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与1970年著名手抄本《九级浪》

《九级浪》的专辑
史料与阐释.总第五期
http://www.fudanpress.com/root/showdetail.asp?bookid=11830

卷头语
   
   本卷主打的是《九级浪》的专辑。《九级浪》是“文革”时期一度在民间流传的小说手抄本，作者毕汝谐，但我们以前都没有见到过这部小说。初次披露有关信息的，是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文，但是根据鄂复明的叙述，杨健本人当时也没有看到这本稿本。《九级浪》是有手稿的，但在保存过程中（当年偷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的一个孤岛上）纸张沤烂了，成为一部（二页）残稿，被现代文学馆收藏。这部小说之所以现在能够公布于世，主要是靠了两位有心人：一位是赵一凡，他在“文革”中收藏了《九级浪》的手抄本据鄂复明推测，赵一凡并未收藏此件，否则以他的行事认真，不会在翻拍件中“缺失第53页”。据此估计，他是在借阅时翻拍成缩微胶卷保存的，又用心把它拍成缩微胶卷，保留了一份相对完整的小说稿本；另一位是鄂复明，赵一凡生前没有能看到他的收藏品公布于世，他去世后这批收藏品移交鄂复明保存。二十年后，鄂复明无意中在藏品里发现了这份抄本的缩微胶卷，他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辨识文字，将它输入电脑，而且找来了手稿残本，逐字校对，终于恢复了这个作品的全貌（只缺失了34个字）。今承鄂复明先生的关照，本刊以专辑的形式推出这本经过整理的小说稿以及与小说相关的文章。为了尊重鄂复明先生的劳动，本刊发表的是鄂复明整理的《九级浪》校勘稿。

   礼失求诸野。十多年前我发起“潜在写作”的版本搜集，得到过许多作家的支持，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潜在写作文丛”。但是，真正散失在民间的大量潜在写作的文稿是无法一网打尽的，还需要依靠有心人持之以恒的搜集和收藏，也需要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关注这个工作。赵一凡和鄂复明都是这个领域中走在前沿的自觉者。我们从鄂复明称赵一凡的工作为“诺亚方舟”便可理解，他是把文化传承看作与救世保种同等伟大的事业。所以他能够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不顾风险收藏和保护大量的文学资料。2010年，鄂复明先生把他所保存的全部《今天》资料送交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收藏，现在，他又把保存的所有文学资料的电子文档都无偿捐给复旦大学图书馆，以供研究者使用。这种高尚的、无私的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精神，正是收藏者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作为“文革”时期的一部民间潜在写作，《九级浪》的文学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因为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作品，文本里的语境与今天的社会环境相差实在太大，如果不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今天的读者理解起来可能会感到困难。但如果简单地把小说文本里展示的一些生活场景，与“文革”简单地等同起来，也会产生对历史的误解。我的理解，这部小说并不自觉地展示了某种普遍性的生命意义，就是描写了青春残酷的主题。小说里的主人公勇人、陆子、老畜牲、老伍等等，还有作为背景出现的模糊的群像，他们都有着多重社会身份：中学生、红卫兵、逍遥派、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每一种身份可能都表现了一个侧面，唯有青春时期的狂暴、骚热、盲目、冲动、欲望等等，仿佛是一潭沸腾的水浆，把所有的角色都浸泡在里面，遭遇着一场没顶之灾。“九级浪”的意象，应该理解为男女在青春期爆发出来的无可约束的生命狂暴本能，唯有“残酷”两字可以概括。因此，小说也无关乎“文革”主题，不过是在一个特殊的狂暴的岁月里，青年人被时代唤醒了一种潜藏在意识约束下的力比多(libido)的狂怒之态。但是国家机器最终是要对这样的青春反叛严加管制的，我们从勇人在劳教释放后口口声声接受改造的主流话语中，从司马丽当了知青后通信里流露的主流话语中，都可以体会到一种比青春残酷物语更为残酷的体制的存在。

   此外，还有需要说明的是，《史料与阐释》第四辑的主打是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专辑，用了较多的篇幅，以致原计划中的许多稿件无法刊出，如陈梦家年谱的后半部、李涵秋的专辑，这次都完整刊登完毕，论述栏目的几篇论文，也因为稿子太挤，或策划的需要，拖了好几年的时间，这次也一次登完。对于撰稿者或整理者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再次表示感谢。

   上述“卷头语”于3月20日写成。但在看清样的时候，获悉王观泉先生于6月11日不幸仙逝。王先生是本刊的老朋友，在本刊第二辑、第三辑上分别发表了《〈资本论〉在中国》《光芒四射之余晖，也光芒四射》《手抚瞿圆初〈山水入门秘诀问答〉的遐想》等文，给以本刊莫大的支持。为了纪念王观泉先生，本刊在仓促之间，临时编辑了一个简单的“哀悼王观泉先生特辑”，寄托我们的哀思，敬请读者关注。
   
   陈思和
   2017年6月22日修改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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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汝谐：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
发表于 2015 年 10 月 05 日 由 舟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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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汝谐，现定居纽约。20岁时写下小说《九级浪》，曾轰动京城。曾在海峡两岸出版了多本著作，《自由，你好》、《周恩来评传》（署名方里）、《绿卡族》、《活水的江河》、《美国联邦监狱探秘》等。毕汝谐曾在《九级浪》中，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发问中国现状：“我们争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文革否定了十七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要特征，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被称为是一位“章鱼保罗式”的预言作家。

1970年深秋，我因不堪忍受文革苦难，愤然作不平之鸣。近乎本能地发出一声呻吟——这便是文革地下文学手抄本小说《九级浪》。

那是一个连梦呓都不得造次的残酷年代。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来形容，便是：“时代整个脱节了。”

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被我选作书名。覆舟之下，众多溺水者垂死挣扎的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毁灭一切的文革海难。

为《九级浪》所作的准备，可追溯到一年之前。九大后，为了躲避上山下乡风潮，也是为了附庸青年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风雅，兼且有意识地效法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我跑了很多地方，蹲点考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囊中仅有一册爱伦堡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对他青年时代流落巴黎的浪漫生活钦慕不已。）憬然发现：在震耳欲绝的口号和凯歌声中，人民的生活已不堪闻问了。终于得出“文革糟得很”的结论。文革粉碎了我心中的七宝楼台，水远不能重建。那时候年纪轻，真正是傻大胆儿。明明知道文字狱遍于全国（动笔前不久，《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枪毙了，杀榜贴满京都的大街小巷。制服警察充当文字检察官，正是文革黑暗的社会景观），欲捉身而出，拔笔犯难。我自幼喜读卢梭、狄德罗等人的半文学半哲学作品，后又接触到萨特、加谬等人的著作，不禁跃跃然用生命作为珐码，压在社会这个无比巨大的天平上。那是一种初生牛犊特有的少年豪气：“人生无非是这么回事，岂有不死之人，不灭之魂？……

我深深感到痛苦，那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尤因本人生性歌感而更甚。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我只得以饮食男女为庇身之所——美食落肚，情人入怀，如同吸用海洛因一般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其时，我白天刻苦功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孤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我闯下的祸事共计9999件。

其中之一比小说更离奇：我在打砸抢现场被一名青年警察擒获，同去派出所。途中，双方对谈文史，甚为投机，他竟放我走了。

我至今仍然很感激这位极具灵活性的人民警察，刻骨铭心。如果是另外一种常态结局，我的生活就此毁灭也未可知。

那时节，正值青年反板期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

我曾与许多人争辫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我的观点是：既然文革是长达十年之久的海难，那么每个人赖以逃生的方式都无可厚非；也许你们是驾驶快艇逃生的，而我却是抱持粪桶才得以活命的，奈何？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宗教的信仰……乃至于“流氓加文盲”的下作，无非是泅渡苦海的一只只救生圈，溺水者爱用哪只便用哪只，悉听尊便。

荒诞年代荒诞事，只怕说出来令人都不肯相信了。1969年深秋，中苏边界谈判举行，全国进入一级战备。我在青岛某邮局给远在陕北插队的朋友写信，谈及《九级浪》的构思；只因滞留时间过久，而且喜怒哀乐各种表情挂相，差一点被革命群众当做书写反动标语的阶级敌人举报……那年月，人们把阶级斗争这根孩绷得真紧呀。

眼见20岁将届，我必须做什么事情来迎接这个大生日。树欲静而风不止，想不做也由不得我了。于是，我挥笔写下小说的开头：“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

《九级浪》以第一人称的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恶深渊。我采用熟悉而亲切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弃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戏创作原则若敝屣。我紧紧握笔，握住这烫手的武器（田汉《关汉卿》里有句著名台词“笔不就是你的刀么”）落笔如行云流水，一发而不可收。

我足不出户，终日与小说中的人物为伍：陆子、司马丽、勇人、冯明、勇珍、伍行浩、伍老头、老畜生……每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一大批原型，写来从容自信，毫不费力。数年来目睹社会之怪现象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融入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奔来笔下。所思、所闻、所见、所为，无不归聚于这部即将出世的小说，被我选作书名。人物、故事逐渐形成。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揭示生活本身的近乎残酷的哲理。女主人公司马丽（以及“我”——陆子）从玉洁冰清而堕入风尘，固然是文革悲剧的一种表现，却又不失为人性解放的一种方式，毕竟，他们与现代迷信做出了彻底的决裂。

陆子（“我”）和司马是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一对金童玉女，而后则成为一对问题少年。两位主人公都是性格复杂丰富的人物。他们自命不凡，心境孤独，为应付险恶的社会环境，相依为命。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相当广阔，形形色色的人物走马灯似的登场表演，卑鄙、无耻、可怜、可笑。这部小说象一面镜子，照出了文革海难中的社会生态。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睛雨表，作家是阶级的代言人。”这是那个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老八股。然而，我在写《九级浪》时，却清楚地发现此言不差。常常是，耳畔轰响着七嘴八舌的指令，而我则沦为记录员。然左右顾盼，室内却仅我一人……

《九级浪》直露地描写了少年人的性启蒙和性苦闷，（而后者则因世道混沌而火上浇油）我以为这便是《九级浪》在当时广受欢迎和招致非议的原因。我是为了刻画人物而写性，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司马丽的特殊身世……高级民主人士与厨娘的私生女——使性的描写不容回避。就时间而言，这种性描写实际上与西方的性革命暗暗合拍，某些思潮的兴起是不分国界的。

我在描写恋爱过程中，插入极有深意的一笔：“我们争论否定之否定定理是否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

我把自己关在斗室中，整整三个月。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敞开心胸，动用记忆宝库。灵光频现，佳句迭出（描写女主人公失去童贞的文句：“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我懂得，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普通陨石，降到人间。”众口相诵，广为流传）。到后来由于用脑过度，每日腹泻，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成书后，交给三两知己传阅后便收回原稿。翌年早春，方知手抄副本已如雨后蘑菇，数不胜数了。我因此结识了许多不甘寂寞的同龄人，一本正经地坐下来，漫论国事、文事、私事。（他们后来的命运泰半不妙：死了、疯了、俊了、毁了……遗憾。）

再后来风声日紧。据说周恩来说过：“此人还是有才华的，不知能否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江青说：“社会上有六本书反对文艺革命。”批林批孔开始后，我和当时的女友（后来反目成仇了）商议再三，决定将《九级浪》的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孤岛上，待云开日出时，再作道理。我在日记里含糊地记录了此事，原文如下——

“……最后，决定举行一种迷信的除妖仪式：把一束个代表各种病魔及不祥之物的纸片深深藏入土中，使其不见光日。于是，我们驾着一条笨重的小船，荡过两湖之间的门坎似的窄窄的通路，穿越朽烂的木桥，踏上那四面环水的孤岛。她先上去了。按照热悉的路径攀上顶峰。我跟去后，发觉她竟是沿着陡峭夹壁上砸出的许多坑沿，依次爬上四层楼高的山顶！我畏缩地往后退了几步，终于咬紧牙关上去了，最后也安全地下来。在山顶，我们走过了几个凹得很深的‘回’字形深坑，在最后一个深坑前站下来。边沿上有几块风干了的人粪，坑前有半张1974年2月28日的参考消息。很明显，另半张用来楷了屁股，已经被风舌去了……我们轮流用铁铲和手刨开灰色的松软的沙土，清除掉横七竖八的干草和刺手的荆棘，把纸片理起来……最后用脚踩结实。又是她先下去了。我把空书包掷下，许久才听到令人心惊的落地声。我为有这样勇敢的女伴而骄傲，但也为她这种似乎并无必要的莽撞而担心。”

我们甚至准备了足够的干粮，经久耐用的球鞋；和一把镰刀（万一需要夜宿，可搭个草棚）。

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青春的火焰总在心头熊熊燃烧，而且烛照出冰河解冻、天空放睛的明天……

转过年来，张春桥发出“打土围子”的叫嚣，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病。那时昆明湖尚未放船，女友自告奋勇游水上岛。她下水了。我凝视着那异常熟悉的头影，怎样在寒冷的泛着微波的水面渐渐远去，化为一个黑斑。最后，她精疲力竭地爬上彼岸。我以为她没有气力了，手和脚不禁胃出汗来，悬心吊胆。她坐在一裸把旁枝艾叶伸到湖面很远地方的大树下休息了一会儿，做了几节徒手操，然后向着城堡那条狭窄陡直的“胡同”走去。那穿着深黄色游泳衣的匀称的身材，就这样承负着我的痛苦、困惑以及希望消失在视野之中……

我至今记得她返还后那副狼狈的样子：所有的筋肉都在颇抖，嘴唇青紫，吐字不清。待到四人帮垮，我独自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 只刹残篇了。

岁月如烟，匆匆不居。我于80年代中期作为访问学者飞赴美国，而后植根大洋彼岸，过着稳定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读书写作，悠闲度日。后半生我不打算做什么事了，只想在纸面上安排小说人物去做。

混迹于上了发条一样忙碌的纽约客，手把一卷《史记》或者《后汉书》，别有一番幸福感和优越感。

至此，往昔朋友们的祝福（“你将成为第二个毕卡索”）和仇敌们的祖咒（“你将自杀、发疯、入狱——三者必居其一。”）统统落空。

《九级浪》似乎是我的宿命，且匡范了我的人生道路。《九级浪》好不好是回事，真不真则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谎话、空话、大话、假话充斥的可悲的时代，仅“真实”两字，便难能可贵了。

来到海外，见到美国汉学家有关于文革地下文学的论文与专著，而国内也有学人发掘那一段文事，自不免生出许多浩叹。《九级浪》是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而后成为我生命的深深烙印，恐至死难以磨灭。

我是永远的中文作家。我是永远的单身汉（幸得两名非婚生儿子，他们各有其母）。我是永远的溺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