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海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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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原名殷福生,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人。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曾在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青年军。1949年赴台后于台大哲学系任教,先后开设课程有: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他亦曾任《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殷海光是 1950~60 年代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之一。他深受罗素、海耶克、波柏等哲学大师的影响,所写文章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基准,极力宣扬反抗权威、追求自由思想,并坚持以笔的力量来对抗言论思想禁制。因而,他曾被伦敦《中国季刊》推崇为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者。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病逝,享年50岁。主要著作有:《学术与思想》、《政治与社会》、《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的展望》等。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已出版《殷海光全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是风暴笼罩里的世界。风暴的中心,由欧洲渐次转移到东亚。风暴里挟着豪雨,洪流冲决着堤防。我们在前面说过,西方世界工业革进所产生的力量,向全球不断扩张。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及二十世纪初叶,这一势力如日中天。可是,几乎就在同时,“一个怪物在欧洲出现”。自一八四八年来,欧洲自己的内部衍生出一股巨大的“反动势力”。这股势力从欧洲自己的内部来拆散欧洲并且动摇西方世界既有的秩序。它就是继...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人之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正是亟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发挥创导能力的开头。然而,目前刚好是知识分子情智最低落的时期。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情智之低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有的。 这些情形,谁实为之?孰令致之? 构成这些情形的因素自然是很复杂的,我们现在不能去分析。我们现在所能指出的,只是构...
近来东北战事失利,政府当局也不再讳言,而变相的物价高涨,更使每个升斗小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广大人民陷入恐惧情绪和生活煎逼之中。这些真真实实的情形,真实得不是少数人爱听或不爱听所能抹煞,更真实得不是任何粉饰之词所能粉饰的了。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
近八九年来,台湾在某些方面有若干进步。邮政是显著的实例。可是,在另外某些方面则有实质的退步,教育则是显著的实例。今日台湾的教育,细细观察,不仅不 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的社会”之途迈进。大致说来,这几年台 湾教育的退步,至少退步了五十年,这就等于说,这半个世纪的时光是白浪费掉了。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这一浪费,...
近八九年来,台湾在某些方面有若干进步。邮政是显著的实例。可是,在另外某些方面则有实质的退步,教育则是显著的实例。今日台湾的教育,细细观察,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的社会”之途迈进。大致说来,这几年台湾教育的退步,至少退步了五十年,这就等于说,这半个世纪的时光是白浪费掉了。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这一浪费,还不...
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怎样才能使中国有个光明的远景?依照我在本书里从一开始到现在所陈示的种种,关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浓缩成八个字: 道德,自由,民主,科学。 只有实现这四目,中国才有希望。我们要实现这四目,必须积极地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要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必须有健全的知识分子作努力。怎样的知识分子才算得是健全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健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注重...
民主制度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这种产品随着西方文化的扩张而四向扩张。这一扩张引起一个大问题,就是民主后进的国邦是否适于实行民主。这个问题的解答极为复杂。它关联到两个大的条件:第一是开始实行民主制度的国邦之文化濡化的基线(baselineofaccutluration);第二是该一国邦的社会文化之适应平层(adaptationlevel)的高低。当然,这两个条件是相互关联着的。关于民主后进国邦是否适于...
照时代周刊( Time )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 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 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人之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势,正是亟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发挥创导能力的开头。然而,目前刚好是知识分子情智最低落的时期。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情智之低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有的。 这些情形,谁实为之?孰令致之? 构成这些情形的因素自然是很复杂的,我们现在不能去分析。我们现在所能指出的,只...
哈耶克:《到奴役之路》第一章:放弃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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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哈耶克 殷海光 2015-03-21 12:41:44
那末我们必须经常与危害这种进步的主张战斗。自由主义被许多人看作是“消极的”教条,因为自由主义所能给予特殊个人的贡献不过是公共进步的一部份而已——一般人对于公共的进步越来越习为故常,不复认为它是自由政策的结果。有人甚至于说,自由主义的本身成就正是它衰落的原因。因为,自由主义已经获致这样的成就,于是许多人逐渐不愿意忍受依然存在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照他们看来.是无可忍受的,而且是不必要的。
因为许多人逐渐不满自由政策之进步缓慢,不满那些用自由主义的名词来保护其违反社会利益的私利之人(对他们发生正义的愤怒),不满以自由为借口来满足个人之无穷无止的物质欲望人的,于是到了本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信仰愈来愈为人所唾弃。复次,因自由政策而获致的果实,又被许许多多人认为是永久安全的和不会朽败的财富。于是,一般人的视线遂逐渐集中于新的需求。但在新的需求不能很快地满足时,他们认为这似乎是由于墨守旧原则所致。愈来愈有许多人相信,虽然既成的社会结构在过去曾使社会进步,但在今后则不可能。因此,今后我们要增进大家的福利,我们不能再沿袭过去的旧路,不能再在既成的社会结构里去寻求。我们要增进大家的福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全重新塑造社会。至于怎样增益既成的社会机构,或改进既成的社会机构,就很少有人考虑这样的问题了。他们所考虑的问题,只是如何完全打碎既有的社会结构,而以新的社会结构代之。而且,正像年青一代人的希望逐渐集中于全然新奇的事物一样,大家对于了解既存社会机能的兴趣迅速低落;而且,既然大家对于自由制度怎样发挥其机能的了解日趋模糊,于是我们也就逐渐不能意识什么东西是依存于自由制度之上的。
现在,大家对于社会前途的看法是改变了。大家发生这种改变,是未经过批评和分析的。这种改变也是现社会上思想习惯的改变。这种思想习惯,乃为思考专门技术问题所造成的。这种思想习惯乃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思想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便不复信赖过去对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是不合于他们的先入之见的,并且不合于他们想将一种组织加诸不甚适合的场所之理想。这些问题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现在不予讨论。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是指出,我们对于社会的态度,虽然是逐渐地在改变,而且是几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可是怎样改变得这样彻头彻尾。在我们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步一步改变的过程中,大家所作之不同程度的思想改变,只是逐渐使老辈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与现在许多人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差异而已。这种态度方面的改变,简直就是完全违反我们在上面所撮述的自由发展之趋向,简直就是完全放弃那曾经创造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的传统。
依照现在具有支配力的一些看法而论,现代的问题,已经不复是我们怎样能够将自由社会中自发的力量作最好的运用之问题。在事实上,我们是着手废弃那曾产生不可预见的结果的力量,而且消灭大家共同维持的市场机构,将一切社会力量集体化,导之趋向人为“有意”选定的目标。自由与计划之间的这种差异,最好是藉着大家欢迎的一部书里的一种极端的主张来说明。这一极端的主张是说,“为自由而计划”。这种说法,我们将不止提到一次。曼海门博士(Dr.Karl Mannheim)说:“我们从无如今日之被迫将全部自然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应用于社会者……人类愈来愈趋向于管制全部社会生活,虽然我们并未有心创造第二个自然界。”
我们的观念改变之这种趋向,与我们的观念在世界上发展的方向是相反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二百余年来,英国的观念向东方发展。在英国获致成功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向全世界扩张的。约在一八七零年,英国这些观念的支配力,也许扩张到极东的地方。可是,自从那时开始,英国观念的支配力便开始逐渐低落;而一种不同的观念,则开始从东方向外展进。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新鲜,只是极其陈旧的东西。自从这陈旧的观念扩张以来,英国在政治和社会范围里失去了其知识上的头领地位,而变成别国观念的输入者。其后的六十年间,德国成为世界观念的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德国观念向东方和西方扩张。它注定了要统治二十世纪的思想界。无论是黑格尔或马克斯,无论是李士特(List)或施谟勒(Schmoller),无论是宋巴特(Sombart)或曼海门,无论是比较激烈的社会主义或比较温和的“组织”或“计划”,德国观念都受英国欢迎,而且德国的社会建构都受人模仿。
虽然,大多数的新观念,尤其是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德国,可是这些新观念是在德国完成的。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这些新观念得到最完备的发展。我们现在往往忘记,在这个阶段中,德国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上是居于怎样重要的领导地位。在社会主义成为德国重要问题的前一代,德国议会里有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党。而且,直到为时不久之前,社会主义之思想的发展几乎弥漫德奥。所以,即使时至今日,苏俄所讨论的社会主义问题,大都还是德国社会主义者谈得不要了的问题。英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到现在还不觉得,他们开始发现的大多数的问题,老早便被德国社会主义者讨论过了。
在这一阶段里,德国思想家对于全世界智识上的影响.不仅是受德国物质建设方面伟大的进步所支持,而且尤其受德国思想家和科学家们享有的令誉所支持。德国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享有令誉,是在过去百余年间的事。在这过去的百余年间,德国一再成为欧洲文明的主要份子,甚至于是领导的国家。但是,这种智识上的影响立刻助使德国观念向外扩张,以至于形成一种转向,反对欧洲文明的基础。德国人自己是充分感觉到这种冲突的,至少在德国人中扩张德国观念的人是充分感觉到这种冲突的:早在纳粹勃兴以前,大家公认的欧洲文明的共同遗产,德国人看作是“西方”文明。他们所讲的“西方”。所指不复是Occident的固有意义,而是意指在莱茵河以西的“西方”,在莱茵河以西的“西方”,意即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以及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或爱好和平。
但是,纵然德国人蔑视这些“浅薄的”西方观念之情与日俱增,西方人还是继续输入德国观念。也许,就是因为德国人蔑视这些“浅薄的”西方观念,西方人才继续输入德国观念。西方人甚至于被德国人说服,相信他们自己从前的信念不过是自私自利之辩护而已。所谓自由贸易,不过是为增加英国人的利益而已。他们要英美人相信,英美的政治观念已经是过时的东西,而且是耻辱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