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神经病

一

我不是神经病，你必须先承认这一点再听我说。

其实我看不起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

我第一个看不起的就是我的父亲。他最虚伪，当别人问起我的时候，他总是百般搪塞，我知道他是死要面子，实际他内心一直认定我就是神经病。而我只不过是经常对别人讲起我小时候被人强奸的事情。再就是我想哭的时候就放声哭，想笑的时候就大笑了几声而已。

 

我的童年是和我的祖父祖母在我的故乡G县（我不想把那个县的真实姓名说出来，免得我家乡的人看到了就知道是谁写的了，而如果这样我有可能会遭受一场毒打，我全家都是死要面子的人）的一个乡村一起生活的，当然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是在祖父祖母身边长大到上中学才去我父母身边上学。我的母亲除了头发长、见识短，爱吃零食和爱贪一点小便宜之外，其他的没有一点像女人。听说她的父亲与我现在的外公是好朋友，她父母因为什么案子的牵连受不了那份委屈，双双自杀，遗嘱上把我的母亲托付给了我的外公，于是外公和外婆觉得她可怜，把她接回家来养活。外公是做生意的，家里经济很宽裕，所以我的母亲什么事也不需要做，每天只是吃和玩，针头线脑的活她是一样都不懂。上学以后也没有好好学习，成绩很差。但那个时候，只要上学就没有不毕业的，所以我的母亲还算是当时很稀罕的中学毕业生。

 

母亲嫁给父亲不知是最大的幸运还是不幸，如果说幸运，因为我的父亲毕竟是当时少之又少的大学生，而且自从外公去世以后家境每况愈下，倒是我的父亲借着我一个堂伯父的势力得以重见天日，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令几个与母亲一起长大的所谓的姨妈羡慕得不得了。都说母亲的命真好，很有福气。但我从不这样认为，我觉得父亲不爱母亲。我相信母亲和所有的女人一样都希望得到男人的疼爱，但母亲没有得到，甚至起码的尊敬都没有。我猜测父亲当年之所以娶母亲纯粹因为他没有人愿意要他，他的家庭成分很差，我的曾祖父是当地一个大地主，家里有几千顷地，还用了上百个长工。祖父和祖母在翻身大棍斗地主之前就从没做过事，后来祖父和祖母能做活可能也是在被吊在房梁上三天三夜思考的结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算是结束了，而自力更生的历史开始了。也许曾祖父在世的时候作的恶还不是太多，三天后祖父祖母又被放了下来。但家里从此却真正一贫如洗，而且一家都戴上了成分不好这顶重重的帽子。父亲当年考上北京的一所外贸学院就因成分问题被退了回来，后来还是祖父的一个在外地师范学校教书的堂弟帮忙才勉强留了下来。毕业的时候，也是这个堂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伯父帮的忙，把父亲分配在他所在的S县的一个乡下中学教书，不知父亲是不是真的神经衰弱，反正他的记忆力是出奇的差，渐渐地就不能教书了。也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和母亲结的婚，我想当时的父亲应该对母亲存有一份感激，但也仅仅是感激而已。幸运的是那个时候那个堂伯父正好当上了副县长。父亲也就就势调到了乡政府工作，最后居然当上了乡党委书记。真不知道是不是好吃懒做的母亲带给他的运气。

 

母亲不仅家务活干的不好，连自己的孩子都带不好，所以每个孩子一生下来吃上几个月的奶就送回到老家给了我的祖母。她也就懒人有懒福，乐得清闲。后来父亲当了一个镇的头头，她也顺此有了一份并不要做事就能拿工资的工作，我估计那个工厂的厂长之所以要给我母亲这份工作仅仅是想讨好我的父亲，以便在工作中从我父亲那儿讨一点政策的巧，可惜的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既胆小又窝囊的人，所以那个厂长什么便宜也没占到，反而白养活了我母亲这样一个没用的人，而且由于母亲带一点傻气的风骚曾引得厂里好多老光棍心里痒痒的又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我母亲不管如何轻贱，她毕竟还是乡党委书记的老婆。弄得不好就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代价了，轻的失去工作，重的可能就是失去了自由，甚至要坐上几年牢。那些人可不是笨得不行，所以我的母亲也没能风骚得起来。

 

而随着堂伯父的人气越来越旺，我父亲有一天就一纸调令去了县城，而且当上了县文化局的局长。我的母亲当然夫贵妻荣，由乡党委书记夫人一下子又成了局长夫人。可能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在老家的棉花地里被一个光棍强奸了。强奸只是后来我父亲偷偷叫人打他之前密谋时说的。我当时是很高兴跟着他去棉花地的，我非常喜欢棉花，那白白的花争相怒放的姿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虽然那一刻很疼，还流了血。我不明白父亲既然那么要面子，为什么不办他的罪让他在街上游行。而是让人把他打得不能走路，那时候的父亲是有这个本事的。那时那个人真可怜，没有人去看他，除了我。

 

我去看他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刻，九月的风虽不像春风那样和煦，但却让人感到更多的温柔。他住在一间很破旧的茅草屋里，一扇朝雾一样颜色的柴扉。推开柴扉夕阳就随着空隙洒进了他的房间，只见他蜷缩在一片厚厚的稻草上，像一条受伤的狗，但没有发出狗的呻吟声。看来他被打得确实不轻，我的脚步声和光亮都没有使他回一下头，甚至动一动都没有。我环顾一下他的家，桌子上反扣着一个碗，桌子旁边是一个少了一扇门的碗橱，里面乱七八糟地摆着一些东西，靠南面墙的一角堆放着一小堆书，我走过去看了看，凭我当时小学五年级的识字量，和他平时跟我讲过的，我连估带猜也只能知道几本书名，什么《红楼梦》、《鲁迅杂文》、还有《说文解字》什么的。我没想到他这儿还有这么多书，我翻开那些带图画的，我很想知道书上画的是什么意思，我要是早知道他家里有这些好看的书，我早就叫他讲给我听了。在我再一次要回身看他的时候，却看到了在高悬的房梁上挂满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结，那么多，我想一定有一千个。我翻书的声音还是没有惊动他，整间屋子只有我一个人的声息。他像已经死了。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点心疼，也有一点害怕，我怕他死去，他死去了就再也没有人给我编那么多好看的花花绿绿的结了。更重要的是再也没有人对我那么好了，他那么知道我喜欢什么，连我的祖父祖母不知道的他都知道。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放学的路上，他盘着两条腿坐在田埂上，穿着很破旧的衣服，手里面抓着几根花花绿绿的线，我不知道怎么就被吸引住了，停下脚步站在他身后看，只见他的手在麻利地上下飞舞，他的手很白，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他到底在干什么，我终于憋不住问了他，他说他在编一个结。我不知道什么是结，他说这是中国结，每一个结都代表一种心愿。我当时非常想要一个，但我不敢说，我希望他能送一个给我。他也许是看穿了我的心理，就对我说，你要是喜欢等我编好了就送给你。我听了非常高兴，恨不得去亲他一下。可惜的是还没等到他手中的结编好，我的祖父已经寻来了，听到祖父的斥责声，我才知道我已经在这儿呆看了好长时间了。祖父走到我的身边拉了我就走，好像躲避瘟疫一样。而且走得非常快，仿佛身后有人在追我们。祖父说他有神经病，是个疯子。我被一边拉着走，一边不时地回头看那个人。我多想要那个中国结啊。

 

回到家里，祖父像背了一堆柴禾走了很远的路似的，把我向祖母面前一扔，然后坐在一边直喘气。晚饭后，祖父和祖母嘀嘀咕咕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还是祖母帮我解开了那个人的迷，其实并没有解开，祖母说他也是成分不好，考上大学也没有能读成书，本来该死心塌地种田的，可他偏还要第二年再考，天天捧着书本，他的父亲又急又气，再加上在斗富农的时候被打伤了的头疼病复发，很快就死了，一年以后，他的母亲也一命呜呼，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经过这样的打击，他也开始醒悟，也不再要考大学，但从此却像变了个人，整天不说话，因为不怎么会种田，家里也越来越穷，连个媳妇都娶不上，偶而帮人写一点诉状或信什么的，人家也会给一点钱，但他只要有钱就换成了那些花花绿绿的丝线，然后一个人跑到田埂上不停地编，有时侯能编上一天，一句话也不说，对任何人都不说话。他编的那些结确实很漂亮，但是他从来不卖。一个也不卖。

 

此后，我每天放学都故意从那个田埂上绕过，我希望能够再遇上他，希望他能送给我那天编的那个漂亮的结。一个星期以后，我果然又碰上了他。他看到我显得非常高兴，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他的手上拿了很多的中国结，都是红色的，形状都不一样。比画了半天我才明白他手中的这些结都是为我编的，他说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当然喜欢，而且一个不留地全接收了。从此我就天天去找他，而他也天天来这儿等我，我越来越喜欢他，如果哪一天没有见到他会觉得有一件事没有做。有一天，我又来到他的身旁，那是个棉花疯狂开放的季节，他牵着我的手朝棉花地里走，我以为他要和我一起摘一些棉花，到了那块棉花田的中间，他把随身带的一块塑料薄膜铺在地上，让我躺下来，然后脱了自己的裤子拉我的手抓他的生殖器，我觉得很好玩，就用手抓来抓去，他被我抓得气喘吁吁，像是刚刚跑完了一千五百米长跑，我问他怎么了，他就一下子脱了我的裤子，然后将生殖器插进我的阴部，我当时很疼，但我一点都不恨他，那一刻，我睁开眼睛看到天很蓝很蓝，几朵白云悠闲地飘着，前后左右都是洁白的棉花，只觉得自己像置身于画中。他也在不停地对我说忍着点，很快就好，下次就不会疼了。

 

二

 

然而他终于没有下次，因为当天晚上就被来找我的祖母猜出来了，回到家以后，祖父祖母两个人一起盘问我，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我后来非常后悔自己对他们说实话，我该知道祖父母也会骗人的，他们说只要我说出来就不会打那个人，他们是在骗我。

 

童年时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也许早就死了。从那天以后我就被带回了父母的身边，再后来我的祖父母也搬来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家里也不会带我回去，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事丢了他们的脸，他们从不愿提起老家的事，而我却常常提起，那时候妈妈还有时轻声细语地叫我不要说，我也就听了她的话，没有人说我是神经病。但当我上高中以后，也就是来到县城上了重点中学时，我再也憋不住了，本来我所就读的学校比县重点中学不知相差多少倍，以我的成绩是绝对进不了的，但我的父亲硬是凭着他的权力让我进去了，我知道自己除了作文写的不错，其他各门功课都平平。考了两次全年级倒数第一之后，我跟家里提出来让我转学，但他们坚决不同意。于是我就在晚上不上课的时候在路上狂奔。从此，我就成了公认的精神病患者，而我倒乐于这样，至少这样可以随心所欲一点，反正处惯不惊了。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终于也没过多久，我就被送往离家六十几公里的另一个市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我很高兴来这样的医院，因为我每天都可以看到疯狂而好笑的事情，跟我同一病房的有一个喜欢唱歌，只要她在醒着，就能听到她的歌声，但是谁也听不出她在唱哪一首歌，她的声音像八十年代初期生产的收音机，因为波段调频都不好，收到的声音也是一闪一闪，或高或低的，像被电风扇吹似的。听习惯了反而觉得医院广播里播的歌没有她的好听。更何况，广播里的歌如果不想听可以蒙上被子或用棉花球塞住耳朵，而她会强制我们三个人一直听的，你蒙被子她就掀掉你的被子，你塞耳朵她就捅你的耳朵，反正你得听，而且要像听歌星的歌一样狂热，因此我们房间里不知以前哪一个病友留下的一束塑料花就经常代替我们给她敬献的鲜花，她说她总有一天会成为万众瞩目的歌星。

 

跟我对面床的那个女孩来这儿之前是被她的男朋友抛弃的，所以她每天都问护士有没有她的信，护士说没有，她就很失望地流泪。护士就安慰她说也许明天会有，她也就擦干眼泪继续等。到了晚上，她又担心男朋友不知道她来了这里，于是她就坐下来给她男朋友写情书，写完了还要读给我们听，问写得好不好，我们都要说好，要不然她会撕掉重写，写到深夜，病房的灯熄了，她就打开窗帘就着月光写，如果没有月亮，她就摸黑写，这样就会让我们大家都没的睡，尤其是我基本上不吃医生让我们服用的安眠药，尽管他一再声称这是调节我们身体内循环的药。我才不信他们的鬼话，他们都是一些极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巴不得我们整天睡觉，那样他们才清净和轻闲，我可不像其他人，乖乖地听医生和护士的指挥。我总是偷偷地将药扔到厕所里，然后在查房的时候假装睡觉，这样，那个痴情的女孩写着她总也写不完的情书时，受害最深的人就是我。所以我每次对她的情书总是赞不绝口，而且告诉她，她的男朋友看了信一定非常感动，很快就会回信的，说不定哪一天会来看她，她听了这话就非常开心地去睡了，而且从此对我非常信任，超过信任任何一个医生和护士，更别说其他的病友了。这样我的心又有点不忍，尤其是看到她每天满脸失望从护士那儿回来的时候。因此有两次我模仿她的男朋友的口吻给她写了两封回信，趁着她去厕所的时候，放在她的床上，她回来时我告诉她说是护士刚刚送来的，她激动得号啕大哭，几乎整夜没睡，我非常后悔，从此她每天情书写得更勤，到护士那儿问信也问得更勤了。我心中暗暗发誓，再也不管这类闲事。

 

同一病房的还有一个女的就是那个副县长的女儿——和我一样鼻梁上架着酒瓶底子。她原来是一家公司的会计，公司的效益很差，一度几年亏损，可是经理却整日坐着豪华无比的奥迪轿车到处考察，这个会计也是自己骑着豪华的踏板摩托，穿着名牌时装，人家一直以为，她的一切是她那县长老爸受贿得来的。可谁知，公司经理被下属告发，检查院来审查后，却发现，贪污的绝不仅仅是经理一个人。被检察院找去谈话时，她被吓得语无伦次，检察院的人根本就问不出个所以然来，而她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经理说没事，经理说我爸爸会保护我！”最后也果然是她爸爸保护了她，以精神病的名义将她带出来，并送到这里来了，要不然，此刻她很可能还在看守所里，就算检察院的人不受贿，以最快的速度结案，她也只能在送往监狱的路上。在监狱里肯定没有在这儿自在，她每天拿着那把深棕色的牛角算盘，噼噼啪啪地打个不停。有人轻声叫她她根本就听不见，或者装着没听见，很多会计都有这种职业病，除非你用大声到近乎喊，她才会缓缓地微微抬起头，眼睛透过眼镜的上框看着人。然后说“经理说没事，经理说我爸爸会保护我的。”平时大家很少有人喊她，任凭她专注地打她的算盘，只有她父母来的时候，大家才会围拢到她身边，因为她的县长爸爸总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漂亮的衣服，东西大家都会分到一点吃，时装就经常归一心要当歌星的女孩穿，因为她认为歌星在台上唱歌一定要穿得时髦才行。

 

三

 

真正跟我谈得来的只有隔壁的小云。小云跟我同年，也是高中还没有毕业就来了这里，小云有一个最明显的习惯就是吐唾液，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不停地吐，好像嘴里被刮满了沙子怎么吐也吐不完，吐得最多的一次是一分钟吐了二十三次，我默数最后一秒的时候，她还在吐。每次吐的姿势、力度和声音都不一样，她生气的时候就会仰起头，像是对着太阳打喷嚏，又像是吞了一口温水送嘴里的药丸。随着头猛地低下，就听到一声重重的“呸”！平时不生气习惯性地吐的时候，那声音就像给两片嘴唇吹气，发出来的也只是一点气流声，更没有唾液，本来小云的吐基本上是没有过唾液的，她这只是表示她的一种恶心和厌恶。主要是因为她看到她最喜欢最尊敬又长得漂亮的妈妈在家里与一个俗不可耐的臭男人偷情被她看见了，小云常常说我希望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呸”！她爸爸妈妈离婚后，由于当时小云已经没有选择的理智，结果被法院判给了妈妈，她已记不清是谁送她来的，但她不希望她的父母来看她，尤其是不希望她妈妈来看，结果妈妈来看了她好几次，每次都是被小云吐走的。

 

我跟小云不同的是，我希望有人来看我，哪怕是我有点鄙视的父母，但我被送进来以后，只有我的大哥来看过我一次。我想家里的其他人都巴不得永远不要见到我。我本来以为我的姐姐会来看我，人家说，出嫁的女儿总是惦记着娘家的事，但是我姐姐始终没有来过。

 

那天我大哥是带着曾经是我的大嫂当时是他的未婚妻来的。大哥的未婚妻叫余思，我当时问她为什么不叫鱼刺，她不停地笑，她笑得非常好看，笑的时候，她的白白的脸上就泛起一层红晕，像三月的桃花色，她也戴着眼镜，是那种没有边框的树脂眼镜，在当时很少有人戴那种眼镜。她的身材也很苗条，加上她那得体的打扮，让人看了很舒服。我很喜欢她的眼镜和笑。但我当时把我大哥拉到一边很严肃地跟他说不要跟余思结婚，大哥笑了笑，叫我好好治病，然后又把买给我的东西一一交代了一遍，叮嘱了我吃药、睡觉等事情以后就挽着余思走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还是禁不住对着大哥喊了一句：别跟余思结婚！

 

小云问我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我说我大哥配不上余思，我觉得他们结婚了会离婚，而且结果会很惨。小云第一次和其他的病友及护士的看法一致，认为我真的有神经病。

 

晚上，我既没有给歌星献花，也没有赞美那个情痴写的情书，连全神贯注在那儿打算盘的瓶底我也懒得看。一个人闷坐走廊的长椅上，走道里的灯很昏暗，每个房间都传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唱歌、浪笑、哭爹叫娘、甚至编电视剧的都有，只要能够想得出来的节目几乎都在同一时间上演。这都是白天的医生让病人吃药睡觉把责任都推给了晚上值班的护士和医生，现在病人睡了很长的一觉，正是精神饱满的时候，那些护士又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劝这些人再吃她们的药继续睡，所以从这儿出院的人都睡得像一个个呆子，比来的时候变傻了，反应也迟钝了很多，再也没有精力去狂奔和胡言乱语了，至此医院宣布病人痊愈，家人也高高兴兴接了这个好人回家。想到这儿，我突然很想回家，虽然那个家并不让我觉得温暖，但至少不用天天像做贼一样偷偷地到厕所扔药，然后还要装腔作势怕被护士发现而受罚。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的姐姐，比我笨很多的姐姐嫁的这个姐夫真的对她那么好吗，让她不仅不想家连我都想不起来了。她怎么能做到对那个邮递员的忘情，或者她仍然恨父亲将她从邮递员身边给绑回来，其实当初我是很赞同姐姐跟那个邮递员私奔的，只要姐姐是真的爱他。

 

四

 

在我父亲来接我回去的那天中午，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因为我没有一点出色的表现。但是医生也来告诉我说我可以回家了。我很高兴，我把那些偷带进来没看完的书都给了小云。小云很羡慕我，但当我走出大门，向她最后一次挥手的时候，她只是轻轻地“呸”了一口。

 

来到家里我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接回来了。大哥马上要结婚，按照祖父母的观念，长孙结婚家里不能缺人，要一家团团圆圆才好。

 

结婚正日这天。我问大哥是不是还跟余思结婚，大哥笑而不答。全家更是没有人搭理我这话。接我回来纯粹是遵从祖父的家训。妈妈像哄三岁的孩子一样对我说“乖！不要乱说话，妈妈给你买好吃的，你要什么衣服妈妈也给你买……”我高声告诉他们大哥真的不能跟余思结婚。全家听了都不说话，最后我在没吃中饭的时候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连余思进门时的鞭炮声我都没有听见。等我醒来的时候，家里已坐满了贺喜的人，个个都穿得道貌岸然，像众星捧月一样簇拥着一袭喜庆的红色新娘装的余思在高谈阔论、杯盏交错的频频敬酒间，真真假假地说一些祝福和夸赞的话。刚刚睡醒的我走到余思面前认真地对她说：“余思你很漂亮，穿上这身衣服更美了，我喜欢你的眼镜和笑，但你不该嫁给我大哥——”我还没有讲完，失魂落魄的妈妈像救火一样来到我面前将我往外拉，一边拉一边满脸堆笑地回头冲着余思讨好说：“应该叫嫂子，应该叫嫂子！”说完还对着余思挤眉弄眼。我当然知道她是什么用意，但我很清楚她不可能永远是我的嫂子，我就回头望着余思说：“你不可能一直是我的嫂子，很快你就会后悔的，我大哥除了长得帅以外一无是处，我知道你的追求是什么。你不是我的嫂子，我只是不想对你的称呼改来改去的，记住我的话吧！”

 

来到院子中，我已能感受到一家人的眼里喷出来的火焰，但是它们并不能烁伤我，特别是父亲，他几次扬起要打我的手都被亲戚和祖母劝住了，如果我在院子里号啕大哭，当然又是一种不吉利。我对他们的愤怒无动于衷，而是在认真地想我到底是怎么突然会那么困，而且一睡就睡了那么长时间，我拼命地回忆，终于想起午饭前喝的那杯水，我记得我当时并没有说口渴，我母亲却递给我一杯水叫我喝，我为了能够得到他们的好感以便信任我所说的话，就咕噜咕噜地喝下去了，现在想起来，那水是从我那位做医生的姐夫手里端过来的，没想到姐夫这么快就与我家人串通一气了，看来我以后得对他多防着点。

 

没过半年，我说余思的话就应验了。在我家的角落里经常可以看到余思呆呆地坐在那儿幽怨地望着远方。我知道她已领教了我大哥的数不清的坏习惯了。我从乡下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以后，只住了一年，我就开始对他们的习惯深恶痛绝，尤其是大哥，他从来不学习，字写得像蚂蚁在爬更像被刚刚打死的臭虫，就连他偶尔包的一两个饺子都像被人打伤了睡在路边一样，与他跟人吵架时的耀武扬威有着天壤之别。总之，如果有什么坏习惯到了我大哥的身上，就再也抛不开甩不掉了，好像他是专门继承人类的坏习惯的。凭着我父亲的职位照顾拥有了一份交通警察的工作，每天戴着大盖帽，穿着一身白色的狗皮，腰间挂着一根不知有没有电源的电警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看着谁不顺眼就把人家从车上拉下来审查一番，吹着灰尘找裂开的蚂蚁缝，随便找个理由就罚人家的款，如果被罚的人态度不好，就极有可能吃一顿拳脚或挨一棍（如果恰巧那天我哥的电警棍有电的话），严重的说不定会被抓起来关几天。他这种工作的优越性常常被他带回家。稍不顺心就会骂骂咧咧的。

 

我父亲也曾经叫大哥没事多看看书，可大哥除了擒拿术那本书，其他的书一拿到手就直打瞌睡。每天除了上班时间就是喝酒时间，我几乎没有看过我大哥不喝酒的时候，记忆比较深刻的也就是在我住院期间和余思一起去看我那一次。每天醉熏熏地回到家里，吹嘘自己的工作，夸耀自己的能耐。然后到醉得说不出话的时候倒头便睡。他很少洗脚，最让人无法想象的是，除了洗澡，他从没洗过生殖器，这是从我父母的一次吵架中听出来的。父亲说我大哥像我的母亲，无知无教养，母亲当然也睚眦必报地数落了父亲的很多缺点。

 

大哥还特别喜欢唱歌，每到饭店喝酒的时候总要卖弄一下自己的喉咙，他唱歌常常变调，而且所有他唱的歌没有一首他能记住歌词，仿佛不记住歌词是他的最大的原则。事实上他除了嗓门高，在卡拉OK的时候盖住别人的声音以外，是没有资格在那种公共场合出现的，简直就是丢人现眼。

 

我想余思肯定无法忍受大哥将臭袜子挂在餐桌一角。这也是大哥的习惯之一。无论你怎么软硬兼施地对他说，他照挂不误。我不知道余思是否能忍受大哥嗅鼻涕的声音，听他自己说是有鼻窦炎，但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医生，每天只是人前人后地“哼哼唧唧”的，每一次哼哼唧唧之后还间插着像要死的人倒气的声音，让人听了浑身不舒服，我在想要么余思的耳朵不敏感，或者能够适应这样的声音，要么大哥在跟余思约会的时候故意憋住不出声，他应该有这样的本事的，他随我妈妈，我妈妈在这方面就非常有经验。

 

有一天我问余思：“大哥强奸你了吗？”余思立刻睁大了眼睛问我怎么会这么问，我说我觉得大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余思并没有回答我，但我知道她一定常常被迫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因为她并不十分信任我，全家人都告诉她不要在乎我的话，但这一次，我明显感到余思开始相信我了，但这种相信仅仅是不再把我当神经病人看，真心话是不会跟我说的，这些我也懒得追问。因为我参加工作了。

 

我的工作又是父亲的权威再一次发挥的作用。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高中都没有毕业，又没有什么专业技能，我一直希望能够开一个个体书店，自己经营，在卖书的同时还可以看书，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神经病，我相信书上的词组和句子对我不会有偏见。但是每次我提出这个要求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我父亲和全家人的七嘴八舌所打断。后来我也就不提了。结果没想到的是父亲竟然将我安排到电视台去上班。我心里很清楚他不是觉得能写一点文章而想发挥我的才华，我上初中时写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表扬，但他看了总是不屑一顾，好像我不是他的女儿，又似乎认为我的老师表扬错了。

 

到电视台以后，我就整天对着一台庞大无比的机器，这台机器占据了整间房间，余下的空间只够侧着身围绕着机器看一圈以及在靠门的地方放一张长凳，我经常想这么大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弄进来的。我的工作就是坐在门边的长凳上全神贯注地盯着机器看，机器的表面有许许多多的显示灯，只要发现哪个灯红了，就打个电话给一个47的电话号码叫人来修。我到那儿一个多月从来没有哪个灯红过，说明这台机器性能非常好，而因此我也就无所事事了。长久地看着那个机器，渐渐地变了形，有时像那个叫什么加索的画，希奇古怪的形状，杂乱无章的色彩，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时又像各种颜色和形状的药丸在空中起起落落，有时干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眼前一片透明，穿过这片透明和机器后面的窗户，我看到了远方的树，那是一棵法国梧桐树，是宋美玲所喜爱的一种树，为此蒋介石在整个南京城的街道上都栽上了这种树。这是我从书上看到的。我跟宋美玲不一样，我不喜欢这种树，我觉得树叶太大，一有风来就搔首弄姿，春天的时候，那些毛毛球像蒲公英一样漫天飞舞，落到人的脖颈里就得脱下上衣耐心地找和掸，否则一天都不得安宁。

 

五

 

有一天，机器的一个灯终于红了一下，我像做了亏心事的人突然找到了一个补救的机会，我赶忙拿起电话准备拨47，这时我已经听到有一叠破碎的脚步声朝我的房间走来，我坚持拨号，刚拨了一个4，已经有三个人站在我的面前说：“不用拨了，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就是来检查维修的。”

 

机器上的灯红过三次以后我就知道我的工作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每次灯一红，没等我打电话，那三个人就准时地到了，所不同的就是有一次是其中两个人，有一次是另外两个人。我感到纳闷，问他们每次为什么都知道得那么及时，他们说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有显示，等他们检修好了机器，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他们的办公室，一看，果然如此。其实，我的工作根本就不需要，或者是不存在，但是我知道，每个月的工资是按时一分不少地发给我的。

 

我去存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见到了离我家附近一个储蓄所的一个男孩子。他带着眼睛，皮肤很白，是那种长期不见阳光只在室内工作的白，我不太喜欢这种白，这有一点不自然。但是他的态度却是那种很有修养和很高业务素质的。戴着一副金边眼睛使他显得特别儒雅，我喜欢上了他。而他或许也误解了我八百度的近视眼睛和白皙的皮肤，以为是什么知识女性，他对我分外的热情。还没话找话地问我在什么单位上班。

 

此后，我每次有一点钱就跑到他那儿存，哪怕是十块钱也去，实在没钱了，就去取钱，再把取出来的钱慢慢往里存，目的只是为了去看看他。但不久我就发现他不再对我热情了，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他一定听谁说了我什么。我再去的时候，他总是让另一个人办理我的业务。甚至有一次，我刚把我的自行车在储蓄所的门前锁好，就听到里面有一个女的小声说那个神经病又来了，等我走到柜台前，那个戴眼镜的男孩正躲避炸弹一样往里面的套间跌跌撞撞地冲去。

 

我的父母不知怎么听说了这事，他们没收了我的存折，而且从那以后再也不让我自己领工资。我又不是喜欢哀求的人，我干脆不要了，反正平时我买什么东西都在母亲的监督下，钱只有花了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时候才是自己的钱，我从来不觉得这些钱是我自己的。于是我就不再去上班。那本身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工作，我跟父亲说如果一定要我上班我就做新闻主持人。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他们都以为我睡着了。我听到我的父亲对我哥哥说起了我的事，他说本来把我安排进去就有很多人反对，只是没有公开说出来而已，现在不上班了没办法说得过去。我哥哥说使劲打就行了。妈妈在一边说如果把我的病打发了就糟了。果然，妈妈第二天早上就来求我了，被人求的感觉真好，难怪中国人千百年来削尖了脑袋往官场扎，当官的人手里有权，有权的人就有人求。看着我母亲像许许多多来我家求我父亲的人一样战战兢兢惟恐说错话地站在我的床前，我的心理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最后我与母亲达成了协议：我去上班，工资让我自己拿，而且怎么花由我自己决定。于是我又开始天天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些绘画、药丸和梧桐树。这样的日子让我想起神经病院的生活，我开始怀念小云，也怀念起歌星、会计和那个写不完情书的情痴，不知道她们现在都怎么样了。有几次我真想坐车过去看看她们。要不是我今生那场唯一的爱情来临，我可能真的就去了。

 

那确实是我今生唯一的爱情，只是很短的时间就夭折了。爱情都是在人们不经意中来敲门，还记得当时我正在午休的白日梦中，徐鹤就打来了电话，这是自从我家装电话以来第一个找我的电话。我虽然还睡得懵懵懂懂的，仍然忍不住睁大了眼睛。原来是我初中时的那个整日沉默寡言的同学当兵回家探亲了，他说他一回来就给我打了电话，心里很害怕找不到我，他问我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没有回答，他又说没有别的意思，他只是想跟我一起坐坐，聊聊天。我非常感动，我长这么大除了那个会编中国结的人，还没有一个像徐鹤这样重视我。

 

我们去了一个公园，我们坐在假山上谈了很久也谈了很多，我越谈越觉得喜欢他，到最后我甚至搞不清是不是爱上了他，因此，我没敢告诉他我住精神病院的事，我怕失去他，准确地说是我怕失去一个愿意跟我谈心的人。回来的路上遇见了几个认识我的人，他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徐鹤，我很清楚他们在想什么，如果不是怕吓着徐鹤，我会故意亲呢地搂着他的胳膊，而现在我只是一笑了之。我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就各分东西了。他的家在乡下，他得赶最后一班车回去。

 

徐鹤走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关于他的事，我迫不及待地期盼再见到他。好不容易等到了我们约好的那一天。这是一个星期天，我为自己盛装打扮了一下，还略施了一点淡妆，一家人都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怪物，只有余思说我化点淡妆更好看。我很感激余思，我听得出她不是挖苦我，她是真心说的。然而，最让我伤心的是徐鹤没有来，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我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抓起电话看一下，仿佛徐鹤就在电话里面。而今天的电话很奇怪，像是被割断了喉管的鸭子，一点叫声都没有，我怀疑这个星期日是希特勒进入犹太人生活区的日子。电话都死一般寂静。有一阵父亲要打电话召集牌友去砌麻将，他刚拿起电话我就尖叫着跑过去夺下了他手中的电话挂好，然后像保护自己的贞操一样保护着电话。父亲今天的心情好像不是很坏，他面不改色地走了，没有再来打电话。直到晚上也没有徐鹤的音讯，我气急败坏地弄乱了早晨精心梳理的长发，洗了早被汗水弄模糊了的淡妆，上床躺着看天花板。

 

家里的人像是为死人叫魂一样地唤我出去吃晚饭，我始终没有理他们。一切都沉静下来的时候，我开始猜测徐鹤的事，我很担心他出了什么意外，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立刻心惊肉跳起来。我全身发抖，不停出汗。一点声息都没有就来到我身边的余思打断了我的思绪。她问我怎么了，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好一阵子，我在她的目光里看到了真诚，于是我告诉了她关于徐鹤的事，我说我已经爱上了徐鹤，我问余思徐鹤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余思说不会的，也许徐鹤是临时有事来不了，耐心地等待，他肯定会有消息的，而且他会向你解释情况的。听余思这么一说，我平静了好多，起床吃了一点饭。全家都像观看大熊猫一样看着我，我视而不见地做完我的事，就上床睡觉了。

 

徐鹤并没有像余思说的那样给我解释，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倒是家里人知道了徐鹤的事，母亲恶狠狠地对我说不要自作主张，那个人是农村的，将来退伍后还得回到农村，绝对不能跟他谈，她还信誓旦旦地说她和父亲会为我选一个好对象。我心里直冒火，等余思走近的时候，我就眼睛直钩钩地瞪着她，她非常明白我为什么用这样的神情看她，等我母亲絮絮叨叨完了以后，余思告诉我说不是她说的，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就相信了她，我本来就觉得她不会这样做，她不是一个长舌妇。她没有空余的时间，她的会计工作本身就忙得够戗，更何况她还在进行业余文学创作，而且写的是诗歌，这也大概是我比较敬佩她也信任她的原因。

 

渐渐地我对徐鹤的等待转变为一种悠悠的思念。在机器前面的时候，我不再看图画和树，而是想象徐鹤，想象他像一只鹤一样飞走的情形。这样的日子在一个早晨被一个女孩打断了：陈蔚，我初中时的一个女同学，毕业后几乎从没有联系过，那天早晨突然就来到了我去上班的路上，我差一点认不出她了。她比原来还要黑，黑得脸上的雀斑都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而且脸上有了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皱纹。她用要报复谁的口气告诉我，徐鹤订婚了，就前一阵来探亲的时候，他父母不许他来找你，听人家说你头脑有毛病，徐鹤不相信，他说打死他都不会相信，不管他跟谁订婚或者结婚他都不会认为你有神经病。听了这样的话我突然感动得想哭，陈蔚看到我欣喜若狂的神情，大失所望，于是她就投来了最后一颗子弹，她说徐鹤就是和她定的婚。我相信了，但我依然很高兴。那一刻，我知道徐鹤就是我今生要爱的人。

 

我一直高兴得想唱歌，终于有一天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唱了起来，结果把我的家人都吓坏了，他们又在讨论我到底又受到了什么刺激，还跟我姐夫商量是否需要送我去精神病院，我没有理睬他们，反正送去了，我还可以跟小云谈谈心，那样也不失为一件快事，于是我静静地等着他们来处置我，结果等了几天没有一点动静。让我很不平静的倒是我收到了徐鹤的来信，他没有解释他怎么没有打电话给我，而是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鼓励我好好工作和学习，最后还引用了但丁的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议论去吧！

 

我真的恋爱了！

 

我没有能像徐鹤鼓励的那样好好学习和工作，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有一天我突然想为他打一件毛衣，于是我去商场买了两斤鲜血一样红的毛线，我听余思说过，男孩子穿红色的毛衣显得精神，我开始跟余思学打毛衣，她编织毛衣时上下飞舞的手，像饥饿的小鸡在啄食地上的米，更像江南的采茶女在采摘龙井嫩叶，我非常羡慕甚至有一点嫉妒。知道余思越多的能力越为她难受，我就对余思说你跟我哥哥离婚吧，她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家里的人看我织的是红色的毛线还以为我知道自己打扮自己了，都很高兴地鼓励我，说什么你本来就没有病，你跟别的女孩一样的聪敏能干，我就大声地告诉他们说我织的是我男朋友的毛衣。全家突然像被哪个仙人点了穴，都没有声音了，特别是妈妈和姐姐两个人脸上突然凝固的笑容像法国喜剧片里面的小丑，我感到特别好笑，然后我忍不住就笑了起来。这时，他们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了。他们开始劝我不要这样，我问他们要怎样，他们就无言以对。然后我依旧织徐鹤的毛衣，终于有一天，我下班回来的时候发现织了半截的毛衣和余下的毛线都不见了。我问谁藏了我的毛线，他们都佯装不知。尤其是我的妈妈，仿佛自己做了一件天衣无缝的好事，抿着嘴强忍住心头的喜悦，让人觉得，她只要不小心张了嘴，笑容和笑声就会喷射着奔流出来。

 

我找不到毛衣就给徐鹤写信，我写了很多页，后来又写了很多封，都寄出去了，但徐鹤却没有给我写很多的回信。有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苦思冥想的时候，陈蔚像鬼一样来到了我家，她问我买的毛线是不是给徐鹤打毛衣了，我说你是福尔摩斯吗，她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毛线就是在我的柜台买的，只不过那天我没有当班。她叫我不要再给徐鹤写信了，她的态度不是很强硬，我说你应该说命令我不要爱徐鹤，但是我爱上他了。陈蔚气得热泪盈眶地走了，边走边说“神经病，真是一个神经病！”

 

六

 

就在我想出了我为什么老是收不到徐鹤的信的时候，我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远房亲戚的孤儿当兵退伍了。他来找我的父亲帮忙找工作，这真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鲜肉馅的饼。他叫黄少柏，长得高大魁梧，跟徐鹤很像，特别是一身戎装的照片，实在是一个帅小伙。他的父母早就离了婚，像电视剧《孽债》里面所唱的：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他自己，好像是多余的。黄少柏来到我家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的父母会动什么心思了，而且我也预感到他逃不出我家了，他将来一定得娶我，但我并不喜欢他。不是因为他不可爱，是我心里在爱着徐鹤，而且，我觉得徐鹤不会像他那样，为了达到目的不吝惜自己的自尊被别人踩在脚底。

 

依靠我父亲和我堂伯父的权势，黄少柏的工作很快就安排好了。他当然对我的父亲感激不尽，以他一个农村出生无依无靠的退伍兵，分配到一个县城的土地管理局工作，放在谁身上都会高兴得不知所措。我以为我的家人会让他和我慢慢培养感情，结果，黄少柏上班不到两个月就开始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他自从退伍以来一直吃住我家，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就打电话到我家跟我的父亲商量，我父亲一口回绝了，理由是黄少柏已经定过亲了。

 

我不知道我父亲在背后是怎么暗示我妈妈和姐姐的，总之，接下来我们全家都对黄少柏展开了猛烈攻势。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的姐姐，她竟然代替我跟黄少柏谈起了恋爱。她可能觉得我神经兮兮的跟黄少柏谈就会漏馅。只见他们出双入对的，俨然一对甜蜜无比的情侣，这些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去折腾吧。让我忍无可忍的是有一天我竟然看到我姐姐以给黄少柏护肤为名，在她的美容床上与黄少柏揉捏亲吻起来。我知道我姐姐的美容门市是怎么回事，她压根就不会。她刚从乡下调到城里的时候在一家公司上班，公司的经理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所以明知我姐姐不能做什么，还是接纳了。我姐姐最大的特点是跟我妈妈一样每到一个地方都口若悬河地唠叨个没完，但是如果你认真听的话，又搞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公司办公室主任看她能说，就分配她去做计划生育干事，结果到她开展工作的时候，她却一句话说不出了。后来公司换了经理，我姐姐就被“稍息”了。她一怒之下就开起了美容店。

 

刚开的时候我就问过她怎样骗得过顾客，她说她买很贵的特效的美容品，比如美白的，换肤的，只要用这个化妆品，随便怎么帮她按摩几下都会有效果，而且效果非常明显，但是用了以后就会一直依赖这种化妆品，否则她的皮肤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甚至还不如原来，我问她什么时候聪敏到能够骗人的，她说当初去省城的美容学校学习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如今她刚开业还没有找到冤大头，就把这变成勾引黄少柏的手段。

 

当我终于有一天发现我姐姐和黄少柏两个人都像涂错了胭脂似地红着脸从一间房子里被我惊动出来时，我简直恶心得想吐，我终于明白小云为什么那样喜欢吐了。我决定找我姐姐谈谈，我问她黄少柏最后到底跟谁结婚，她说当然是跟我，我说既然这样，请你离他远一点，我自己会谈恋爱，于是我开始主动接近黄少柏，我经常买一点小礼物送给他，吃饭的时候我总是有意地和他坐在一起。他也许有深深的报恩之心，也许觉得根本就逃不出我父亲的魔掌，或者乐于背靠我父亲这棵在他眼里是枝繁叶茂实质已行将枯朽的大树，而我更多地觉得他是认命了。他也默许了跟我的情侣关系。他还跟我发生了性关系，是在我的主动要求下，并不是我多么需要性，而是我无法忍受我的姐姐代替我，我从来都对她不屑一顾的。然而这并没有让我的姐姐收敛，在我又一次发现她去黄少柏的单位找黄少柏时，我与她在路上撕扯了起来，我的脸被她抓得出血了，而她的头发也被我揪下来一撮。回到家以后，我要去找在乡下医院上班的姐夫回来管管他的老婆，最好跟她离婚。我被我母亲拦住了，我无奈地走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只听楼上传来了我姐姐一声凄惨的叫声，紧接着是我二哥断喝她不许哭的声音。我本来应该很解恨的，突然间心里却布满了忧伤。

 

二哥那煞有介事的声音让我很厌恶，此刻他一定以为自己是威严的法官了，其实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了解，高中没有毕业就在一年暑假无证驾驶摩托车摔断了一条腿，除了在省城医院做了三次手术住了半年的院，在家躺了一年零九个月，在他还拄着双拐走路的时候，他像是战场上归来的特级战斗英雄，他到哪儿，全家都得笑脸相迎，仿佛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他摔伤了腿换来的。稍有怠慢便会惹得他疯狗一样地哭闹一场，后果往往是碎了一地的碗、盘子，以及所有的玻璃窗户都通了风，最严重的一次是把专门给他一人享用的电视机显示屏给捅了个洞。每当看到这种场面的时候，我的父母总是在一个角落里唉声叹气，而我却像看武侠片一样看得津津有味，有时也为他喝彩和叫好。每每惹得父亲再一次说起那句说过无数次的“一辈没好妻，三辈没好子”。

 

在二哥呆在家里的那一年零九个月里，我家共以批发价买了二百五十七个碗和九十四个盘子，窗户上换了六次玻璃，还算幸运的是，电视机只修了一次，因为，电视机送修的时候，他看电视极不方便。这也为家人省却了好多麻烦。二哥的腿能正常走路以后，虽然两条腿相差了两厘米，但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这下他比任何人都翻腾得厉害。一下到了北京，一下又到了深圳，当然用的都是我父母的钱，说是去做生意，就是没有看他赚过钱回来，倒是他的行头是一次比一次时髦。而且在当地几乎看不到手机的时候，他已经配上了一个很漂亮的摩托罗拉，只是，我的大哥常常嘲笑他是“手拿大哥大，满街找电话。”有一次，二哥又说要去福建沿海考察一下，那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临走的时候，到父亲的房间去拿钱，父亲可能已被二哥花到了血本，所以没有立刻给他，而是要与他好好谈谈，结果，二哥离开房间来到露天的院子，在地上打起滚来。我家的院子的地平全是用水泥铺的，要是下大雨会被冲得干干净净，毛毛雨的时候灰尘就被洒成了稀稀的泥浆，二哥滚了一圈下来，洁白的雅戈尔衬衫瞬间成了迷彩服，站在门上的我笑得前仰后合，而当看到父亲乖乖地将钱送到二哥的手里，我更是笑得抱着肚子痛不欲生。

 

折腾了一段时间后，二哥又说要去读书。他到省城的一所大学去上了研究生班。那是一些公司老板或党政机关领导为了证明自己学过研究生的课程而积极参加的学习班，当然他们不会来上课的，因为这些也基本不用考试，需要考试的课程也是开卷考试，领导可以自己抄，如果要开会也可以请人代抄。这个学习班既没有学位也没有文凭，只是一纸学习证明，这恰恰是领导们所需要的，只是要交很多钱。但是最后，领导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学校又创了收，一举两得，何乐不为。但这些对于我二哥来说就太不划算了，人家领导没花一分自己的钱，而他的却都是我父母的血汗。第二学期二哥可能幡然醒悟了，就没再交费，不过毕竟他在省城的那家大学上过课，而那家大学的管理系的某一个办公室里毕竟有过他的名字，这足够让他在家乡的小县城招摇撞骗了。我唯一佩服的就是二哥的嘴皮功夫，一天到晚不学无术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哄得一个文静又善良而且是一个大专毕业的女孩上了钩。把那个女孩带回家的那一天，距他跟家里打赌的日期还差一个星期。女孩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一看就知道她永远就做我的二嫂了，虽然我知道可能是我二哥所谓的研究生毕业的招牌蒙了她，但我知道即使将来她知道了真相也不会离开我二哥，她是那种比较窝囊的女孩。果不其然，她很快就嫁给了我二哥，婚后知道我二哥的底细后，只偷偷地哭了一场，就嫁狗随狗了。我更佩服我二哥的是，就因为我爸爸的同学——广播电视局局长没有安排他的工作，竟然被他告到了监狱，当然这更多的是得力于我的父亲。

 

七

 

我终于结婚了。黄少柏被迫娶了我，虽然他在发现我不是处女的时候就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而且渐渐流露出不想娶我的意思。有一天我两个哥哥和我的父母都坐下来，郑重其事地找他谈话，他们是关起门来谈的，但我可以想象到我的两个哥哥会怎么威胁他，我的母亲会拿我已经怀孕的谎言来逼他就范。谈过话不到一个月，我们就举行了婚礼。

结婚的那天我母亲特地给了黄少柏一块虎头玉，说是辟邪的，他们对黄少柏一直都是说我的身上曾有狐狸精上身，有玉逼着就不会发作。在坐上花车和黄少柏一起去到我父母为我们租来并布置好的新房去的时候，我的心中非常想念徐鹤。但我又觉得黄少柏挺可怜的，所以还是决定对黄少柏好一点。尽为妻之道吧。

 

但是，黄少柏可没有把我当一个正常人看。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谁都不愿意爱护一个强卖硬塞的商品。但他又不能公开虐待我，所以每日只默不作声，饭也不在家里吃，能在单位混就尽量在单位混，我还是照旧回我母亲那儿吃饭，因为我压根就不会做饭。我每天清闲得要命，自从我结了婚就不再上班了，让我觉得我以前的工作只是为了能够嫁出去。我父亲为我办了残疾证明，理由是我在精神病医院住院的那段经历。从此我可以在失业如此惨烈的社会现实下光拿工资不上班，我没有对我父亲存什么感激之情，只是不停地感叹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我结婚的当天余思正好生孩子，所以她没有当场，我想她如果在我一定会跟她说说心里话的。婚后无所事事我就经常去看余思和她的孩子，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孩子我就断定他不是我哥哥生的。不仅是因为他既不像余思也不像我大哥，而是从余思怀孕时起我就分析出不是我哥哥的。余思曾经说过她永远都不要孩子，怀孕几次都做人工流产了，而自从那次去外地学习了半年回来以后，她人突然变得开朗多了，而且居然手中经常捧着育儿大全或孕妇须知，而不是什么泰戈尔诗选或惠特曼的《草叶集》了。我心里暗暗为她感到高兴，同时也为她感到担心。那个时候的余思除了每天繁忙的工作，整个心思就沉浸在对儿子的期待中，但是她的眼睛里的忧郁丝毫没有减少，我觉得反而加深了，我又劝她离婚，她说我大哥说了，如果余思跟他离婚，他就将余思和孩子一起剁成肉酱。我一点都不怀疑我大哥会做出这种事情来，所以我也爱莫能助，我说你当初真的不该嫁给我大哥，我都跟你说过。余思哭了，她说她当初谈了一个男朋友是外地人，她的父亲不想让她到外地生活，余思是她父亲最宠爱的一个孩子，而余思也是非常孝顺的一个女儿，她耐不住父母的苦苦劝说和哀求，就顺从了他的父亲，嫁了他父亲的好友——我父亲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我对泪流满面的余思说，你并不爱我的大哥，如今却爱上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余思一听，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脸一下子就煞白，她什么都没有说。我又对她说你不必害怕，我不会说出去的，因为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如果你跟我哥哥生了孩子，你的下半生会更凄惨，这样你至少会有一个好儿子，你有寄托了。

 

后来我还从余思的枕头下面看到了一个从一所大学博士站寄给她的信封，我想这大概就是孩子的父亲了。后来有一次我在隔壁，粗心的余思以为没人就打起了长途电话，我估计对方是在催促她离婚，只听余思无奈地哭着说不知道怎么办，说怕离婚时自己和孩子的生命都没有保障，然后还说起了孩子的名字就叫深深。等她通完电话出去以后，我按了重拨键，电话那头是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他喂了一声，我就问你是博士吗，对方说是啊，你是谁。我就急忙将电话挂了。

 

因为我哥哥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人，虽然他并不知道深深不是自己的孩子，因此余思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女人，她除了工作还要担负起所有带孩子的事，她没有要我的母亲为她带，我想没有哪一个女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我的母亲的，她不仅几十年如一日地做着夹生的饭，而且还会把婴儿的围嘴和尿布放在一起洗。我姐姐就是因为发现这一点而一气之下将孩子带回乡下的婆家的。不过我想余思不把孩子给别人带的原因更是她将来能够离开的一天不觉得有任何拖欠。

 

谁也无法想象余思受了多少的委屈，日子就这样摇摇晃晃地过着，深深已经三岁了，绝顶的聪明，这肯定遗传她的父亲，当然就是完全遗传余思也不会笨，只要不是我大哥的孩子就无疑可爱。这期间余思一直生活在她父母的家里，我大哥反正每天有酒喝，也不闻不问地乐在其中。我每次去余思的父母家里去看余思和她的孩子的时候，余思总是在看一些专科升本科的复习资料，我知道，余思已在努力发奋脱离我哥哥，也脱离这个县城了，我为她感到高兴，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悄悄地同余思分享这个秘密。

 

八

 

除了分享余思的这个秘密，我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乐趣。黄少柏依旧每日当作我不存在，有时候喝多了酒回来就用手撑我的嘴，那种疼痛有好几次我都以为我的嘴唇被撕裂了，后来照了镜子才放了心。他每次一边撑我的嘴一边说你的嘴唇怎么长得这么厚，还说我用怀孕骗他，其实我根本就怀不了孕。他说你就是不怀孕我也会娶你的，我不娶你娶谁呢。当他感到手累的时候就停下来问你为什么从来不哭，也从不见你笑？我从没有辩解，也绝不哭，我知道自己会对什么样的人或事才会笑和哭，但对黄少柏我笑不起来，也哭不出来。

 

由于我几乎不跟他做爱，所以我一直没有怀孕。我的妈妈和姐姐都很着急，但我的姐姐自从那次被我二哥打了耳膜穿孔后，就再也不敢跟我争黄少柏了，也不敢再过问我和黄少柏的事。妈妈的嘴像被什么利器割破了一样，从早到晚那些废话就不断地往外流。无非希望我早点生个孩子，能够稳住黄少柏的心。我趁机要回了被妈妈收了好长时间的打了一半的毛衣，我说我会很快有个孩子，好让她们放心。要回了毛衣和毛线，我又开始天天打毛衣，当然我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拉着黄少柏跟我做爱，不断地做，直到我发现自己不再来例假为止。

 

黄少柏知道我怀孕以后并没有像其他的男人那么激动，倒是我的父母像顷刻间处在了一九四九年十月的第一天。我知道他们从此不会在背后诅咒我让汽车轧死了。

 

就在我全家都在分享我怀孕给他们带来的宽慰的时候，我堂伯父死了，肝炎腹水，死得很突然，医院刚为他查出病的名称，他就一命呜呼了，死的时候像一条好多天没吃东西而摊倒的狗。那几天我父亲如丧考媲。我知道堂伯父才是我家真正的顶梁柱，他这一死，父亲心里的那栋楼房顷刻间坍塌了。等堂伯父的丧事办完以后我父亲像一下子老了十岁，而且老年痴呆般地常常呆坐在一个地方，比罗丹的思想者还要稳固、沉寂。与教我大哥怎么对付提出离婚的余思时的精气神有天壤之别，简直判若两人。余思通过大半年的刻苦学习，终于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名牌大学深造去了。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余思跟我大哥谈了，大哥坚决不让去，而且威胁说如果余思上大学他就天天到学校去闹。余思没有跟他多说，反正大学是上定了，而且准备将深深带到省城去上幼儿园。大哥这时才终于醒了酒似地感到眼前的这个自己一直没当回事的气质高雅的女人并不害怕他的威胁，下定决心要远离他了，他一时还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撕了余思的很多照片和几本世界名著，又砸了家里的几个碗，并且说不许把深深带走，余思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到了晚上余思又跟我父亲说了，父亲一听立刻像一个军事家的军事阴谋被人识破一样，深不可测地笑了笑，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余思离开后，我父亲说余思的上学肯定是有人在帮她策划，她将一步一步地甩掉大哥，决不能让她得逞。

 

第二天，大哥就把他家里的锁给换了，他首先要让余思什么也拿不走，然后以我的祖父母要看深深为名将深深带出来并收藏了起来。我知道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计谋，等到余思来带深深的时候，深深早已不知去向。余思痛不欲生，她恳求我大哥将孩子带出来，这时的大哥简直就成了老佛爷，端坐于沙发上连眼皮都不抬。而我的父亲则装腔作势地说：“敏希，别这样，这叫什么事，上大学是一件好事嘛！”到最后，余思伤心欲绝地离开了我的父母家。后来，余思的父母以及我父母的诸多好友都一再地来调说，我的大哥和父亲就玩起了游击战术，大哥在的时候就说是我父亲的事，父亲在的时候就说是我大哥的事，我一直没弄清楚的是，他们怎么就能配合得那么默契，从不会让来调解的人同时找到两个人。

 

这样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法院的传票在一天早上送到了我大哥的手里。开庭的时候，余思说要么马上离婚，要么把孩子带出来让她见，然而我大哥既不同意离婚，也不把孩子带出来。审判员问他到底要怎么样，他就来个无可奉告，一句话不说。这样只能等到下次开庭再说。

 

按照法律的规定，下一次开庭要在半年之后。只过了一个月，余思就开学了。我那天是去医院作产前例行检查时碰巧遇上背着行李去车站的余思的。余思瘦得吓人，显得很憔悴，一副心力交疲的样子。我相信对深深的思念足以击垮她，她还能坚持去上学这是一个奇迹，我很同情也很敬佩。我说余思我真的不知道深深被收到哪儿去了。余思苦笑了一声，然后嘴角流出一句“我会得到深深的！”然后就转身走了。我冲着她的背影疯狂地喊道：“深深是你的孩子，没有人能改变！”

 

我分娩的那一天，我的全家人都来了，像是欢迎一位国家元首，只是人显得少了点。我并不搭理他们，我很恶心他们在我面前的自作聪明。当孩子拳打脚踢地从我的子宫中出来后，黄少柏便没有再说话，我没问就知道，肯定是一个女孩，用我妈妈的话说是丫头。我说给她取名叫强健，黄少柏说听上去像强奸，绝对不能用，于是我的高知父亲给了她一个名字叫“宇文”，于是，宇文正式来到了这个世界。

 

九

 

余思和大哥被判决离婚的那一天，我特别的高兴，我为余思松了一口气，虽然深深还被我父亲收藏在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我无法弄清楚父亲是怎么想的，他和大哥都知道了深深不是他们褚家的孩子，我在一次与他们的争吵中说了出来，他们不相信我的话，但却提醒了他们带着深深去验了血，深深的血是A型，而大哥和余思的血都是O型，按照姐夫的分析，两个O型血的人怎么都不可能生出A型血的人，我是为了让他们放出小深深，让他早日回到他的妈妈余思的怀抱。他们也相信了，但他们依旧是死死地抓住孩子不放。我觉得他们报复得也已经够绝了，余思丝毫没有回应，她只是希望得到自己的孩子，她舍弃了一切，包括被大哥收起来的图书，她也没有要求法院讨还。这期间，我大哥还去闹了余思的父母，到余思在大学的宿舍抢了余思的一切，本来余思住的是女生宿舍，男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但是在小巧使坏方面无比聪明的大哥只花了一点钱就收买了看门的阿姨，余思一无所有了，报告给学校保卫处，因是家庭纠纷就不了了之，只是那个阿姨被处分了一次。抢了余思所有钱物的大哥又到余思的系领导那儿去诽谤了余思几次，据说正是系领导接触了我大哥，他们才专门准了余思的假，让她想尽一切办法把婚离掉，并且责问余思怎么会嫁给这样一个人的。我当时听到这些的时候，我真是大叹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余思还是被大哥和我父亲的恐吓吓住了。因为大哥同意离婚的条件就是余思不要孩子，否则就将深深纹身、贩卖或砍杀。余思曾向公安机关妇联等单位投诉，可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家都不懂只有我和余思知道的那个秘密，而即使相信也没有人能奈何，因为这样的无赖多了去了。我知道余思的秘密如果有一天让人知道了，没有人会同情她，除了我，但我认为深深将来会庆幸自己不是收藏他的那个人所生。

 

离婚后的余思轻松了很多，除了谈起深深还会流泪，其它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新，高雅，满身散发出诱人的艺术气息，与嫁给我大哥的时候比，否泰如天地。我是在她即将毕业的那个五一节见到她的。我对她说我很抱歉我说了深深的身世，余思微笑着打断了我。她说我不说她也会说的，她想让时间证明到底谁是无耻的人。我问她与那个博士怎么样了，她说那个博士去国外攻读博士后了。

 

十

 

在我女儿宇文三岁的时候我亲手掐死了她。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我不想再让人家天天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她，好象她是一个怪物，她每说一句话就以为她在胡说八道。就连黄少柏也常常抱着她问我姐夫：“你好好看看，她到底有没有神经病，听说母亲神经病的遗传率是百分之四十六……”

 

宇文死了以后，我无比的轻松，法院并没有人来追究我，因为神经病人不负刑事责任，只是我的父母又恢复了对我的诅咒，他们现在希望我被法律的子弹射死。

 

我还是一如继往地数着日子，所不同的是我没有再看到以前人们打量我的目光，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开始躲着我，像躲避魔鬼和瘟疫，只要远远地看到我的身影，他们就会立刻关门闭户，或者跑到一个自认为是安全的地方，等我过去了再回归原位。他们不再叫我神经病，而是改称疯子。我已不在乎别人怎么称呼我，我的心早已随着宇文而去。等我写完了这些字，并且等我确定有人相信我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走过，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做第二件事：结束自己，我已准备好了工具，但我不会伤害别人，一辈子不伤害一个人，我知道上帝会相信我的。我到天堂与我的女儿相依为命。这也算是我为黄少柏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婚姻法》规定：必须有婚前不知道对方患神经病的证据方能离婚。

我只能做这些了。

2002年5月19日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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