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与恐怖主义

现代历史上的激进的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很难摆脱与恐怖主义的干系。乌托邦描绘得越美妙，就越可能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这种幻想。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著名恐怖分子列夫·哈特曼（Ｌｅｖ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曾企图炸毁沙皇乘坐的列车，失败后逃亡伦敦，得到当时寓居伦敦的马克思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哈特曼行刺未遂的“革命行动”后来由列宁完成了：他亲自下令杀害了沙皇一家大大小小，由此揭开了俄国历史上最为恐怖的一幕。

俄国革命孕育了恐怖主义，同时也催生了反恐怖主义的世界文学。帕斯捷尔那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均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反恐怖主义的特点。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诺奖演说中，更为旗帜鲜明谴责恐怖主义：“暴行愈来愈不受历代沿袭的规范所制约，它肆无忌惮，以胜利者的姿态横行于世界，根本无视暴力必将导致灭亡这一历史真理。甚至它所鼓吹的强权思想也得到普遍承认。整个世界都发疯了。在这疯狂的世界中，正义无法生存，暴力才是正道。陀斯托耶夫斯基笔下的‘着魔者’，在上个世纪还是寥寥可数，如今竟成为整个世界的共同梦魇。最近接二连三的劫机、绑架、爆炸等事件无一不显示出它们决心动摇和毁灭人类文明。”这番演说三十多年后，美国果然又遭到恐怖主义分子的疯狂攻击。

当年，萨特、加缪等西方左翼作家，虽然同情和支持革命，却也察觉了革命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忠告。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１９４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剧情节将共产党内部的政治谋杀与情杀纠缠在一起，虚构在德寇占领下的一个东欧国家，剧中的一位共产党领导干部认为，共产党要想夺取政权，就得不择手段，他甚至毫不讳言自己有一双伸进血污中的肮脏的手。这种政治路线，与莫斯科苏共的指示不谋而合。加缪的剧作《正义的谋杀者》（１９４９），剧情发生在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期间，剧中革命组织的恐怖分子决定暗杀一位大公爵，到了行动那天，负责扔炸弹的卡里叶夫发现公爵的马车内还有两个孩子，恻隐之心使他未能按计划进行。这次失败导致革命者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或认为恐怖主义没有限制，为了俄国的明天可以牺牲一切，或认为谋杀暴君时应当有所节制，最后达成协议：革命无权杀害无辜的儿童。在第二次暗杀中，卡里叶夫得手杀了大公爵，他自己也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作为死难者的家属的大公爵夫人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亲自出面要求赦免凶手，但卡里叶夫仍然选择死亡以承当责任。加缪在他的政论《反叛的个人》（１９５１）中，更鲜明地从人文主义立场，抨击斯大林恐怖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恐怖主义，从而把谋杀正统化合法化了。

⊙ 达里欧·福嘲讽“红色旅”

斯大林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毛泽东主义，传播和培育了恐怖主义，在今天已经是共识。１９６８年在美国的伯克利、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等地兴起的左翼学生运动，就是一场沾染了恐怖色彩的运动。以意大利为例，共产党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发动并利用学生运动，狂热的学生占领了重点大学，结成战斗组织，意大利诗人蒙泰莱（１９７５年诺奖得主）的作品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批评家马特奥里（Ｌｏｒｅｎｚｏ Ｍａｔｔｅｏｌｉ）在《蒙泰莱的生平和作品》一文中写道：“那些抗拒贴上反动分子标签的教授，被扣压作为人质并且被戴枷示众（像在中国一样）……任何想以特殊有效的方式来教学的人，都会遭到意识形态的陶醉者的一顿棍棒痛打。无论精英观念还是选举观念都被斥为法西斯主义。愚蠢的粗俗赢得胜利：这与愚蠢的制度是相一致的。１９７３年在里米尼大会上，学生运动分裂了：一部分选择走秘密道路继续‘革命’，这一点清楚地表现于他们反对现存制度的武装斗争的企图中。这些事件的发展为随之而来的可怕的恐怖主义年代开了先河……。”

七十年代意大利左派的“红色旅”的恐怖活动日益威胁社会，在意大利戏剧家达里欧·福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他的喜剧《喇叭和草莓》（１９８１），涉及基督教民主党的前首相阿尔多·马罗在１９７８年被“红色旅”绑架一案。意大利政府与“红色旅”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交涉，但恐怖分子仍然私设公堂审判马罗，然后残酷地枪杀了他，把尸体扔在罗马市中心。意共最后不得不宣布“红色旅”不再是他们的“同志”。达里欧·福于１９７０年创作的两部喜剧《敲门，敲门——谁在这儿？警察》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题材均为恐怖分子在米兰闹市区扔放炸弹，造成数十人伤亡，对意大利警匪一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但是福氏遗憾地发现：“我当时简直是在对聋子说话，原因很简单：我的观众既忽视了这个案件本身，也忽视了发生在五年前、十年前的暴力和恐怖活动……这不仅仅是意大利的问题，同样的事件到处发生。”法西斯分子曾威胁福氏夫妻，１９７３年春天福的妻子拉米被法西斯匪徒从家里绑架出去，被残酷殴打，无权无势的福氏求告无门，几天后匪徒驾车到市中心将拉米从车子里扔出来时，她还在流血不止，经抢救才得以脱险，这次绑架竟然从来没有得到法律追究。

⊙ 伊斯兰反恐怖主义作家

１９９７年达里欧·福荣获诺奖，他在瑞典文学院又一次谈到，他们夫妻曾经访问若干大学校园，总是惊异地发现，青年学生很容易被大众媒体的消费文化所吸引，对恐怖活动一无所知；他们还告诉听众：土耳其的三十七位杰出的库尔德民主派知识分子，在安纳托利亚镇集会纪念中世纪的一位喜剧家时，竟然在旅馆内全部被诱捕、活埋，凶手是一群受到政府保护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随着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日益发展的现代恐怖组织，以阿拉伯世界最为庞大、严密。在海湾战争之后的所谓“泛阿拉伯时代”，多国恐怖分子成立的“反美反犹国际阵线”，以及由次派生的“伊斯兰圣战解放军”、“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隐匿在阿富汗的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奉行的大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然而，伊斯兰文明也孕育了一位杰出的反恐怖主义作家，阿拉伯世界唯一的诺奖得主（１９８８年）、埃及作家马尔福兹。早在小说《胡同里的孩子们》（１９５９）中，马尔福兹就开始提倡多元文化、宗教宽容。这部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亵渎”真主的小说，曾经长期遭到查禁。

马尔福兹认为，不少阿拉伯人或至少是埃及人，对外国人一概抱有敌意是没有道理的，埃及的“真正的历史的敌人，是贫困、无知、疾病和专制”。伊斯兰实际上并非铁板一块，有左、中、右三翼，中庸的伊斯兰教对一切文化均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马尔福兹所信奉的就是中庸的伊斯兰，并且在此基础上继承埃及法老文明的精华，吸取基督教文明的博爱精神。马尔福兹经常通过文学讽喻来曲折表达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在小说《尼罗河上的聒噪》（１９６６）中，恐怖的阴影笼罩在一群知识分子的受创伤的心灵里，他们怕死，怕被暗杀，怕关进集中营，马尔福兹以非理性的荒诞手法描绘出他们的消极心态。

马尔福兹的小说刺痛了原教旨主义，１９８９年发生印度裔英籍作家卢什迪《魔鬼诗篇》事件后，一名恐怖分子扬言说，“假如我们早就杀了马尔福兹，卢什迪就不会出现了。”埃及的伊斯兰教主拉曼（ Ｏｍａｒ 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曾缺席“审判”判处马尔福兹死刑。拉曼还在纽约到处煽动恐怖主义，结果是他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还在美国堪萨斯州一所监狱服刑。１９９４年恐怖分子终于决定执行拉曼对马尔福兹的判决，向八十三岁高龄的马尔福兹下手，结果重创这位伟大作家执笔的右手。由于以色列的出版家有意与马尔福兹签约，将他的作
品译为希伯莱文，以致九十高龄的马尔福兹仍然受到埃及作家协会的恐怖威胁。与此同时，埃及另一位戏剧家萨勒姆（Ａｌｉ Ｓａｌｅｍ）的作品也受到原教旨主义的查禁，马尔福兹为此提出了强烈抗议。

⊙ 以美拯救世界

一首诗或一部小说从来没有阻止过一次劫机或一次绑架。但是，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斯托耶夫斯基却语出惊人：“世界将由美拯救”。

在题为《为人类而艺术》的诺奖演说中，索尔仁尼琴谈到，他曾充满怀疑地苦苦思索陀氏这句话的含义而不得其解。后来，索氏终于若有所悟：“真正的艺术品均含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有说服力的真理，它能使最顽固的心灵折服。……显然，文学艺术是能够拯救世界的。”在文学领域，具有人文精神的作家，早就把反恐怖主义作为捍卫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神圣使命，以文学形式谴责伤害无辜的恐怖暴力，呼吁政治和解和宗教宽容。今天，文学中的这种反恐怖主义的传统，并没有淹没在消费文化之中，而是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光亮温暖世人，烛照世人。人类要想找到安居的家园和心灵的宁静，需要一场文化全球化运动，既要倡导国际范围内的公平竞争，也要共同承当反恐怖主义的道义责任。