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先生的觀念太過陳舊
徐文立
(2016年10月22日)
這樣說,草先生一定接受不了。那我們就看看、論論。
最近在《獨立評論》上,草先生發表了:
草庵居士“我认识的老魏兼谈其他” 2016-10-20 14:32:28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69469
通篇文章的觀念還是五、六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學來的: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资本主义、极左路线、右翼路线、中国工人运动、領袖等等;以及草先生自己的政治主張: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草先生文章涉及的其他問題的謬誤,今天暫不談。
為什麼說草先生的觀念和思維陳舊呢?
他能夠告訴我們:世界上存在過什麼叫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家嗎?現在世界上,不就是有民主社會和專制社會、半專制社會之分嗎?不就是有正常社會和非正常社會之分嗎?
特別,在論當今中國事和人上,由於草先生不懂「民主大廈的『基礎論』和『位移論』」,或者不願懂,他的觀念和思維自然陳舊。
我們討論問題不宜搞空對空;特別請不要引用能夠嚇唬死人的洋名詞和誰也聽不懂的話和所謂「經典」來說事。說點我們自已的話。
我們先看看中國的現實——
1, 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私有化程度最過分的國家。西方民主國家的國有企業,因為嚴厲的法治,它依然是國有企業。中國呢,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權貴「化公為私的私有」;權貴「化公為私的私有」幾乎成為中共一黨專政的經濟基礎、操控市場經濟的黑手、擴大貧富懸殊的源頭。雖然極不合理,但是是客觀存在。由於它沒有任何合法性基礎,遲早是會被剷除的。
2, 中國現在正在逐步實現社會的高度自治。不然人們怎麼那麼樂於談論和斷言:中共中央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呢?而且,中國包括港、澳、台和網路早已實現多黨制和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黨禁」和「言禁」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被打破。儘管中共還用酷刑、綁架、電視示眾,也擋不住社會良知在國內外的輿論舞台上大罵共產黨!儘管千瘡百孔的中共專制者心不甘、情不願,他們也無可奈何。這就是市場經濟(哪怕不完全)、社會自治、私有化、因特網的威力。
「中國的大現實」不能不搞清楚、也不能視而不見、或者故意不肯正視;那,觀念和應對思維就一定陳舊。
不難知道我們期盼的西方「憲政民主」的「基礎論」主要就是二條:
1)全社會的高度自治;
2)公民用契約合法擁有包括土地在內的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
這麼一對照,中國的社會整體是不是已經逐步「位移」到一個正常社會的基礎上來了?
但是,中國離一個真正的正常社會還有根本的差異,那就缺什麼補什麼:(此文暫不討論怎麼辦、怎麼補的問題)
1,結束中共一黨專制,極難解決;
2,軍隊國家化是關鍵,極難解決;
3,徹底剷除權貴「化公為私的私有」,很難解決;
4,真正保護私有財產(不包括權貴「化公為私的私有」)神聖不可侵犯,需要以剷除權貴「化公為私的私有」為前提;
5,土地實現公民個體的真正私有化,需要立法;
6,相對合理地調整貧富懸殊,這並不難;
7,實賚上實現多黨制和言論自由,已經就剩立法。
所以,現在中國問題不是靠傳統意義上的「革命」、特別所謂「共產革命」、「殺富濟貧」、「工人運動」、「工人領袖」、什麼左派和右派可以解決的。非要這樣說,那就是有點故意了。
中國近現代史告訴我們,中共不可謂不狡猾。而且,它的「革命」,現在看來,實質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復辟帝制的反革命」。
中共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他們不斷調整策略,不論他們怎麼折騰,就是在國民政府十分脆弱、軍閥內戰和割據、民不聊生、社會動盪的情況下,他們也只能在江西、鄂豫皖和陝北有幾個小小的根據地,毛澤東的路線也救不了中共,30年代幾乎被蔣公的國民政府剿滅。倘若不是日本入侵、蘇俄輸血、美國失誤,中共它斷然竊取不了政權。
為什麼?這就是因為民國時期,開始是正常社會的基礎了:
1)全社會的基本的高度自治;
2)公民用契約合法擁有包括土地在內的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
這二條就這麼厲害。
所以,對於已經逐步位移到正常社會基礎的中國,也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能夠解決的,你也發動不起來;特別是,反對派擁有武器和軍隊的可能,幾乎等於零。就是中共內部的兵變和政變,也跟中國民運幾乎沒有關係。
不過你要說結束一黨專制,實現憲政民主就是「革命」、「顏色革命」,那倒也是。我贊成。
當然我知道、也明白,舊的觀念和思維模式是有慣性的:
無奈中國民運也是喜歡為別人貼標籤、搞「政治正確」的團體;王希哲先生一旦被人們貼上了「投降派」的標籤,他的中肯之言,也就沒有人肯好好地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了。
王希哲先生說得極為深刻——
「但怎么革命?一些人主张用枪用炮,甚至提出CIA训练几百名民运斩首突击队,空降中南海斩首习近平一干人,革命成功。多数人还是觉得不现实,提出还是政变好。魏京生最代表,他就讲还是政变,最好军事政变。但政变军事政变,有你民运什么事?只能望天打卦等着好消息。这好消息一定会来,魏京生等好些人都说了,因为中国经济面临危机,什么都危机,很快崩溃,所以革命、政变一定到来,共产党一定被推翻下台。不错的,今日右派左派都在说,中国经济危机一定要来。但大家不要犯马克思犯过的错误。二百多年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来到,天昏地暗,马克思就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爆发了,资本主义社会要炸裂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后来才发现,这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不过是少女初潮的月经,吓得要死,但流点血就过去了,今后每月来一次,从此不再大惊小怪。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也不过是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后必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第一次“少女初潮”,什么“崩溃”呀,“革命”呀,“政变”呀,不敢说一点不来,但还是能应付过去的,今后就不会再大惊小怪了。再说,军事政变,当年叶剑英们必须把主席华国锋抓在手里才能搞,才能正统,才能“挟天子令诸侯”,今天谁能对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习近平搞“军事政变”?你政变了,就没有人起兵反政变?就能呼喇喇一片支持“伊利埃斯库”,把习近平夫妇逮捕枪毙了,全国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坐下来“搞民主”?没有全面的混乱和内战了?其实,就是真政变了,也是共产党自家的事,某派当政收拾局面,没有民运什么事。魏京生表面高调,实际透露了自己对民运没有了信心。」
希望有人能夠聽懂、能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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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居士 “我认识的老魏兼谈其他” 2016-10-20 14:32:28
老魏出访,偶尔经过洛杉矶。我经常在他转机的时候见面。老魏前一段时间大病一场,其实多年前,每当我看到老魏孤单地走向机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尽管老魏可能有各种缺点,这如同每个人不都是完人一样。老魏也会有各种缺点。但老魏依然是一个值得尊敬和追随的领袖。
老魏本质上是一个左派,就如同王希哲先生所说:“老王为什么自归为“右派”?因为他坚信今日资本主义一定胜利,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一定失败、复辟。老王说了,他之所以扶助左派,因为不希望资本主义复辟太猛太剧烈,社会大翻盘,于国于民不利。”而不同的是,老魏本身代表着中国工人运动,是西方社会认同的工人领袖,这本是就是左翼的代表。老魏之所以成为右派,我不觉得是“赌博”,也不觉得是“摇摆”,更不是“投机”。这是中国社会现实造成的。
当年中共是极左的,这毫不容置疑。1979年之后,胡赵接班之后,中共开始走向中间路线,很有可能走向社民主义路线。但在1989年之后,中共走向了极端的右翼路线。早年的老魏、王希哲、徐文立、王军涛相对中共的极左路线下,他们都是右翼路线。而随着大量异议人士流亡海外,右翼成为了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
但是,到了今日,中共成为了中国右翼路线代表的时刻,海外民运的右翼路线几乎成为了中共的同路人,特别是在私有化及国民福利待遇上,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共的右翼路线,这就造成了海外民运运动无法超越中共的“与时俱进”,无法领导中国百姓的一个障碍。而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已经大幅度向左翼扭转的时刻,海外民运依然以右翼自居,这就造成了目前我们的困境。
无法自我突破,无法跟随国内形势的发展,无法与时俱进,这是我们海外民运的主要问题。
2008年,老魏来洛杉矶,我和老魏讲过,老魏应该竖起工人运动领袖的大旗,坚持左翼运动。
今年,在欧洲丹麦,我再次劝老魏坚持左翼路线。成为左翼领袖。这不是投机,也不是摇摆。在我看来,老魏本身就是左翼路线的代表。我一直说,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在与我讨论时也承认,在历史上,右翼独裁远甚于左翼独裁,而且更残暴。左翼不代表着错误,也不代表着是列宁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中共也不敢自称为左翼路线,他们自称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实际执行的路线是极端的右翼路线,国有资产私有化,物权法不都是右翼路线的典型代笔吗?2015年,纽约时报曾刊发一文,专门谈到了中共的右翼本质,称其为中国特色的极右翼国家社会主义。
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维权。维权是什么?是寻求公平和正义,是谁在维权?是百姓在寻求维权。在百姓眼中,自由民主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眼前的利益,需要公平正义。其实,这也是左右两翼的分歧所在。海外民运,自称是右翼,其实大家所作的都是左翼的事情,只不过是为了“政治正确”,高喊的是右翼口号而已。从这点看,中国民运的问题,每位民运大佬都有责任,老魏不是“王伦”,是我们每位民运成员都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中国社会在转型,民运运动需要从右翼路线转型到左翼路线。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尿过床,每一个人都做过错误的事情,每一个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看的不是过去的成长中的烦恼,而是应该看到一个人的坚持。至少,在我的眼中,老魏在来美之后的政治决定和判断是成功和明确的,他的判断远高于其他民运大佬。仅此一点,老魏就值得我们尊敬和追随。如果我们苛刻的眼光看待赵紫阳,我们就可以确认他是一个自私而且怯懦的人,因为他不知道忍耐,为了自己的清明名声而毁掉了中国民主事业。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当年赵紫阳低头,邓小平就可能顶住陈云、王震等人的压力,保住赵紫阳的位置,等这些老人们死去,中国民主转型可能就会实现。至少这些民运大佬们可以少在海外流亡十年。但历史就是历史,每人在当时的判断不会都是正确和具有历史性眼光的。我们不可以苛求每个人。
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会再是右翼的运动,而必然将会是左翼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这不是人的主观臆断,而是历史和社会潮流变迁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最后编辑时间: 2016-10-20 14: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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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宪政的“中国模式”
王希哲在纽约《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讨论会上的发言
一个存在着两大尖锐敌对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矛盾政治势力的社会,是不能搞什么民主的,也不能有什么民主的。要改变它,只能是革命,和革命后的胜利者集团势力专政。“民运”仇恨共产党,这会上,大家都纷纷表示决心革命推翻共产党,清算共产党,那末,又怎能要求共产党向你们开放民主呢?
民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不是“搞”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必经社会各利益阶级的长期博弈,演进发展,在社会中实际形成了某种民主社会关系,再以改革的方式做成适应它的政治制度,被称之为“民主制度”的。这种民主的社会关系实际发展到什么程度,适应它的民主制度也就进步到什么程度。当然这民主制度也有反过来对社会实际民主关系的发展起极大促进作用。
但怎么革命?一些人主张用枪用炮,甚至提出CIA训练几百名民运斩首突击队,空降中南海斩首习近平一干人,革命成功。多数人还是觉得不现实,提出还是政变好。魏京生最代表,他就讲还是政变,最好军事政变。但政变军事政变,有你民运什么事?只能望天打卦等着好消息。这好消息一定会来,魏京生等好些人都说了,因为中国经济面临危机,什么都危机,很快崩溃,所以革命、政变一定到来,共产党一定被推翻下台。不错的,今日右派左派都在说,中国经济危机一定要来。但大家不要犯马克思犯过的错误。二百多年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来到,天昏地暗,马克思就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爆发了,资本主义社会要炸裂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后来才发现,这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不过是少女初潮的月经,吓得要死,但流点血就过去了,今后每月来一次,从此不再大惊小怪。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也不过是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后必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第一次“少女初潮”,什么“崩溃”呀,“革命”呀,“政变”呀,不敢说一点不来,但还是能应付过去的,今后就不会再大惊小怪了。再说,军事政变,当年叶剑英们必须把主席华国锋抓在手里才能搞,才能正统,才能“挟天子令诸侯”,今天谁能对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习近平搞“军事政变”?你政变了,就没有人起兵反政变?就能呼喇喇一片支持“伊利埃斯库”,把习近平夫妇逮捕枪毙了,全国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坐下来“搞民主”?没有全面的混乱和内战了?其实,就是真政变了,也是共产党自家的事,某派当政收拾局面,没有民运什么事。魏京生表面高调,实际透露了自己对民运没有了信心。
王军涛说,“推翻了共产党,就大家选呗。”但怎么选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统内选?你们承认这个法统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统是共产党革命的果实,正是反共右派最仇恨的要推翻的东西,怎能在这个法统内选?怎能按这个法统规定的选举规则来选?辛亥革命废了前清法统,孙派制定了民国约法和组织法,袁派不服,要改,要自己解释甚至要废,孙派就要打,袁派更要打,于是就打。梁启超说中了,“革命再革命”。王军涛又说,平等的“圆桌会议”。总要人召集吧?谁来召集?谁能参加?谁来主持?魏京生召集,魏京生主持,你王军涛服吗?我王希哲就一定不服,肯定要和魏京生打!(魏京生底下喊话:“我不和你打。”王回应):这话,王军涛昨晚也对希哲说过,他会“让”王希哲,不打。但是要知道,这不是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那时,王希哲、魏京生、王军涛们都各自代表了一定的社会利益势力集团,你个人也许想相让不打,你背后的政治势力会推动你去打,会代理你去打。近20年前,老魏刚来美国,我劝老魏拜望一下民运各山头人物,巩固自己的基础。老魏不屑,说:“美国人认我就行。到时他们自然会过来。”希哲不以为然。认为中国的政治家必须代表中国的利益。魏的想法,显然定位自己是美国扶植代表美国(西方)利益的政治家来挟制中国民运,垄断中国民运领袖地位(万年“主席”)。这一来,“中国民运”就不是为中国的民运而是为他国的“民运”。希哲20年从来反对。因此,哪怕“民运”反共革命成功,先把拥共左派反革命势力全部镇压下去,别的不说了,王希哲势力和魏京生势力也必将打起来。魏京生说对王“让”,不可能,西方对中国的利益不会允许他让,王希哲这边更不会让。况那时,哪里止王希哲魏京生?为争“圆桌”主导权,国内派国外派不打?国家统一派“民族独立”派不打?精英派草根派不打?徐文立派王军涛派杨建利派费良勇派盛雪派王丹派封从德派。。.不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是中国传统的必然局面,秦后如此,汉后如此,晋后如此,隋后如此,唐后,宋后,元后,明后,清后,袁后,莫不如此,无一能外。直至大英雄出,扫平群雄,一统天下,建立起他们的胜利者集团政权,将社会再安定下来。
又要讲台湾。这里都在赞扬蒋经国开明,开放党禁,成功“民主转型”,台湾成为榜样、“灯塔”。我看不然。蒋经国正如曹操所言,“图虚名而得实祸”。原教旨台独血统上精神上传承日本皇民,他们与“中国殖民统治势力”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宪法法统,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中国”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法统,在“台独”口号下回归母国日本。他们与以抗日胜利光复台湾为历史最高荣耀和价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怎能和平?台湾,根本没有民主的条件,根本不能搞什么“民主”。但蒋经国却要搞。他定下了党禁开放的两条界限:一不准宣传共产主义,二不准宣传台独。不错,他如当年孙科一般预想了,开放党禁回复宪政,国民党可能会下台,但他不会设想不会允许中华民国法统被颠覆,中国国民党被消灭。他设下了禁区。他以为设下了那两条禁区界限,开放“民主”就没问题了,他大错了!李登辉势力上台,一下就把他的两条界线主要是台独界线推倒了,废除了。台独势力汹涌而来。今天我们看到结果了:中华民国法统名存实亡,国民党被“割喉割到断”。在民进党当局“转型正义”剥夺国民党党产的最后致命一刀之下,奄奄一息的国民党活不了几天了!(还能振作再次“轮替”上台?作梦去吧!)这台湾“民主”能作为“榜样”搬来大陆?很好,右派精英都这样聒噪,要共产党“开明”,学蒋经国开放民主。于是,角色变换。大陆,民运扮演了民进党,共产党扮演了国民党。民运以“民主”的外衣行革命之实,步步进逼,最终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消灭了共产党。此法大妙。但是,共产党能上当吗?假使共产党真出个“蒋经国”“戈尔巴”,民运在民主外衣下行颠覆革命,真能是台湾式的“和平革命”吗?历史上得到过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利益的拥共左派民众势力就坐以待毙不奋起反抗了吗?那一定是全面的内战和厮杀,非常惨烈的。
又问,为什么台湾皇民革命就可以和平,就可以没有厮杀和内战?老王说过多次,那是因为外部有中美两座“鸟笼”罩着,民进党可以温水煮青蛙消灭掉国民党,却始终不敢走出废除中华民国招牌的最终一步。但即便“中国国民党”,相信,在它垂死挣扎作困兽最后一搏之时,它极可能“护法”起义,引旗号“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海陆空天军过海入台的!
大陆的外部天空,有这样的保障反共革命在民主外衣下“和平”进行的“鸟笼”吗?没有,也不可能有。有的,恰是相反的大国撕裂中国的推波助澜。这样,怎能没有惨烈的内战?叶宁也承认一定惨烈。他说“夺人100美元支票都很惨烈,何况夺人政权!”但他坚定认为,推翻共产党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再大乱,再惨烈也不怕。要经受得起这段痛苦。我就喜欢叶宁,因为他不欺骗。他不像这里满场的人们都在幻想中自欺欺人,一口咬定了,推翻共产党革命后,根本不会大乱。干什么要这样蒙骗?你承认了革命后必经战乱,但你勇于承担,这才有点反共英雄气概。
民运并不是从来都反共的。虽从未获得合法地位,但其诉求,长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制内的民主要求。自六四镇压,激愤之下才海内外主体反共。但体制外愈趋极端及至反华的高调,是脱离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它只能使民运愈趋衰败和孤立。任何反对运动,只有争得合法在体制内,起码诉求在体制内,才能获得与民众切身利益深入结合(即所谓“接地气”)而得到发展的机会。共产党1927年“4.12”被国民党砍了一刀,被迫出走造反,上了井冈山,发展十分艰难,几近败亡。幸得西安事变,共产党抓住时机,“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重回中华民国体制内,这才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皖南事变,国民党又砍了共产党一刀,想再逼共产党出走。这回共产党沉着应对,毛泽东压制住党内报仇冲动,咬紧牙坚决不反出体制,坚持“国民革命军”番号不变,这才有了合法组织动员民众,继续发展自己,直到抗战胜利与国民党叫板的实力本钱。
与共产党革命有历史的阶级政治仇恨的那部分民运,尽管继续反共革命去,给共产党以外部压力。但与共产党并无历史仇恨仅仅反对共产党专制的那部分民运,为什么不可以尽力回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制内求民主争发展的轨道上来呢?什么是“花瓶党”?一切听命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党派”才是花瓶党,你坚持在合法基础上对共产党的独立批评立场,怎么会是“花瓶党”?刘因全多年前提出,中国社会民主党可以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与共产党竞争执政权,只要求共产党让渡出监督权检察权给人民,让各民主党派团体能有权监督和检察共产党依宪执政。这是正确的路线。因为它是中国绝大多数人们都能接受而且经过努力完全有可能达至的目标。一说“民主宪政,多党政治”,难道就一定要是多党竞争票选国家执政权?一党稳定执政,真正的多党政治共和,政治协商,政治监督为何就不能算“民主宪政”?恐怕这才是最适合中国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民主宪政的“中国模式”。
但即便中国社会民主党在这种理性路线上也往往是动摇的。因为海外的组织是需要钱的,钱从哪里来?彭明在国内搞“中发联”,标榜是温和批评中共的“绿色”组织。他国内写书的确很温和。到了海外,便一跳极端又极端,公然声称“投毒”“炸电网”“造假钞”反共。问他为何剧变?他说:“海外不高调反共,谁给你钱?”这是海外民运组织的癌症。
于是,活跃于国内,能与人民共呼吸患难,对中共的经济政治金融民生外交各项政策不断进行切中时弊批评抨击的,就只是各层次的左翼政治反对派了。他们也还未能有效组织起来,也还未能得到合法的承认。但只要他们真诚地勇敢地为人民代言,人民在互联网天天听到了他们,认同了他们,汇聚向他们,他们就将在人民的心目中首先得到了承认,这才是最重要的合法性承认。有了人民的承认,组织起来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争得法律的承认,合法的地位。中国模式的民主政治,于焉突破。这正是“先有了一定的民主的社会关系,再有适应它的民主制度”的题中之义。
谢谢
2016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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