不听命，并到财政部要求发饷，引发广州局势紧张，人心惶惶。身在惠州的陈炯明命令叶举勿与孙中山发生冲突，撤回东江，叶不听命。

广东政局猝变，省港舆论汹汹，纷纷为陈抱不平。更有南洋华侨李怀庆等人致孙中山公开信，要求孙中山退让，请陈炯明回广州，“主持广东大局，再图救国大计”。在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改变以前的强硬态度，在给陈炯明的电信中，语多恳挚，并派遣汪精卫、程潜、居正多人到惠州劝驾，请陈炯明再度出山北伐，陈炯明具婉言拒绝。

1922年6月2日，北方总统徐世昌宣布辞职，旧国会恢复制宪，联省自治为和平统一中国的倡议，应时而起，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李建勋、胡适之等二百余名社会名流，于次日致电孙中山及非常国会请孙中山停止北伐，实现先前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承诺。此时的孙中山因总统梦迷住了心窍，宁可失信于天下，也不践行自己的政治承诺。所谓君子重然诺，轻生死，可见一个人言必信是多么重要。孙中山一意孤行的赖在“非常大总统”的位置上，令他的朋友失望，令他的敌人耻笑。驻广州粤军总指挥叶举领衔全体粤军官兵，发出通电响应各界吁请孙中山解散非常国会和军政府，辞去“总统”职位，孙中山置之不理。叶举决定实行兵谏，逼迫孙中山下野。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6月12日，孙中山通过报纸向在惠州的陈炯明摊牌，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从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我会用八吋口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六十余营的陈家军变为泥粉。”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军事行动，驱逐孙中山，并事先电话通知孙中山，让孙撤离总统府，兑现与徐世昌一起下台的诺言。当晚10时，广州卫戍司令，粤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接到叶举“让孙中山撤离总统府”的命令，魏告知孙，孙当即撤离。16日凌晨3时，叶举部杨坤如率兵数十人突进总统府企图对孙卫队缴械，不料被守军诱骗进入总统府全数击杀，粤军开始攻击总统府，并发炮三响威吓，于上午10时攻陷总统府，并拘捕廖仲恺。由于孙中山早已得到叶举的警告，于当日凌晨1时撤离总统府，登上楚豫舰（后移驻永丰舰）。

次日（17）上午，孙中山率领永丰等五舰，向广州市区，军民目标，毫无区别的开炮轰击，同日下午5时，重行炮击广州市区。孙中山炮击不设防的广州市区，以广州人民为人质，造成无数民房毁坏，过百无辜市民死亡，这种暴戾的行为，为粤人所憎恨。当孙中山决定离粤，广州市民大感快慰，商号全部开业，燃放炮竹，烧香谢天谢地。16日清晨，叶举发布安民告示：“现旧国会已恢复，护法之业已告成，粤军全体同人合吁请孙先生下野，以促统一，而苏吾民。仰各界人等，务须照旧安业，不得自相惊扰。”

1922年6月16日的事件，是中国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对百年中国的历史影响甚巨。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悠悠百年岁月，国民党人垄断了话语权，对历史进行了肆意的歪曲，这个事件成了陈炯明“弑君犯上”的罪行，一个忠诚的爱国政治家蒙冤百年。现代中国有过两次兵谏，一次是1922年的六一六兵谏孙中山，一次是1936年双十二兵谏蒋介石。这两次的兵谏，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政治信义尽失，为粤人所唾弃，失去了广东的栖身之地。此时正值苏俄向远东发展，在中国物色代理人。吴佩孚拒绝了苏俄的利诱后，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越飞找到了在上海穷途末路的孙中山。1923年1月17日，越飞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去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的住宅，首次同孙中山会面，倾谈颇久。此后，双方经过几次会谈，于1月26日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1月27日，越飞即以疗养为名，乘轮渡日。随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日本，与越飞继续商讨实现宣言的具体办法。双方在日本热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就苏俄援助中国革命、创设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以及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孙文越飞宣言》表明了孙中山在政治上投靠苏俄，依赖苏俄的扶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孙中山从苏联人那里不仅得到了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以列宁的思想来改造组织国民党，国民党成了一个列宁性质的党。

六一六事变还还有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促成了蒋介石的崛起。事变次日，孙中山电告闲居在奉化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在上海的汪精卫也电告蒋：惊悉粤变，犹幸总理无恙。

张静江也力劝蒋氏速速赴粤，护卫孙中山。29日，蒋介石抵达广州，潜行登上永丰舰，晋见孙中山。此时，孙中山身边的人已所剩无几，粤军四面包围，处境极其险恶。蒋介石冒险到来，孙中山十分高兴，同时也感动无比。他说：“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随即授予蒋海上指挥全权。从1922年6月29日至8月9日，蒋介石在永丰舰上陪伴孙中山度过了42天。事变后，蒋介石出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以张静江题写封面，孙中山作序，对蒋介石在事变中的表现予以高度评价。孙在序文里写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从此，蒋氏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不久，蒋氏被委任为黄埔军校的校长，以一个新强人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六一六事变，在国民党方面，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以正统自居，陈炯明成了叛变革命的乱臣贼子，孙文开口一个“陈逆”，闭口一个“奸毒”，视陈为不共戴天之仇敌。蒋介石通过党化教育，更是歪曲历史，陷陈炯明为叛逆悖君的历史罪人。对于所谓的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胡适做出了十分精辟的解读，他说：“孙文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住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民国八年，1919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后来孙氏的追随者极力诋毁陈炯明，胡适又入木三分地说，“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胡适发表了这些意见之后，受到了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长时期的猛烈攻击。

孙陈决裂，是两人基于政治理念的不同最后分道扬镳，说不上谁“背叛”谁。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不是君臣关系，也不是陈追随孙的关系，而是合作的伙伴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分，最终孙陈因政见分歧而决裂，评判是非的标准应该是谁的政治主张更有利国家民族，谁更恪守正直诚信和道义。至少是在当时，社会舆论是站在陈炯明一边的，尤其是在广东，陈炯明深得人心，各界强烈要求陈炯明主政广东。后来国民党蒋介石执政中国，在国民党神化孙中山的造神运动中，陈炯明被妖魔化，成为一个罪大恶极的历史人物。

离开了权力中心的陈炯明，在六一六事变之后，并没有为自己多做辩解。党国要人和各界名流，都出来说项，真诚的希望孙陈和解，恳请陈炯明再度出山，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也愿意和解，前提是陈炯明必须认错。陈的回答也很干脆：无错可认。到了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北京。陈炯明给孙中山送去了挽联，挽联写道：唯英雄能知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这大约就是陈炯明为自己的辩解吧。不过，看来他更愿意把是非留待后人去评说。当时的舆论，对于孙陈的决裂，对于孙陈的功过是非，除了国民党人，社会贤达的持论还是比较公允的。比如梁启超说，“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实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梁氏甚至严厉批评孙中山的不择手段，他对子女说，“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了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其他如张君劢、章炳麟等人，都对陈炯明的联省自治给以高度评价。

在中共方面，陈炯明所服膺的联省自治，自然和中共的中央集权制度相抵触。中共建政至今，联邦国家依然是中共的理论禁忌，实践上更是触犯了中共的核心政治利益。所以，对于陈炯明，不仅完全否定，在官方的历史里长期是一个禁区，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竟不知道陈炯明为何人！

六一六事变是陈炯明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以后，陈炯明再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联省自治的政治理想。虽然他退居东江，依然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是他再也没有重新主政广东。随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陈炯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逐渐边缘化。陈炯明作为一个政治家最辉煌的时代结束了。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经过袁世凯称帝、护法讨袁、张勋复辟等一系列的政治剧变，中国各个省份呈现一定独立形态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南方各省，由督军、省长治理施政已然是客观的政治现实，本省人治理本省人的口号深入人心，而对于北京的中央政府只是维持名义上的尊奉。面对着这个看似“分裂”的局面，如何来完成国家统一，重建民族共同体？代表北京民国政府的各个北洋派系以及南方的孙中山，主张走传统的老路，就是以武力征伐，中央集权，再建大一统的国家。而掌握着南方各省政治实力的诸侯，以陈炯明为代表，包括湖南的赵恒惕、浙江的卢永祥、四川的熊克武刘湘、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马君武都力倡制宪自治，还有贵州、陕西、山西、江苏、江西、福建等省，或由政治当局宣布制宪自治，或由人民推动制宪运动。一时间省宪运动，可谓激荡全国。甚至连张作霖的东三省也宣言自治，这不过是借口联省自治实为拥兵自保。南方各省所制定的省宪，大同小异，基本的思想是主权在民，省长由选举产生。以广东省的省宪为例。先由省议会选出省宪起草委员会主持省宪的起草工作。广东省宪起草委员会主任黄毅，与著名宪政学家王正廷密切联络，听取王氏意见。王氏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人之一，也是湘、浙两省省宪的起草人。黄毅不仅参考了湘浙省宪，还包括有瑞士、美、英、德、法、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巴西、葡萄牙、土耳其、日本等国的宪法。省宪的主要内容有规定了广东省的自治属性，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省议会的组织产生，省长及政务院，采用议院政府制等十五章，与其他省宪相比，粤宪最大的特点是对省长权力的制衡。推而广之，这就是一部国家宪法了。

那么，“联省自治”会不会致使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呢？问题是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呢，还是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宪政国家？“联省自治”实际上就是由全国各自治省组成的国家共同体这样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政体。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以武力统一，中央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并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联邦制国家对于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地域风俗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尤为适宜。实现中国的联邦政体，不仅能保持国家长久的政治稳定，还能使各民族人民享有尊严和自由，享有民主权利。

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至今还没有解决政权的合法性。因为我们没有还政于民，没有主权在民，没有权力民授。依然是政制不可持续，依然是人亡政息。当年的“联省自治”的运动有十二个省参与，试想有数个省建成自治“模范省”，其他省份能不见贤思齐？既然是省宪自治，又何来军阀割据？那种无视人民政治选择权利的就是独夫思想。等到足够多的省宪自治以后，以中国文化的凝聚力，中华联邦国家就水到渠成了。欧盟的组成就很能说明问题，尽管今日欧盟由于各种因素在发展中遇到了困难，但是共同的利益一定会形成比较紧密的邦联国家。更何况，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全中国在一个国家共同体之中，各个省之间的文化共性和经济利益远远大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跟欧盟各国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以肯定的说，如果坚持按照当年陈炯明等人所主张的“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百年以后，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可望能够实现。

各省的制宪自治，激荡了中国思想界，南北知识分子通过报章刊物，鼓动舆论，对于国家前途，政治体制展开辩论。以胡适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争论，代表了联邦分权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分野。胡适主张通过各省的地方自治，达成联省自治，最后建成联邦国家，简而言之就是走瑞士和美国的道路。陈独秀主张建立强大的政党，打到军阀，建立起民主的统一国家。一百年过去了，回望这段历史，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华民族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体，应该是有了答案了。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就在于中央集权主义和联邦分权主义。历史证明了，武昌起义枪声一响，标志着中国不再有可能建立如英、日那样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同样，六一六事变的炮声一响，中国由联省自治而建立联邦国家的历史机遇也失去了。结局世人都看到了，百年宪政，其路漫漫！中国近代有两位宪政先驱，一位是宋教仁，一位是陈炯明。宋教仁长于宪政的顶层设计，构建国家的宪政大局；陈炯明则努力地方自治实践宪政，构筑宪政基础。可惜两位英雄不假天年，壮志未酬。国运如此，常使后人跌足长叹。

接下来的历史就顺理成章了。尽管孙中山过早的在1925年3月病逝，没有看到陈炯明的彻底覆灭，没有看到北伐的胜利。但是，接过他的衣钵的蒋介石先生，由苏联加仑将军任军事顾问，1925年2月和10月，两次东征东江，扫荡盘踞在惠州、潮汕一带的的陈炯明势力。黄埔军校的士官生所组成的东征军，每一个排就有一个苏联军事顾问，一色的苏制武器，最厉害的要数苏制机关枪和铁甲列车，对付陈军的汉阳造，在苏联督战团的指挥下，所向披靡。最终把陈炯明赶出东江，消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随后在1926年8月，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在湖北咸宁汀泗桥大败北洋吴佩孚，取得了北伐的决定性的胜利。孙中山的传人蒋介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打垮南北两秀才（吴佩孚也是前清秀才），实现了孙中山武力统一中国的夙愿。

陈炯明败走香港的时候，才47岁，正当盛年。1933年，陈炯明在香港病逝，终年55岁。当时有人提出给陈炯明举行国葬，遭到了国民党的反对。在他生命最后的八年，陈炯明曾经离开过香港，为抗日奔走于上海。九一八之后，日本人去香港找到陈炯明，希望合作，陈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日本立即撤出东三省。尽管日本人碰了一鼻子灰，但是还是出于对陈炯明的敬重，送上支票八万元。陈炯明在支票上打上一个大叉，请人把支票送还。1925年10月，美洲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召开“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宣告致公党成立并推举陈炯明为致公党第一任总理。

陈炯明避难香港，贫病交加，境况凄凉，三餐常有不继。逝世后，竟用为母亲准备的棺木暂寄于香港东华义庄。到了1935年，在各界友人的帮助下，才遵照陈炯明的遗愿，正式移葬惠州。一代英雄，晚景如此，令人唏嘘。然公道自在人心，治丧收到了三千多幅挽联，陈立夫、邹鲁、章太炎、吴佩孚、段祺瑞、居正、张东荪，张君劢，朱庆澜、黄绍竑、陈铭枢、马育航等均有挽联哀悼。最后，借用吴稚辉和刘白的挽联，作为对这位失败的英雄做一个总结。吴稚辉的挽联为：一身外竟然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刘白的挽联是：不爱钱，不爱命，不爱虚荣，遗绩满南天，赫赫勋名，环顾谁与京也；又能文，又能武，又能刻苦，英灵遽西去，区区涕泪，岂独人之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