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景象，让人想起美国学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名着《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的前言中，虚拟的历史场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大败英国，一八四八年，维多利亚女王在雨中于伦敦泰晤士河畔的码头下跪，恭迎大清驻英总督耆英。“道光皇帝恩准将英帝国纳为中国的领地，并准许英国遵从中国之道。”事隔一百六十七年，那一幕终于变相实现！在习近平心目中，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铁证。毕竟，在中共的民族主义主历史叙事裡，中华民族的屈辱，是由鸦片战争及割让香港肇始的。如今，习近平以天朝大国中兴之主的姿态高调访英，英国人鞍前马后、礼炮喧天，终于一洗一百多年来中国被西方列强欺凌之耻辱。

英国向中国“叩头”，被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前策略顾问希尔顿（Steve Hilton）批评为「国耻」，希尔顿表示：「事实是，中国是个流氓国家，就跟俄罗斯和伊朗一样卑劣，我不懂为甚麽我们要向他们献媚，而不是对抗他们，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他又说：「我认为我们应考虑制裁中国，而不是张开红地毯来迎接他。」希尔顿的观点，也是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在《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祕密战略》一书中所论证的观点：中国从来没有想过实现民主转型、与西方和平共处；中国早从毛泽东时代就有一套通盘的战略，计划要在2049年即中共建政一百年之前，取代美国，称霸世界。

一名中国通为何将自己的错误大白于天下？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给予白邦瑞的着作以极高评价：「白邦瑞先生为CIA进行的调查研究为他赢得了『杰出贡献局长奖』，本书正是根据这份研究写成。在书裡他精采地回顾了他如何从一位「拥抱猫熊派」觉醒过来，进而以审慎的态度孤军奋战，警告我们中国图谋称霸的长期战略。」白邦瑞自一九六九年进入CIA，专责中国情势分析。多年来，他透过与中国叛逃至美国的间谍、异议人士的接触，与中国军方将领、战略学者的讨论，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国防部对中国的机密调查研究，逐渐惊觉美国与整个西方世界都受到中国刻意的愚弄，以致于中国在「韬光养晦」、「和平崛起」的烟幕下快速发展，并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逐步挑战既有的世界秩序。

这本着作与其他研究中国的专着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作者如实地记载了他本人痛彻肺腑的自我反省、自我检讨，梳理了自己从“被催眠者”到“觉醒者”的长达三十多年的心路历程。中国古人是“十年一觉扬州梦”，白邦瑞则是“三十年一觉中国梦”。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挫败，是人的本性，尤其是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尼克森和季辛吉从未承认过他们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间，埃德加•斯诺和费正清也从未承认过他们严重误判中共的极权本质——倒是斯诺的遗孀、八十多岁的洛伊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拒绝中国官方的访华邀请，二零零零年清明节以旅游签证前往北京为丈夫扫墓并表示将前往拜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行前通过媒体发表的简短声明称：“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斯诺夫人和儿子在人民大学门口被阻止进入，同时丁子霖被大批国安警察堵在家中；而另一位天安门母亲苏冰娴更因曾与斯诺夫人作简单交谈被警察羁押。洛伊斯在离开中国时发表声明称：“我不能继续对基本人权受侵犯的事保持沉默。
”
白邦瑞与洛伊斯一样，不再以戴上中国政府赐予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冠冕为荣。从尼克森时代就参与中国政策制订，也曾代表美国政府与中国谈判，担任过白宫与国会各种中国政策幕僚，他承认自己多年来被中国骗得团团转，几乎就是“被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白邦瑞在尼克森时期积极向季辛吉建议与中国合作，在雷根时期担任国防部助理副部长时，主张提供敏感的先进刺针飞弹给阿富汗叛军来攻击苏联直升机和战斗机──等于美国出武器帮中方打击对手苏联，这让邓小平非常高兴。长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和民间社会沉迷于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想像之中——这种想像当然也由中国方面精心的装饰、宣传与诱导所形塑。白邦瑞说：「不惜代价协助中国、几乎盲目到看不见中国人的亲善或恶意——笼罩了美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如今，是到了戳破这个美丽却有毒的肥皂泡的时刻了。白邦瑞宁愿痛陈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也要把这本书当作一记警钟，唤醒更多仍在沉睡的人们——包括不少对中国心存幻想的台湾人，他在本书台湾版的序言中调侃说，这是中共最不愿意让台湾人读到的一本书。

美国如何应对百年一遇的挑战？

近代以来，美国是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宣教士创建大学和医院，到抗战期间两国军人併肩作战，再到向中国输出先进技术及帮助中国培训数百万人才。美国也是对中国怀抱最大善意的国家之一，美国是惟一对中国没有领土索求的西方强国。即便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崩溃之后，美国仍然误以为中共政权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政权，具有儒家文化之特质，可以继续与之交往。直到韩战爆发，中国直接与美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美国才不情愿地断绝了这一念头。此后，美国并未“吃一堑长一智”，七十年代尼克森访华、卡特与中国建交，八十年代中美进入一段蜜月期，又经历了“六四”屠杀的顿挫之后，到了克林顿时代两国经贸关係突飞勐进，并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格局。

美国人以为，可以让中国变成“亚洲的美国”——既然曾经在太平洋战争中殊死搏斗的日本都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模范盟友，并无血海深仇的中国为何不能呢？但是，美国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中美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价值观的冲突。这不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民主与专制的冲突、自由与奴役的冲突。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共产党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它要么像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那样彻底瓦解、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要么像中国的共产党那样，将自己打扮成“半个西方国家”，然后寻找合适的时机，对西方发出致命一击。

习近平执政之后，对美国的妖魔化宣传变本加厉。中国异议作家慕容雪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分析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对来源，主要是因为国家宣传的影响。“因为新闻审查和信息封锁，许多中国人都对中国之外的事物缺乏基本了解。近几十年来，虽然中国政府一直避免和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但在其国内宣传中，却一直视美国为敌。再加上六十多年从未间断的仇美教育，让许多人对美国怀有一种非理性的敌意。”如果没有美国这个“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共产党扩军备战就失去了说服力，正如慕容雪村所说：“和大多数专制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喜欢扮演「人民的保护神」，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它的保护显然将失去意义。中国政府需要一个「强大而心怀恶意的」美国，这已经成了它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就是乔治•欧威尔在《动物庄园》中使用的“公共污水沟”的概念。

中国不满足于做亚洲的霸主，还要颠覆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么，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呢？这是百年一遇的挑战，其严峻程度甚至超过此前纳粹德国、日本、苏联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挑战。白邦瑞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提出了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十二个步骤：承认问题；明确计算美国已经送出了多少援助；精准评估竞争力；发展竞争战略；团结美国内部阵营；建立反制联盟；保护政治异议人士；坚决面对反美的竞争行为；查缉并惩罚污染分子；揭发贪渎及新闻检查；支持民主改革派；密切观察中国鹰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角力。

然而，这些睿智的意见，美国的决策者未必听得进去。比如，就保护政治异议人士而言，近年来美国政府毫无作为，眼睁睁地看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长期被关押，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奥巴马无视数十名诺贝尔奖得主写给他的呼吁信，根本没有公开、严肃而坚定地向来访的习近平提出释放刘晓波的议题。比如，就揭发贪渎而言，那麽多中国高级官员的亲人在美国购置房产、就读名校，包括习近平、薄熙来的子女，美国政府却从不调查他们的资金来源——如果美国的司法当局详细调查和公佈相关讯息，将对中国当局统治的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并让中国民众对美国民主、自由、公正的价值持更正面的看法。比如，建立反制联盟，早在二零零六年，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就发表了一份题为《锻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是名为“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最终成果。该报告建议在联合国之外建立“民主国家联盟”，以应对非民主的国家和势力的挑战。法国学者菲利普•尼摩也曾提出“致力于西方联盟”的想法，这个集合西欧、北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盟，是一个共同协商和协调一致的制度化空间，一个由在法律上平等的国家所组成的自由的邦联，它将是“历史上一切持久的政治实体的本源”并应对外部的其他地理和政治实体的挑战。

中国会步军国主义的日本的后尘吗？

习近平在访美时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加深相互了解可以帮助防止美国或中国的战略误判。「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这个说法是哈佛大学政治学者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讲的是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即雅典实力增长导致斯巴达产生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

从中共的修辞学来看，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言论从来都要“反着读”，他们的公开言论跟私下裡的说法和想法完全相反。对于这一点，白邦瑞在书中有诸多有趣的细节可以验证。所以，习近平突兀地否认「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恰恰说明他要“问鼎天下”的野心已呼之欲出。

美国过去击败过来自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共产体制的苏俄的挑战，在过去的那些敌人当中，跟今天的中国最为相似的是日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那场残酷的战争中，中国是日本侵略行径的受害者，中国与美国一同对抗日本。吊诡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重蹈昔日日本的覆辙，从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为加害者。

中共既然想学当年的日本挑战美国，以实力对比而论，中国有胜算吗？在工业生产规模、人力以及掌控的资源方面，中国都远胜当年的日本。在钢铁生产量等一些方面，中国甚至已经超越美国。然而，在工业的精密度和水平上，中国即便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所有的航母、战舰、战机和重型武器都实现了完全自製，很多领域甚至优于美国，但今天的中国还无法自行建造航母，所谓的先进战机都从俄国的二流技术中拷贝而来。中国军队的将领和士兵的素养，更无法跟当年的日军相比，严重的贪腐问题笼罩着整个军队，习近平的反腐治标不治本。当年日本有德国和意大利等盟国，而今天中国环顾全球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北韩算不上愿意与中国同甘共苦的盟友。在实力的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价值观，中国在价值观上更是空空荡荡——当年的日军至少还有神道教和天皇崇拜为信仰，今天中国军人早已不知为何而战。

白邦瑞的这本书以中共操弄的战国时代的古老智慧，特别是《孙子兵法》为脉络展开，认为中国的崛起以及野心的达成，《孙子兵法》等古籍功不可没——中国的鹰派领袖、将领和学者大都对《孙子兵法》倒背如流。在这一点上，我跟白邦瑞的看法有所差异。《孙子兵法》可以让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暂时获胜，却不能永远获胜，因为它论述的只是技巧、战术层面的问题，并未达到战略与价值的高度。要支撑一个国家或民族长久的强盛，必须要有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的价值，正如法国学者菲利普•尼摩在《为什麽是西方？》一书中所指出的：“如果存在一种西方特性，那么这种特性就是西方在肯定自己对人权的承诺、推行法治国家及通常所说的法律途径的同时，它似乎宁愿打破旧的纯权力逻辑、更看重科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继续人类狩猎时代的捕食生活。”他又特别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任何人类社会最终能够逃避法治社会和市场的普遍价值这两个西方发明的实践，除非这个社会愿意接受与那些採纳了西方法律和市场的社会相比永远低人一等的结构性状况。”他也举例论证说，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若干东南亚国家，採纳了西方文明中的很多部分而快速实现现代化，明白地证明了西方社会的原创价值和制度的潜在普及性。

而拒不接受普世价值的中国，即便依靠奴役数亿劳工的“低人权优势”、环境破坏、窃取西方的知识产权以及对能源的竭泽而渔，获得了一段时间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实力的蒸蒸日上，但这种模式并不比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共产体制的苏俄更高明，同样无法持续下去。美国学者谭宝信（Timothy Beardson）以“跛脚巨人”形容之，在我看来，这个比喻还是过于客气了，中国更像圣经中形容的“泥足巨人”——如果不去推它，它会一直施施然地站立在那裡，威风凛凛、顾盼自雄；但如果我们都不怕它，都勇敢地去推它，它一定会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